价值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二)价值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方法论方面的自觉，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是不太可能的。这几年价值论研究表面看相对沉寂，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平静中的深化”，其中对方法论方面的思考反思就是深化的表现，也是深化价值论研究的重要环节。

在当代中国的价值论研究中，从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出发，立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来规定价值，是一种主导性的方法论倾向。但近来受到一些非议和指斥。比较重要的意见有这么几种:

一是认为主客体关系范式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导研究范式，这种主客二分的方法已经过时，应该利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资源，超越这种研究范式，比如现象学开启的本质直观的方法，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的方法，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和交往理论，来深化价值论研究。还有人指出，将价值只限于主体性的属人现象，是主客体思维方式的局限，应该利用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方法，将之与系统发展和熵联系起来，看作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之间的现象，任何有助于系统发展的都是有价值的。

二是认为从人的需要来界定价值，走的是一条实证的经验的路向，必然具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也避免不了价值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起不到批判、超越和提升人格、提升人生境界的作用，甚至迎合了现实中国社会中的物质消费主义和唯我论倾向。唯有将价值本体化，寻找到一种绝对性价值，一种供人崇敬和信仰的、规定其他价值的价值，不仅是作为人生的意义的支柱，而且是存在的意义的来源，才能克服价值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弊病。

三是指斥现行的价值论研究，始终在规范理论模式和元理论研究模式、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徘徊折中，一方面想阐明价值现象的本真的多元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想调解这种多元对立试图寻找一种普遍而客观的价值秩序;一方面强调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多元的主体性之上确立一种具有统一的客观真理意义的规范。这种徘徊折中使得理论缺乏应有的彻底性和说服力，甚至导致内在的矛盾。

这些方法论方面的批评意见，无论是单纯的批判和指斥，还是已然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法，对于我们达到方法论层面的自觉，进一步深化价值论研究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我认为，单纯从主客体关系角度来理解和规定价值，确实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当然直接地受制于人的对象性关系或主客体关系，同样也受制于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包括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体生命存在与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与社会文化密切联系着的现象。但若是认为价值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是具有客观性的现象，恐怕就将价值概念泛化为一种无所不包但又什么都不能说明的东西。简单地说主客体关系模式已经过时，西方现当代哲学已经超越了主客体关系的模式，似乎也不能这么说。西方现当代思想家批评的主客体关系模式，是近代西方哲学中形成的特定的主客体关系模式，是那种理性主义、知性思维的主客体关系模式，他们说“主体死了”、“人死了”，是讲近代哲学所理解所规定的那种“主体”、所理解所意指的那种“人”被解构、被消解了。这是有着特定的语境的。而在我们的理解和话语背景中，实践和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主体和客体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基本结构要素，只要人存在着，这种基本结构就存在着，这是任何人任何理论都无法消解的，也是任何哲学所无法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原本就包含了生产实践、交往实践、生活实践或生存实践等多种形式，是一个具有很大的理论弹性和解释空间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客体理论也不同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体理论，恰恰是在扬弃了西方近代哲学抽象的、片面的、机械的主客体理论才形成的。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哲学界主要是局限于认识论范围理解实践和主客体范畴，带有较浓厚的近代哲学的特征的话，那么经过这十多年来哲学工作者的努力，对实践和主客体关系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那时的水平，以实践为基础以主客体关系为轴心的哲学理论也仍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当然我们也需要借助于主体间理论、文化学和人学研究的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主客体关系和实践范畴的理解，从而获得对价值现象的更合理的解释。无视这些年来的理论进展，盲目跟从西方现当代哲学而又忽视其特定的语境，轻言超越主客体关系模式，我看不是一种合理的策略选择。

重视和强调人的需要，突出需要在人的生活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立足需要把价值理解为一种主体性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对于克服以往哲学抽象地看待人、看待主体、看待社会活动、看待实践、看待价值的弊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说不足，我看是对人的需要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对需要的结构、对需要的存在论意义和超越性意义还研究得不够，对需要与人的本性的复杂关系还揭示得不够深刻，而并不是什么过于实证性和经验论的问题。正因为对需要理解得不够深刻全面，许多人才经验性、直观性地把需要仅仅当作物质需要，多从物质需要、当下的直接的需要方面理解价值，形成一些片面性的看法。实际上，无论是人的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无论个人的需要还是社会需要，都是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统一，都包含了强烈的超越性在内。需要总意味着对当下存在状况、存在样式的不满足，总意味着要超越当下存在的有限性。追求理想，追求绝对，追求永恒，追求崇高，说到底仍然是根源于人的本性的一种精神需要和冲动，理想之所以有价值，崇高之所以有意义，说到底也还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和提升精神境界的需要。离开了人的需要，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但也不能因为追求绝对是人的一种来自本性的需要，就认为哲学必须先验地确立一种绝对性价值，作为全部价值的基础和根源，作为人们信仰的对象，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样理解，就又陷入了传统本体论思维和近代理性主义的泥沼，肯定是不会有出路的。哲学的任务并不是提供这么一种绝对性价值，而是在搞清楚绝对和相对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防止人们把相对确定的东西绝对化。在认识问题上是如此，在价值问题上也是如此。

西方现当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反对思辨哲学远离人的现实生存境况而构建一种绝对的逻辑自足的体系。这种思辨哲学在现实形态上也表现为书斋哲学，是哲学家们坐在书斋里构想出来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最多也只是哲学家之间的智力游戏，是以解决或解释既有的哲学解释体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反对思辨哲学提倡实践哲学的。马克思说得好:“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不仅如此，他要求哲学要走出书斋，成为一种方法论智慧，成为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拒斥传统形而上学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旨趣相一致。但西方现当代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思辨性，其主流话语仍然是相当思辨、相当书斋化的，他们许多人并不希求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一些人更在乎像艺术家那样表现自我体验的深刻性和文化理解的深度，创造出一些新奇甚至离奇的概念和名词，提出一些非常极端的观点。其中固然也有一些很深刻的观点和思想，但其偏颇性和片面性也是很明显的。

中国的价值论研究，中国的哲学研究当然需要与西方哲学对话，需要借鉴别人的成果为我所用，需要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审慎的辨析，对他们的批判作出积极的回应。但这种对话须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对话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自己的主体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式、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为解决当代人类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这种基本立场是不能放弃的。现在我们一些研究者，先是预设了西方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就是学科最前沿的问题，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最科学的方法，他们使用的话语就是最学术最规范的话语，未对话自己就先矮了半截，先把自己的主体性给“消解”了，以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为权威，以能引证西方人的语录、会使用西方人的话语为深刻，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这种学风近年来在学术界有蔓延的趋势，是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