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风险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乌尔里希·贝克就把当代生活比作是“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也就是说，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代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造就了社会风险对社会整体的统治。他在《风险社会》里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5]不止是贝克，西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三人合著的《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中，吉登斯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赞同。他说:“正如贝克所言，‘第一个全球社会’必然是由共同风险的生产这种否定方式联合起来的。工业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好处’被一系列‘坏处’玷污了清誉。”[6]在他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现代化在经历了一系列肯定性发展之后，正在进入其否定性发展时期。“风险”作为现代化的附属物，正是社会否定性发展的明证。
尽管多数学者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中论述社会风险的，但是另一个事实却同样无法忽视，亦即社会风险在不同的社会或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西方，已经有学者将风险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如詹姆斯·C·斯科特就着重研究了亚洲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他以越南和缅甸的风险状况为个案，探讨了世界不发达地区的风险状况。斯科特认为，在越南和缅甸，农民始终把生存作为生活的目的，他们会尽全力避免经济风险，不会冒着风险去追逐收入的最大化。而当殖民者对这些农业地区进行干预之后，农民面临的风险事实上大幅度增多了。斯科特认为至少增加了五种风险:其一，这种干预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市场中新出现的不安全因素，在传统农业因产量导致价格波动的风险之外，又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变动性风险；其二，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这种干预破坏了乡村与家族分担风险的自我保护机制；其三，它毁坏了众多传统社会的“安全阀”，也就是过去农民在饥荒年份所不得不担负的辅助性职业；其四，以往承担农业生产部分风险的地主们现在不但要从农民那里获得更多地租，而且要对佃户的各种收入收取固定性费用，“从而使农民面对更大的农作物和市场的风险”；[7]其五，国家为了稳定税收愈发采用牺牲农耕者的手段。
在各个存在社会风险的社会或地区当中，中国的社会风险尤其具有别样的特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风险状况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根源于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历史上又经历了社会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于是，中国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富有自身特点的社会风险状况。那么，这些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传统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交织。在中国传统社会，和平时期的社会风险主要是农业风险。对于传统农业而言，农民要“靠天吃饭”。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农业会获得丰收；而在灾害频繁的年份，农产品往往会产生歉收的现象。与此同时，即使是在丰收的年份，由于供大于求，也会催生“谷贱伤农”的风险。正如余子鹏所说:“农业是高风险产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都会受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威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品还遭受交易价格、需求数量变动等市场风险。”[8]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的风险形态转变为以工业为核心的风险样式。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最大不同在于，工业生产打上了更多人的烙印，也就是工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如果说农业生产要“靠天吃饭”的话，工业生产则更多地由人来掌握。工业的生产线由人力来串联，甚至就工业生产的原料而言，很多也是二次原料，即已经被人力加工过的原料。因此，人在工业生产中进一步地凸现着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完美”这个词可能只会归属于上帝，一旦人的风险由人自己来决定，那么风险的样式与形态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现代工业造成的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人的异化等现象就是明证。科技革命催生了“人造”的安全，同时也催生了“人造”的风险，而这种人造风险正是工业社会风险与农业社会风险的根本区别。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传统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在其中交织，形成复杂的复合型风险。西方有学者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业已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当代中国的实际状况是:既有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趋势，又有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其次，内生性风险与外源性风险并存。中国社会的内生性风险主要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等内部因素所催生的风险现象，如由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冲突风险、人员和物资的频繁流动造成的交通事故风险、冰灾和洪灾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供水、供电、通讯等公共设施事故风险，等等。就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冲突而言，这是内生性风险的主要形式。利益在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由利益冲突导致的“瓮安事件”、“陕西府谷群体事件”、“惠州事件”、孟连“7.19”事件等，充分说明了群体性冲突在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中的分量。那么，外源性风险是什么呢？它是从社会外部输入的风险因素，如国外的疾病传染风险、核辐射的输入性风险、恐怖袭击风险，等等。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大地震之后，福岛核电站随即发生了核泄漏危机，其泄漏的核辐射具有伴随各种流动人员和物资侵入中国内地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政府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阻断了辐射传输的路径，有效防范了这一外源性风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会引发诸多内源性风险，而开放程度的提升与开放领域的扩大，则会诱发大量外源性风险。这样，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内生性风险与外源性风险并存的局面。
再次，经济、政治、文化、公共风险聚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风险，而是以经济风险为基础，政治、文化和公共风险聚集的综合性风险状况。在经济领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继续存在，国家“调结构、保增长”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政治领域，“东突”、“藏独”、“台独”等反动势力仍然加紧活动；在文化领域，西方的文化霸权激化了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在公共领域，自然灾害、流行疾病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仍然促使人们时刻保持警惕。总之，只有把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看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公共风险聚集而成的综合性整体，才能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正如卢卡奇一直所主张的那样，要用一种“总体性”的方法来看待社会。他说，总体性方法“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10]在以往，所有彼此孤立的部分都在社会中被孤立地考虑和对待，“但是这些单独的孤立的部分所经历的变化，并不能清楚地明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真正区别。这些区别只有在各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辨明”。[11]于是，由于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形成了较为特殊的综合性风险因素，因而与西方社会的风险现象形成了分野。
第三，区域风险特征差异显著。在当代中国社会，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交织的局面是何以形成的呢？具体的路径就体现在区域性风险的显著性差别上。以城乡二元格局为主要诱因，中国的风险状况呈现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状况。在发达的东部地区、沿海城市，“后工业”风险已初见端倪，体现为信息化所导致的互联网风险、大众文化风险等；而在部分工业城市，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仍然十分明显，人所遭受的物役性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在一些偏远地区，以物资短缺为根源的生存性风险仍占主导地位，具有詹姆斯·C·斯科特所说“生存风险”的部分特征。因此，区域性差异成为了中国风险状况的一大特色。正如列宁在比较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不同特点时所说的:“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2]当我们研究中国风险状况的这种特殊性时，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厘清各个区域的风险状况。
最后，风险状况的动态化。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型的持续过程中，并进行着速度较快的整体性发展。因此，风险状况的动态化是中国社会风险的又一大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已经成熟，形成了一整套“西方模式”。而中国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公共领域的各项建设起步不久，正处在发展的高速期和转型期。因此，一些旧的社会风险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消亡，而若干新的社会风险则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凸显出来。例如，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高、人民币升值、环境污染和特大安全事故都是近年来凸显出来的新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15日发布的相关数据，2011年3月份中国CPI同比上升5.4%，其中，食品类上升11.0%，烟酒及用品类上升2.0%，衣着类上升0.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上升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上升3.1%，居住类上升6.5%。[13]风险状况的动态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战略机遇期”中都是难以避免的风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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