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尚未涉足的旧式农业生产中，也不乏难以避免的社会风险。1899年，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研究“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意义”时，系统分析了农民由单枪匹马地自担风险向劳动的社会化转变的过程。在当时俄国农民经济与地主经济的关系结构当中，农民快速地分化成为数量很少但经济地位很强的农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与这一“非农民化”过程紧密相连，地主从工役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对这个过程的研究中，列宁得出了四点结论:
第一，对转变后的农业而言，其演进特点在于农业越来越带有商业的即企业的性质。对于地主经济而言，这个事实尤为明显；而对农民阶级和农业生产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十分显著。一方面，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必要生产方式，所有用独立的经营来满足自己支出的小商品生产者都属于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另一方面，农村小资产者一般会通过许多过渡环节与小块土地的“农民”、一小块份地的农村无产者结合在一起。这种现象成为那些认为“农民”中没有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分的理论长期存在的社会根源。
第二，“由于农业的性质，它向商品生产的转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和工业中的这种过程并不一样。加工工业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些部门都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产品的一个部分。而农业性工业则不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它只是在一种场合下专门生产一种市场产品，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产品”；[51]同时，农业的其他类型的生产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的产品。这种现象造成了商业性农业形式的多种多样，它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形式不尽相同，并且在不同的农场也体现出形式上的区别。
第三，“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52]首先，农业的专业化催生了各个农业地区之间、各个农场之间与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其次，农业越是被卷入这种商品流通，农村居民对于供个人消费的加工工业产品的需求就越会增长。再次，由此造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增长得较快，因为不管是农村的小企业主或大企业主，都是依靠旧式的“农民的”工具和建筑物来生产的，都无法经营新的商业性农业。第三，由此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无论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形成，还是地主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都要以农业雇农和日工队伍的形成作为前提。因此，“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整个工厂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所谓农民的“农业副业”即雇佣劳动的发展，等等)，而这种情况只能用商业性农业增长这个事实来解释”。[53]
第四，“资本主义在农业人口中间大大扩大和加剧了这样一些矛盾，没有这些矛盾这种生产方式就根本不能存在”。[54]尽管这样，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例如，资本主义把务农者一方面从“世袭领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宗法式的依附农民的地位转变成了同现代社会中其他一切业主相同的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而言是老爷的事，是贵族式的消遣活动，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是义务和租赋，因而它只能根据几百年以来的陈规来经营，并且一定会使务农者与本村以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隔绝开来。列宁指出，“工役制度这个旧事物在现代经济中的活残余，明显地证实了这个论断”。[55]资本主义第一次与土地占有的等级制度割断了各种联系，从而将土地变成了商品。把务农者的产品投入到销售当中，就要接受社会和市场的核算，首先是地方和地区性市场的核算，其次是全国性市场的核算，再次是国际性市场的核算。于是，村野的务农者同整个外界相互隔绝的状况被彻底地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得出结论:“在破产的威胁下，务农者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考虑本国的以及由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其他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甚至从前曾经保证奥勃洛摩夫不冒任何风险，不花任何资本，不对自古以来的生产陈规作任何改变而获得可靠收入的工役制度，现在也都无力把他从美国农场主的竞争下拯救出来。”[56]这样，就应验了半世纪以前针对西欧所传播的那句谚语，“农业资本主义‘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57]这句话对于改革后的俄国也完全适用。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农民改变了以往独自面对经济风险的状况，转向了面对市场化、社会化风险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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