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启蒙的两重性

第三节　全面认识启蒙的两重性

在前面提到“启蒙”的地方，我们主要是从正面价值的角度进行论述的。确实，启蒙给当代人带来的恩泽是无法言喻的。当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由于启蒙实际上被中断了，所以甚至对其恩泽也缺乏整全性的感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启蒙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一系列负面的价值观念，并使之发展和蔓延。而这些负面的价值观念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新帝国主义的兴起、毁灭性战争的爆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贫富差异的急剧扩大和人性的普遍的异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启蒙和现代性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检讨。

其实，公平正义观念的出现，正是这种反思和检讨的一个结果。如前所述，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乃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即启蒙运动按照现代社会的价值导向，对这两个概念的古代含义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在启蒙的大背景下，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似乎完全是融洽的，但在20世纪，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海湾战火的蔓延、科索沃冲突的升级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不但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启蒙所倡导的普遍价值观念之间也开始发生裂痕和冲突。

比如，当“公平”与“正义”这两个观念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罗尔斯告诉我们，公平正义是由以下两个原则构成的：“处于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必定会理智地选择以下两个不同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在基本权利和责任分配上的平等；而第二个原则主张，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比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有在对每个人，尤其是对那些受益最少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时，才是许可的。”^[7]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正义首先意味着人们“在基本权利和责任分配上的平等”，这是第一条原则，它肯定的是权利和责任分配上的优先性以及人们之间的平等地位；第二条原则是差异性原则，它强调的是：当政府必须制定某些不利于人们利益的社会政策时，受益最少的社会成员所受的损失应该是最小的；或者当政府必须制定某些有利于人们利益的社会政策时，受益最少的社会成员所得的补偿利益应该是最多的。众所周知，“正义”的原初含义是指“每个人都得到了他或她所应该得到的东西”。^[8]显然，这两条原则都体现出“公平”对“正义”含义的约束和限制。尽管罗尔斯是在“原初状态”的理想背景中阐述这两条原则的，但它们对现实社会仍然具有范导性的意义。事实上，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观念本身就体现出当代西方学者对启蒙的两重性的反思和超越。^[9]

我们知道，作为后发展国家，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正在追求现代性和启蒙所蕴含的普遍价值的实现。然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也使当代中国人意识到了自己正在追求的目标中蕴含着的种种问题。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正像每个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10]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前现代性的(即传统的)观念、现代性的观念和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纷然杂呈，很容易使当代中国人陷入歧路亡羊的困窘状态中：当我们还处于前现代社会状态时，西方国家已经走上了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而当我们几经周折，终于走上了寻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时，西方国家又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对现代性观念进行全面的检讨和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中国人究竟何去何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启示我们，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性出发，坚定不移地选择“反思的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当代中国人仍然需要坚持启蒙和现代性追求的基本立场，坚定不渝地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又要通过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追求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同时也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批判性反思，汲取其合理的因素，从而在反思的基础上，对自己目前正在追求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观念做出必要的修正。

简言之，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必须对启蒙和现代性的两重性获得清晰的认识。既要坚持启蒙和现代性追求的根本立场，又要充分地借鉴前现代和后现代思潮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源，从而确立起后现代批判的目光和高度，并从这样的目光和高度出发，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追求进行合理的修正和调适。这正是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反思的现代性”的根本含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