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性神话

第一节　单线性神话

在哲学史研究，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用“哲学史发展的线索”这样的提法来暗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汉语名词本身没有单复数的差别，所以在脱离上下文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这一提法中所出现的“线索”这个词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但至少可以说，在我们阅读过的不少中外文的哲学史著作的上下文中，“线索”(clue)这个词常常是以单数的形式出现的。尽管这个词只起着类比的作用，即把哲学史发展进程比喻为“一条线”或“一根绳索”，但它或多或少地暴露出运用这一类比的哲学史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对“单线性神话”的认同。所谓“单线性神话”，也就是研究者认定，在哲学史，尤其是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一条唯一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线索。迄今为止，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者中，这种“单线性神话”仍然拥有广阔的市场，要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就必须把这一神话放到意识的层面上来加以批判性的检视。

如果我们认同文德尔班的下述见解，即“只有通过黑格尔，哲学史才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科学”^[4]的话，就会确定无疑地发现，这种“单线性神话”正滥觞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史发展的传统时，这样写道：“特别在哲学里，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这传统有如赫尔德所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是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eine heilige Kette)，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ein maechtiger Strom)，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5]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黑格尔所使用的“一条神圣的链子”和“一道洪流”，与“一条线”或“一根绳索”都是含义类似的表达式。事实上，在德语中，Kette这个名词既可解释为“链子”，也可解释为“经线”，这充分表明，黑格尔正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单线性神话”的始作俑者。^[6]众所周知，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哲学史理解为单一的精神或思维的运动史。他在《小逻辑》中写道：“几千年来，这哲学工程的建筑师，即那唯一的活生生的精神(eine lebendige Geist)，它的本性就是思维，即在于使自己思维着的本性得到意识。”^[7]这段话中出现的eine可以译为“唯一的”，也可以译为“单一的”，表明了他对哲学史单线性发展模式的倡导和认同。当然，黑格尔强调精神或思维构成哲学史发展的根本线索，并不表明他排斥哲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其他范畴或概念，而只是表明他把精神或思维理解为单线性发展模式中的核心因素。

在论述近代西方哲学时，黑格尔指出：“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8]我们发现，在面对内涵无限丰富的近代西方哲学史时，黑格尔仍然没有背弃单线性发展模式这一理论预设。他一如既往地视思维为核心，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理解为近代一切哲学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正是这种哲学史观念对恩格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一书中，恩格斯以与黑格尔相类似的笔调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9]恩格斯在以下三点上进一步推进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第一，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理解全部哲学史的唯一的或单一的线索。恩格斯不仅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话语框架中谈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强调，这个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10]这就使黑格尔所倡导的“单线性神话”获得了普世性的、经典性的表述。第二，在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解答上，全部西方哲学家分裂为两大阵营：凡是断定思维或精神是本原的，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凡是断定存在或自然界是本原的，则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众所周知，“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这样的概念又常常与政治意识形态牵涉在一起，从而使“单线性神话”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第三，恩格斯把自己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与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黑格尔明确地对立起来，表明自己虽然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但却对这一观念做了实质性的颠倒。但恩格斯显然忘记了，即使他把黑格尔的“单线性神话”颠倒过来，这个神话仍然是“单线性神话”，而不可能转化为“非单线性神话”。

由黑格尔倡导、恩格斯加以完善化的“单线性神话”在前苏联学者日丹诺夫那里获得了强烈的认同，他竟给哲学史下了这样的定义：“哲学史是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1]从此以后，这种“单线性神话”不仅成了西方哲学史必须遵循的理论预设，而且通过对唯物主义与进步、唯心主义与反动的简单等同，在意识形态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援意识，从而成了判断一切哲学史研究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无庸讳言，这种“单线性神话”在我国哲学界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由于毛泽东提出了所谓“两个对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12])的观点，中国的哲学史研究者进一步“加粗”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线索”，以便把这两个平行的“对子”综合在“单线性神话”中。乍看起来，这种变动似乎超越了“单线性神话”，但实际上却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神话。^[13]

正是这种“单线性神话”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五彩缤纷的思想资料被黑白两分的单调画面所取代，认真深入的研究被简单化的贴标签行为所取代。乍看起来，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许多新作应运而生，虽然在局部和细节上互有差异，但就其实质而言，都在“单线性神话”的基地上跳舞。当人们庆幸自己获得可喜成绩的时候，西方哲学史已经成了政治思想史的附庸，成了一片精神的废墟。更不可思议的是，人们还把这一“单线性神话”推广到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领域中去，把凡是没有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一切哲学学说都简单地斥之为“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或“抹煞哲学基本问题”，从而在“单线性神话”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话语霸权，即任何西方哲学理论，只要它没有触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就是谬误的。其实，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发展的单一线索和基本问题，乃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西方知识论哲学传统使然，而这一传统又植根于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沃土之中。一旦人们超越了这一传统的理论预设，他们就不会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理解为贯穿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单一线索和基本问题。换言之，一旦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西方哲学史就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他们的面前。^[14]

还需指出的是，人们竟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不愿意使自己的思想受到这类褊狭的神话的束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5]在这段话中，虽然马克思批评唯心主义对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缺乏了解，但却肯定它以抽象的方式发展了人类思想的能动的方面。与此相反，唯物主义却由于其直观性而不能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甚至像费尔巴哈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也只是从“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实践活动。看得出来，在这篇《提纲》中，马克思更多地把自己批判的矛头指向旧唯物主义。在《神圣家族》中，当马克思论述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时，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6]事实上，马克思还把这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式的“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17]严格地区分开来。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在考察西方哲学史时，从来不屈从于这种“单线性神话”，从来不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歧简单化，而总是从现实生活本身的无限丰富性出发，对这种分歧做出实事求是的、适度的评价。列宁虽然在总体性的理论框架上未能超越这种“单线性神话”，但偶尔也会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去对待这种神话。在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他写下了这样的感受：“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18]这句富有调侃意义的话实际上解构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抽象的、简单化的对立。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告别这种“单线性神话”呢？通常有下面两种办法：一是用其他的“单线性神话”来取代这种“单线性神话”。比如，人们可以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互动^[19]、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冲突、科学观念与宗教神秘主义观念的对立、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的两分、哲学与常识的相互更替等各种不同的发展线索来取代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发展线索。这种取代虽然可以拓宽人们研究哲学史的思路，但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用一种新的“单线性神话”来取代旧的“单线性神话”。二是用“多线性发展模式”来取代这种“单线性神话”。这里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诸多发展线索中寻找和设定不变的“主线”或“中心线索”。显而易见，这样做，实际上是以羞答答的方式重新返回到“单线性神话”中去。众所周知，笛卡尔曾经把哲学比喻为一棵树。虽然树可以长出许多枝桠，但它们有着共同的主干和根。所以，一旦人们把“树状的”(arborescent)发展模式运用到对西方哲学史的叙述中，其最终归宿仍然会是“单线性神话”。第二种情况是：肯定每一条发展线索都是“平权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各自都有可能充当“第一小提琴手”。乍看起来，这种情况似乎完全超越了“单线性神话”，其实并不。一方面，它不过是把不变的、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单线性神话”改造成可变的、在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单线性神话”；另一方面，“多线性发展模式”依然没有跳出“线性”的意象，它容易使内涵丰富的西方哲学史变成一些简单的条条的拼贴或杂凑。

既然上述两种通行的方法都无法使我们走出“单线性神话”，那应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关于“块茎”(rhizome)的隐喻中得到启发。按照德勒兹的看法，块茎与植物的主根不同，它们的生长具有一种任意性，可以不受拘束地向前发展。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所指出的：“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状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它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20]然而，也许有人会担忧，这种对“单线性神话”的解构和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强调是否会使整个西方哲学史研究退回到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肤浅的状态去呢？显然，这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

黑格尔这样写道：“对于哲学努力之为无用的证明，可以直接从这种对于哲学史通常的肤浅的看法引申出来：即认为哲学史的结果所昭示的，不过只是纷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的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21]尽管黑格尔并不否认哲学史发展中存在的纷歧性和差异性，但他强调，“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22]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纷歧性不过是总体性的附庸，差异性不过是单一性的附庸。它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论证单一的总体性的存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黑格尔仍然是在“单线性神话”的基础上，来谈论纷歧性和差异性的。

所以，要真正地超越“单线性神话”，就必须深入地反思并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批判作为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的支援意识的知识论哲学的传统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不是把哲学思想的单一性和总体性理解为全部哲学史的基础，而是把其纷歧性、差异性或多样性理解为哲学史研究中的始源性的、不可被还原的、不可被吞并的基础。只有自觉地达到这种意识，才能真正走出“单线性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