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根究底的追问

第一节　哲学：刨根究底的追问

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经说过，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这句名言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科学都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时，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因为当时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科学：一种叫the first science，即第一科学或哲学，指的是研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being qua being)的这个部分；还有一种叫the second science，即第二科学，也就是physics，即物理学，但当时的“物理学”的概念相当于现在的“自然科学”的概念，是一切实证性的科学的总称。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和物理学区分开来了。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物理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新见解，人们夸大它的意义并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

按照我的看法，哲学应该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的惊奇”，就是“wonder of wonder”。假如说，单个“wonder”是对实证科学而言的，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说，物理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那么，两个“wonder”，即“wonder of wonder”则是对哲学而言的。显而易见，与一切实证科学比较起来，哲学的起源具有更深的含义，它实际上是对实证科学关于外部世界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如果说，实证科学家对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也表示惊奇，并试图加以破解的话，那么，哲学家的思索将更为深刻。他不但像实证科学家一样，对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也表示惊奇，并试图加以破解；他还得站在实证科学家的后面，破解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些实证科学家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这些现象”发生惊奇，而对其他现象则无动于衷？事实上，哲学家思索的重点通常落在第二个问题上，这也正是“wonder of wonder”的含义之所在。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谚语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用到我们现在的话题上来的话，也许能帮助我们对哲学做出合情合理的理解。我们不妨把“蝉”理解为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把实证科学家理解为“捕蝉”的“螳螂”，而把哲学家理解为捕捉螳螂的“黄雀”。

为什么某些实证科学会把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而不是其他现象作为自己惊奇的对象呢？这里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实证科学家是不会深入下去追问这个问题的。显然，这个问题必须由哲学家来解答。众所周知，古希腊学者泰利士十分注重对天象的观察，以至于有一次他仰望天空时，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坑里。于是，连这个学者的女仆也讥笑她的主人迂腐。其实，真正可笑的并不是这个学者，而是那个完全缺乏哲学思维的女仆。为什么？因为假如一个哲学家在场的话，他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位学者会如此专心致志地观察天象？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社会中，每年秋天农作物究竟是丰收还是歉收，与气候，即天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们发现，这位学者如此专心致志地观察天象，他并不是在从事一种无聊的游戏，或满足于一种奇怪的嗜好，他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源于他对自己及周围人的生存问题的关切。所以，不但不应该像那个思想肤浅的女仆一样，对这位学者报以嘲笑，而应该对他肃然起敬。

这样一来，我们对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似乎获得了新的理解。要言之，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的惊奇”，它是为实证科学澄清思想前提的。比如说，在当今社会中，像试管婴儿和人体克隆这类问题，引起了生命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的巨大兴趣，而哲学家不仅对这类重大的问题本身发生兴趣，更对生命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为什么对这类问题产生巨大兴趣而发生兴趣。也就是说，哲学试图通过自己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维方式，澄清生命科学和医学的思想价值基础，即究竟哪些问题的探讨是对人类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有益的，而哪些则是有害的，从而为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因为生命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通常关注的是科学事实，而不是隐藏在事实背后的思想价值。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哲学是一门高高在上的学科，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学问。这种见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哲学思维涉及的通常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所以，在缺乏抽象思维训练的人们那里，尤其是在倾向于感性思维的女性那里，确实会激起一种沮丧的情绪。但在我看来，在所有的学科中，哲学不但不在高处，反倒是在最低处。也就是说，它是最具基础性的学科。所谓“最具基础性的学科”的含义是，它是为所有的实证科学提供思想价值的基础的。换言之，一切实证科学惟有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研究活动奠基于哲学所揭示的思想价值之上，才可能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正如“水果”这个抽象概念是通过苹果、梨、甘蔗、橘子、香蕉等具体的存在物表现出来一样，哲学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和见解表现出来的。我们并不是说，一切哲学流派都会拥有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其实，在哲学上要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也需要对不同流派的哲学见解进行批判性的比较和反思。不管如何，正确的思想价值观总是在哲学这个学科的范围内得到澄清的。

如果说，实证科学关注和询问的是事实(fact)，那么，哲学关注和询问的则是价值(value)。也就是说，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基本见解的价值基础。记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家拉斐尔，在其著名的画作——《雅典学院》中，画的是一个大厅，大厅的中央站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有好多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或者三五成群地讨论着什么问题，或者独自一个人陷入了深思之中。事实上，《雅典学院》这幅画的主题表明，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起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困惑与惊奇。所以，正是种种悬而未决的困惑引起了人们对哲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后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写了一篇散文《梦》，在他梦中出现的正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的情景。狄尔泰由此而发挥道：“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2]事实上，《雅典学院》这幅画的画面也表明，哲学家也就是“问题家”，即善于因惊奇而发问的人，而哲学史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史。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家们对问题不断进行探讨的历史。当然，有的问题是新冒出来的，也有的问题正像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改变一下它们的提法，那么原来的问题也就消失掉了。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其核心则无例外地是对各种问题的思索。罗丹的《思想者》的塑像，塑的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子，正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那么，他究竟在思考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他思考的也无非是人生和宇宙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也就是说，研究者要善于思索，善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带着问题去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如果一个人在阅读文本时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哲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里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的思想。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曾经说过，哲学家们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奥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就要用比他们更荒谬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解答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哲学探索与问题意识(或我们的困惑)之间，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难怪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即那种类似于罗丹的“思想者”的沉思，施以怀疑和讥笑。比如，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作品《云》中无情地嘲笑了苏格拉底，而在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作品中，甚至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也同样能遭遇到哲学家的尴尬。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沉思看起来是滑稽可笑的，但也是十分可爱的。比如说，据古代学者的记载，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别人的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天一夜！我们也知道，笛卡尔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如果拥有自己的思想家或哲学家，这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与苏格拉底相同，笛卡尔在荷兰读书时也经常陷入沉思，而他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也正是在沉思中提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另一些哲学家，比如说金岳霖先生，他完成《知识论》书稿时，正在西南联大教书。他把这部书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有一次遇到空袭，其他东西都没有拿，他只抱着书稿逃了出去。在掩体里，他害怕书稿丢失，把它坐在自己的屁股下。等到空袭过后，他还没有从哲学的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他竟然站起身来就走了，忘记了坐在自己屁股下的那部书稿！当他想起来再去找时，这部书稿早就没了。他沮丧万分，但他并没有泄气。他凭着自己的惊人的记忆力，居然把这部70多万字的书稿重新撰写出来了。这是何等伟大的毅力啊！在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些古怪的故事，事实上，当他们陷入思考时，行为上就会出现反常。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浮躁和浮夸的时代来说，这种哲学的沉思既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记得英国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出过“退隐与复出”的思想。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伟大的、原创性思想的提出，都要经历一个退隐与复出的过程。比如，耶稣在死了以后再复活；佛陀在菩提树下沉思多年，从而创立了佛教；同样地，穆罕默德也在沙漠里面壁多年，然后创作了古兰经。所有这些都表明，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长期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学术上，任何浮躁的做法都只可能葬送学术。我们通常把那些发到我们E-mail信箱中的广告称作“文字垃圾”，其实，我们应该对这个词的内涵获得更宽泛的理解，即对任何学术问题都没有实质性推进的所谓“学术研究成果”实际上都是“文字垃圾”。或许它们能解决一个人的学位和职称，却不能真正地推进或提升学术。

众所周知，马克思写《资本论》前后花了40年时间，生前也只出版了第一卷；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花了60年时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样地，康德为了撰写《纯粹理性批判》，前后沉默了12年，而撰写书稿则只花了四五个月。所有这些都表明，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的、浮夸的风气都是于事无补的。现在有些青年学者热衷于“炒作”自己，一开口就讲自己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我们倒要问，这些论著都是有质量的吗？它们对我们的学术生活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吗？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名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3]

其实，在学术上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并不单纯地取决于数量，而人们则总是片面地强调数量，所谓“著作等身”的说法在今天就带有讽刺味。我经常开玩笑说：“著作等身”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这位作者的个子长得特别矮小，所以比较容易著作等身；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位作者的论著的字写得特别大，行距特别宽，所以他的论著垒起来大概也比较容易“等身”。真正地说来，学术论著的价值要从其质量上得到规定。比如说，有的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论文，不过几百个字，一个演算的公式，就获得了诺贝尔奖。由此可见，文字不在于多少，关键在于这些文字是否体现出作者的原创性的思想。记得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一句名言：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人不过是一颗物质的微粒，但人的大脑却可以思考和包容整个宇宙。总之，在哲学研究中，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而应该对哲学有敬畏之心，并自觉地把哲学研究作为一项严肃的事业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