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诊断的起点

第一节　商品的神秘化：现代性诊断的起点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Ware)开始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那么，什么是商品呢？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作为外界的对象，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商品具有两个根本的属性：一是使用价值，即商品的可使用性，它是商品的自然存在；二是交换价值，即商品的可交换性，它是商品的社会存在。

马克思认为，乍看上去，商品似乎是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深入的分析表明，它是一种十分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奥妙和神学的怪诞：“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5]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神秘化，商品拜物教的形成，并不源于其使用价值，而是源于这样一种错觉，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6]

由于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觉，商品拜物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根本目的的，而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作为交换活动中的一般等价物，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其神秘性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7]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拜物教乃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式，因为它用物的形式把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及私人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严密地遮蔽起来了。

无庸讳言，从经济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并不像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所理解的那样，满足于侈谈“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类迂阔的命题，而是力图通过对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样态——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包括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分析，揭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正确的路径。正如当代学者弗里斯比(D.Frisby)在《现代性的碎片》一书(1985)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商品分析直接影响到一种将社会现实碎片当作出发点的研究现代性的方法论取向。”^[8]当然，必须指出，马克思最终关注的，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碎片”，而是其总体上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

我们知道，德国社会学家席美尔(G.Simmel)在《货币哲学》一书(1900)中继续了马克思对商品、货币现象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性和现代意识的经济渊源。之后，法国学者德博尔(G.Debord)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一书(1967)中也传承了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现象的思路。德博尔认为：“景观就是指商品已经占领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9]稍稍不同的是，马克思主要是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商品的普遍性，而德博尔则通过“景观”(situation)这一新概念，强调了当代人生活的全幅内容，包括消费、休闲、娱乐、媒体导向乃至心理体验在内，都被商品化了，这种无所不在的“景观”成了现代性的感性显现方式。

深受德博尔和其他景观主义者影响的当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一书(1970)中这样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0]如果说，鲍德里亚在这部著作中追随马克思的思路，注重对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心理分析的话，那么，在他后来出版的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中，他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的批评。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分析是以人的需要和生产为起点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仍然囿于“生产之镜”，而当代社会本质上是消费社会，商品已经蜕变为符号，商品交换也已经蜕变为“符号交换”(symbolic exchange)，商品拜物教也已经被符号拜物教所取代了。尽管鲍德里亚试图借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超越马克思，其实，马克思甚至连这种可能性也早已预见到了。众所周知，在论述特殊形式的商品——货币时，他曾经这样写道：“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符号存在(symbolische Existenz)就够了。”^[11]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正是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