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节　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在1913年3月出版的《启蒙》杂志上，列宁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在列宁看来，19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基于这样的思考，列宁自然而然地认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列宁的这一见解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至于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都沿用了这种说法。

无可置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卓有见地的。首先，列宁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种偏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故步自封的学说，而是对人类先进的思想成果，尤其是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已有的代表性学说的批判的继承。其次，列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基本的理论架构，从而引导人们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内容，而不是使他们停留在一些枝节性的问题上。最后，列宁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理论联系，而且强调了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基础的、核心的地位。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前提。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这一点恰恰是被列宁的上一代人和同时代人所忽视的。库诺·费舍在九卷本的《新哲学史》中只用两句话提到马克思；宇伯威格在《从19世纪初到当代的哲学史纲要》一书中只用几行字提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朗格在《唯物主义史》一书中只是在一些注脚中提到了马克思，称其为“活着的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史专家”^[3]，仿佛马克思在哲学上只是一个小角色而从来没有发动过划时代的革命一样。从这样的对照可以看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论述具有何等重要的理论意义。

然而，今天，随着马克思的大量手稿、遗著、笔记和信件的发表，尤其是《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和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的问世(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手稿和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列宁都未阅读过)，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有关东方社会的种种理论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从上述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理论结构，不但不符合马克思本人在进行理论创造时的实际情形，也不切合我们这个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际需求。这是因为：

第一，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从根本上未摆脱从“欧洲中心论”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视角。众所周知，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乃是欧洲思想家反省欧洲社会的现实生活的产物。诚然，马克思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对欧洲社会的研究，但不能否认，马克思并未把自己的研究热情局限在欧洲社会的范围内，相反，中、晚年的马克思对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的种种问题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理论兴趣。正是这方面的研究使马克思看到了东方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的差异，从而实际上解构了蕴含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就显得不合适了。比如，不少东方学者简单地把欧洲社会演进的“五大社会形态”搬用到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上。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表明，他们既未挣脱“欧洲中心论”的羁绊，也未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精神。

第二，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无形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局限在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分析这一时间幅度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晶，虽然它们也或多或少地反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社会生活和观念，但它们反思的重点始终落在近代社会的框架内。马克思的研究触角则远远地伸展到近代欧洲社会之前。青年马克思对古希腊文学艺术、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和罗马法的研究，中、晚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研究，尤其是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便是很好的证明。这些研究表明，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关于近代欧洲社会的研究结论上。比如，马克思通过对欧洲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探讨，驳斥了那种以为古代社会靠政治生活、中世纪靠宗教生活的错误见解，指出：“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4]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不正是我们理解欧洲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的一把钥匙吗？可见，仅仅在近代社会的框架内理解并诠释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

第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见解无法解答在东方社会，尤其是古代东方社会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既然从20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东方，那么，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中所引申出来的那些结论必然显露出愈来愈重要的意义。可是，仅仅停留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见解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必然会遭到忽视，甚至会被贬损为游离于其基本理论之外的附带性的、枝节性的东西。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它的完整的理论形象。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巨大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发现了马克思生前研究的许多新材料之后，再原封不动地沿用列宁的这一论述并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应当在新的理论高度上丰富并发展列宁的见解，以便在当代生活的背景中重新塑造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的理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