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

四、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

考茨基在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同时，还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了攻击。在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后，他于1918年发表了第一篇反对的文章《民主与专政》;同年8月底，他在维也纳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提出要“在理论上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争论”，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处于暮年时他还出版了《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一书，更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共产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考茨基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批判，始于对其“排斥”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指责。他把巴黎公社与苏维埃共和国加以比较，认为“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别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统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统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他强调，俄国的两大社会主义政党，尽管在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两者是“抱着相同的目的”，即都主张“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他的结论是:“巴黎公社要比苏维埃共和国优越。”⁽²¹⁷⁾

在考茨基看来，要认清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关键是要搞清楚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出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坚决反对把民主看成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他说:“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有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的，即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说成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挠作用。”⁽²¹⁸⁾他这里所说的“有人”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实质上也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只有在明确社会主义作为手段这一点以后，才能进一步讨论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²¹⁹⁾在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上，仅仅是明确两者都是手段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这一手段，离开了民主这一手段是万万不行的。对此，他有一段经典的表述:“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化组织生产。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²²⁰⁾

考茨基指出，有些人之所以把民主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不中用”的手段，主要理由是:如果在一个迄今一直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那么统治阶级就会使用它所能调动的一切暴力手段来阻止民主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而只能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对此，他驳斥说:“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力量日益强大时，人们就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会试图通过暴力来破坏新兴阶级利用民主。但是这一点却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²²¹⁾“意料中的统治阶级废除民主的企图，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保卫民主的必要性。”⁽²²²⁾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民主对无产阶级至关重要，而对已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民主更是如此。考茨基认为，这里关键是要明确:“民主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不可缺的基础。只有在民主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才能达到它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成熟程度。”⁽²²³⁾他还这样说道:“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这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支持的政权使用暴力，不是为了放弃民主，而是为了保卫民主。如果这个政权想要消除它的最可靠的基础，要消除伟大道义权威的基础——普选制，它就简直是自杀。”⁽²²⁴⁾

考茨基批评道，布尔什维克强调“在无产阶级业已取得政权而还没有在经济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在准备社会主义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民主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²²⁵⁾他指出，这种强调在“过渡阶段”只能实行专政，而不能实施民主的观点，往往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为依据。这段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²²⁶⁾考茨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宣扬其抽象的民主理论，便对马克思的这段话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肆意解释。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在这里随意说出的一个词，“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按字义来说，专政就是取消民主。当然按字义来说，专政还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和专制之间的不同在于:个人独裁不被视为经常的国家制度，而被视为暂时的应急办法。他强调，千万不能仅仅按照字义来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词的含义，“必须排除这一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义上的意义而言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一种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²²⁷⁾那么“政体”和“状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前者是完全排除民主的一种独裁，甚至是个人的独裁，而后者则并不排斥民主，甚至以民主为基础。他以巴黎公社为例来证明，马克思所说的专政只是一种“状态”。他说:“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²²⁸⁾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就在于片面地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理解成是一种“政体”，“而不想把专政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统治状态，而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政体，那么他就只能说个人的专政或一个组织的专政，也就是说，不能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只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²²⁹⁾。正如后来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在这里无论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解释，还是他自己的正面阐述，所犯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政体”与“状态”割裂来开，这实际上是用“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来抹杀民主和专政的阶级性。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²³⁰⁾“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²³¹⁾

考茨基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无视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从而它所建立的政权不是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而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他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列宁和苏维埃政权。他说，直到1917年为止，列宁曾为了民主而进行着斗争。但在十月革命后，他却在民主的废墟上树立了他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官僚、警察的国家机构，一个新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就给他以反对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武器，甚至比无耻的谎言还更有力量。他现在手中掌握了沙皇政权所用过的一切镇压工具，除了这些武器以外，还有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用来对付工资奴隶的那些压迫工具。列宁现在支配着一切生产资料，利用他的国家政权来建立他的国家资本主义。”⁽²³²⁾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像一个没有有效民主的国家所实行的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那样，能够使工人绝对地依存于它，也没有任何政治警察，像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那样有权威，那样无所不在。他认为，当时苏联政权真正打击、反对的不是沙皇、贵族、资产阶级或“白卫军”的反革命，而是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在为争取工人、农民的拥护而进行的斗争中曾比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他强调，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²³³⁾。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在人民剥夺了现在的剥夺者的时候，这才能成为社会主义。俄国的民众发现，在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上，他们自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同样的境地。苏俄和西欧的差别仅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足够强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专政;而在俄国，生产资料是高度集中在一只手中，它的所有权受着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完全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手段。他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所结的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布尔什维克诚然打破了旧的阶级，但在他们的政权下却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贵族分子。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初看之下，人们也许看不见他们，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词汇中，并没有预见到他们。他们扎着越来越深的根，正在逐步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和愿望的决定因素。它的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也越来越成为装饰品了，仅仅成了一种记忆，或是作为诱骗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工具，因为独裁者是想利用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²³⁴⁾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曾对这一政权进行攻击和诋毁，而考茨基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于这些反对派，又由于他仍然是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言人和领袖的面目，进行这种攻击和诋毁的，从而使之具有了一定的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