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略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节　卡里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新探讨和对“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设计

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1915—2012），西班牙共产党著名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欧洲共产主义的首倡者之一。卡里略出生于西班牙希洪一个工人家庭，13岁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1934年，19岁的卡里略当选为该组织的总书记，同年因大罢工被捕入狱，1936年获释。同年6月，卡里略加入西班牙共产党，第二年即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42年升任政治局委员。在西班牙三年内战时期，卡里略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佛朗哥上台后，卡里略长期流亡美洲国家、苏联、法国等地，1976年回到西班牙。卡里略在1960年西共六大时成为总书记，1982年才辞去总书记职务，前后共计二十多年。卡里略不仅对西共，对于国际共运，而且对于整个西班牙的当代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克劳丁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中评价说：“在卡里略从19岁到68岁之间的漫长的领导生涯中，他在近50年的西班牙动乱历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38]卡里略1985年被正式开除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2012年逝世于马德里。卡里略一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大量著作，他尤其关注苏联、西欧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具体变化，长期思考国家和社会主义的革命问题，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方式。卡里略1977年发表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通常被看成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圣经”^[39]，卡里略也因此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最著名的理论家，尽管他本人声称绝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工作者。^[40]在这本毁誉参半的重要著作中，卡里略讨论了国家、革命、民主、专政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反思，尤其反思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理论观点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方式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切实途径。

一、国家职能的当代变化

不管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留下体系化、系统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专著，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和研究领域只是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论述。这样一些论述，有的针对特定社会历史处境和事件，显得较为具体，受时代的制约较大；而有的又过于原则性、抽象化，需要根据历史条件进行发展和具体应用。这种状况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也留下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变形的可能性。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利用，就不断地产生继承还是修正的纠结。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就处于这样的纠结之中。他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变化出发，重提实现共产主义的非革命的民主道路，赢得了赞誉，也招致了激烈的批判。经过几年不太成功的议会道路以及其他原因，1985年卡里略被迫离开西班牙共产党，与该书主张的“欧洲共产主义”道路当然具有密切的联系。

卡里略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必须承认，本书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不同于列宁在1917年和1918年的论点。列宁的论点适用于俄国，理论上也适用于当时的其他各国，然而今天已经被超越，已经不适用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适用，是因为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客观上壮大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核能力在内的生产力有了发展，社会主义和非殖民化取得了进展，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41]卡里略认为，必须联系现实的这些变化来考虑共产主义的发展战略和实现路径。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要求。卡里略指出：“今天，西班牙、欧洲以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有着我们无法回避的种种非常具体的特殊性。”^[42]认真地分析和考察这些变化，是一切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也是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代条件和当代背景。

卡里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质上将国家看成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特别强调的是国家的暴力和强制性质。今天的国家当然还拥有强大的暴力机器和强制职能，但其构成和职能以及实现其职能的方式都要比三位导师所了解的复杂得多、差异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特点。“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的水平看，社会上的政治确实应该集中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管理职能方面”，卡里略指出，“国家今天越来越明显地充当着所有方面的管理者，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管理者。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已经不再为整个资产阶级服务而在为控制着大垄断集团的部分资产阶级(他们经济上基础雄厚，但人数极少）服务了。这样的国家不仅同先进的无产阶级对抗，而且还同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社会阶层直接对抗，同社会上大部分人发生了直接的冲突。”^[43]在卡里略看来，国家已经作为少数人的国家而与社会对抗，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广泛的危机之中。夺取国家权力成了社会关注的中心。反对当代国家统治就是多数反对少数。再者，国家机器的构成人员大部分也是受到损害的阶级，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实际上也包含国家机构内部的矛盾，因此有了一种夺取政权的新的可能性，不再需要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也能实现社会主义。

要充分地使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识到这种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冲突，就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卡里略指出，过去的革命总是连意识形态一起谴责并打碎这些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比强制机器要坚韧顽强得多。新的革命战略应该是改造和利用这些意识形态工具。“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的战略，必须设法使这些意识形态工具反过来起作用，改造它，利用它(如果不是全部，则是部分地）来反对垄断资本的国家权力。现代的经验表明，这是可能的。”^[44]为此，卡里略分析了宗教、教育、家庭等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在革命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共产党人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斗争和狭义的打碎国家暴力机器的范围，而必须学会以多数的名义讲话，争取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权，动摇现代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实施的统治，才可能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卡里略认为，在当前条件下，要改变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工具，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和文化斗争的方法建立新的力量对比，通过意识文化领域的斗争巩固和建立广泛的政治力量体系，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争取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才可能胜利。“革命和进步力量一定要为在文化领域实行领导而进行活动。为此，首先就要为建立真正的文化自由而斗争……繁荣的文化是不允许有禁令的。文化繁荣发达了，革命和进步的思想可以从中立定脚跟，取得领导地位，打入并改造意识形态工具，从而对人类的前进越来越多地施加影响。”^[45]

卡里略认为，在当今时代，国家的暴力统治依然存在并且异常强大。巨大的战争力量存在着将人类带回穴居时代甚至毁灭人类的危险。全球处于一种恐怖的平衡之中，战争引起革命的可能性太小了。不考虑这些因素继续使用从前的思想来谈论革命，就不是革命者。在这样的变化了的条件下，应该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改变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使国家机器民主化，通过民主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出发，卡里略实际上认同了现代的选举制度，放弃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论。关于国家和争取国家民主化的概念，要求放弃传统的建立工农国家的想法，他说：“这个国家概念也包含着要抛弃国家机器属于党的想法，即抛弃党的机器控制国家机器的想法。我们要建立一种国家机器，它每时每刻都忠实地服从于人民选举出的人，而不是被操纵来违背人民的意志。”^[46]可见卡里略的思想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家和政党的相关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革命与专政

卡里略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探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不同于革命和专政的民主化方式。为此，他对经典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基本的问题。虽然卡里略是从实践的视角出发的，但也具有巨大的理论冲击力。卡里略并不否认革命，也不否认国家的政权始终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但他所讲的革命不再是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而是通过民主化的方式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革命性改造。上面阐释的对于革命道路和专政理论的反思，成了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

卡里略指出，这种民主化的道路并不是对于暴力革命的简单否定，并不是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他说，我们决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阶级斗争的观念、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要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性的革命进程的思想。在卡里略看来，主张以民主化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倒退，因为这并没有排除革命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如果统治阶级封闭民主的道路，并且出现有可能采取革命的方式的机会的话。也就是说革命和民主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提倡民主道路，只是因为西班牙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说民主并且只有民主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相反，把暴力革命道路绝对化。

卡里略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将革命的思想同暴力联系起来，是受到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影响，在他们时代的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俄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利用暴力夺取政权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暴力革命不应该成为一种抽象的教条公式，被到处套用和模仿。通向未来的道路绝对不是单一的，不是没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的。今天提出民主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地考虑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条件。居于这样的立场，虽然提出了民主的道路，但卡里略没有一般性地否定十月革命开创历史的巨大意义，而是把十月革命看成世界历史的新的起点。卡里略说:“我们共产党人捍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视之为通往没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平等和友爱的新的国际社会的起点；而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如果确实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话，却很难捍卫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思想。”^[47]

不过在卡里略看来，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中确实存在着低估民主力量的不良倾向。卡里略指出，列宁在同那些片面鼓吹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进行辩论的时候，将民主与国家等同起来，并且在谈论国家消亡的意义上谈及民主的消亡，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已经讨论了国家尚未存在时就存在的民主，民主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的统治形式。卡里略认为，民主的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变化，在阶级社会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着。但是国家的消亡并不是民主的消亡，而是民主逐步得到实现，变成“习惯”。列宁将民主的这种“变成习惯”的过程同国家的消亡等同起来就会导致混乱，民主不是消亡，而是实现，国家则是真正的消亡。列宁将民主概念同必须与之战斗的资产阶级国家混同起来，这导致了后来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的抽象否定和批判，严重低估民主在实现人民权利，实现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48]民主的精神和民主制度没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继承和落实，直接的后果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民主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被带向了“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

卡里略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个时代，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能在发生革命的危机时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只是居民中的少数，他们只能依靠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并且用专政来保住政权以便着手改革社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即便今天，在不发达的国家，专政可能是仍然需要的。但是卡里略指出：“我确信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劳动力量建立和巩固领导权的途径……我确信，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不仅是民主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对社会一切极权概念的否定，而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实现民主，发挥其一切效果的道路。”^[49]在卡里略看来，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只有一半的道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是以民主的方式确立劳动者的领导权，并且以民主的方式实现这种领导权。

卡里略认为，对于民主积极作用的忽视、对于专政手段的推崇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带来了严重问题。卡里略指出，从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国家不得不建立一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在斯大林统治下，这支力量后来控制了一切:社会、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其他机器、党，甚至还把手伸进人民民主国家，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那里策划了骇人听闻的诉讼案，继续进行镇压。卡里略认为，这种强大的专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一种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力量，动摇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他说：“斯大林的做法就是集权主义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的宣传曾经大加利用，它削弱了我们这些国家一部分居民对共产党民主诚意的信任。”^[50]卡里略指出，苏联不仅是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像列宁预言的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一样，而且超出了列宁的预言，竟然出现了以前只能设想在帝国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种种畸形和衰退的现象。十月革命产生的这个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但也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国家”，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有组织的统治阶级。^[51]

这种不民主的现象不仅出现在苏联内部，而且影响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性受到压制，苏联道路被看成唯一正确的路线。不同声音受到打压，甚至是武力镇压。当然卡里略也提出，不能只从单方面来看待斯大林时期，这一时期也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成果，取得了许多成绩。反思对于民主价值的低估以及损害民主的事实，提倡民主，在卡里略看来，这绝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卡里略说:“有遭受法西斯主义痛苦经历的，以及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了解斯大林的蜕化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估价民主的概念，这并非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把它看做是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条道路，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2]

三、欧洲共产主义

1977年3月，卡里略与意共总书记贝格林、法共总书记马歇在马德里举行会谈，代表三党发表了联合声明，正式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路线。1977年4月，卡里略就出版了《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全面地阐释了欧洲共产主义路线。卡里略反思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批判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非民主的极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强调民主在实现共产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主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对于当代国家职能及其实现方式变化的讨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的反思，都是为了论证欧洲共产主义路线。

当然，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改变，在理论上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实践上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运中的反民主现象。不过，卡里略并没有采取抽象否定暴力和专政的立场，他只是强调现实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得民主方式成为可能，而且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卡里略认为，这种欧洲共产主义道路，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当然只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多样性道路中的一种，它不同于暴力革命的经典道路，但也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欧洲共产主义道路同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分是卡里略力图澄清的重点。

卡里略指出：“在思想领域，在‘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至少与迄今为止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不可能有丝毫混淆。通常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改造而不是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为国家垄断资本制度提供社会主义选择，不与这种制度融为一体，不会成为这种制度的一种政府。就是说，它主张发展世界革命进程，为了走出人类被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引入的死胡同，今天，这一进程是客观的社会需要。”^[53]不过卡里略认为，即便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具有这样的不同，但共产党还是可以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克服分裂，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在卡里略这里，科学社会主义不与民主相背，社会主义必须要实现民主，并且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自己改造资本主义的目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实行民主”，民主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路线的核心。

卡里略对这种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具体阐释。这一道路在经济上主张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并存，肯定私人积极性的作用，同时又实现经济民主，制定全国性的经济计划，通过社会性掌握各种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在政治上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卡里略说：“在欧洲共产主义潮流的行列里的党一致认为需要走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它实行民主，实现多党制、议会和代议制机构。它通过普选定期行使人民的最高权力。工会独立于国家和党派。它给反对派以自由、尊重人权、信仰自由，文化创新、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的自由。”^[54]在这种社会政治生活中，党当然也就不再是列宁主义的政党了，因为“党不想变成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力量，也不想把党的思想作为官方思想强加给国家和社会”^[55]。在对外政策上，各国共产党不承认“国际中心”的控制和主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和平、民主、中立的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卡里略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这就预先表明了我们在将来要同所有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建立平等民主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的愿望。我们决不为了任何意识形态的或物质的利益而把我们的独立抵押给任何人。”^[56]在美苏两个大国争霸的冷战格局中，在苏联曾经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控制中，卡里略的这一主张代表了当时欧洲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共同倾向。

欧洲共产主义从一提出就遭到了各种批判。卡里略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的开篇也提及了这些不同的批判。信仰相同的人批判它是一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抛弃阶级立场，放弃了国际主义，是“反苏主义”。相反，另一些人批判它只是一种权宜之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戴上的假面具。卡里略回应了这些批评。正面阐释了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条件、原因和具体的主张。但是该书的出版并没有平息批判，而是带来了更多的批评。苏共在《新时代》杂志上，连续载文批判卡里略是“反苏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完全符合帝国主义利益”，“其后果将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法共、意共大力支持卡里略，批判苏共的“粗暴”干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也坚决反对苏共对卡里略的攻击，比利时、希腊、奥地利和英国的共产党都站在卡里略一边。^[57]受卡里略主导的欧洲共产主义民主路线的影响，从70年代后期开始，西共参与了政党选举，但表现一般。由于党内斗争等多种原因，卡里略被迫离开了共产党，并逐渐退出了政治生活，专门从事著述，发表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世界形势、西班牙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著述，2012年9月18日，卡里略在马德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