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马克思的实践论的历史哲学作为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全新的理论范式，首先表现为与以往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在理论出发点上的原则区别，这个区别决定了这种历史哲学在历史考察的基本前提、角度和思路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欧洲近代历史哲学的产生蕴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精神，一是来自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精神，一是来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这两种精神被当代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称之为宏大叙事。人本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对人性的理解为根据，从人出发，阐释社会、国家的本性和功能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点构成了欧洲近代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同样是把对人或人性的理解作为历史观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诞生的著作中，对唯物史观的出发点问题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表述。他们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这就是说，唯物史观与近代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不是以人为出发点，而在于以什么样的人为出发点。进而言之，欧洲近代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错误也不在于它们是从人出发解释历史，而在于它们是从“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因而它们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没有看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体现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中，特别是体现在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个人确定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这一历史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这就是说，“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着现实活动的个人，就是生活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的个人。

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最一般的哲学意义上把人的实践活动界定为一种“感性活动”，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进一步把人的感性活动更为具体地规定为“物质生产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表述。因为“感性活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仅仅从抽象的意义上理解感性活动，那么动物的生存活动显然也是一种感性活动，但动物的感性活动仅仅是一种消极地适应自然的非自觉的、无意识的感性活动，而人的感性活动则是一种积极地改变自然对象的自在形态使之适合于人的需求和目的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即劳动或生产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和动物相比，动物与它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的生命活动作为有意识的活动，则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因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5]马克思正是在生命活动的意义上把劳动概念从黑格尔的精神活动中解放出来，强调“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发挥这个思想，他们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7]

既然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人，就是生活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的个人，那么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解释历史，也就是从人的现实活动以及这个活动所依赖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也就是从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解释历史。个人的现实活动的方式，也就是个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取决于他必须依赖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亦即“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8]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的实践论历史哲学来说，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和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只有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同样也只有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才能真正做到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学界有不少学者把“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和“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这两个实质上完全一致的表述对立起来，甚至用后者来否认前者。如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而是以“物”即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或物质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而是以物为本的哲学。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甚至认为，以人为出发点或以人为本的哲学历史观是近代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产物，而唯物史观在历史观领域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就在于它“不仅推翻了各种‘以神为本’的哲学，而且推翻了各种‘以人为本的’哲学，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领域中也确立了以物为本的哲学”。^[9]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并有可能把唯物史观歪曲为非人道主义的，甚或反人道主义的历史理论。事实上，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观的出发点，才使他们既秉承了欧洲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完成了历史观领域中的“哲学革命”。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很清楚:“这种考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0]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个人，就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而不是仅仅在思维中存在的、抽象的精神实体或这种精神实体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