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及其本体论革命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及其本体论革命

1.实践概念的最初提出: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改造哲学本体论的思维进路体现在他的实践哲学的形成过程之中。1836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之后，起初是遵从他父亲的意愿学习和研究法学。然而这个研究使他很快就发现法学和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专心于法哲学的研究，并试图写出一部法哲学专著。他为这部法哲学专著写了一篇形而上学导言。这部导言显示出，马克思受康德先验哲学和费希特构建体系的公理化方法的深刻影响，试图从法的思维规定出发先验地构造出法哲学的原则和公理体系。但是，在初步阅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理论之后，马克思就清醒地意识到，他所建立的法的形而上学以及建立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遇到了理论与现实、实有与应有之间的矛盾。如他自己所批评的那样:“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1]他认为，跨越理论与现实的鸿沟的唯一桥梁恰恰是黑格尔哲学。为此，他用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念批评了康德和费希特从公理推出结论的先验方法，他说:“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2]

通过大量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并在柏林大学参加了当时由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学者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即“博士俱乐部”。在博士俱乐部的各种争辩中，他日益强化了对哲学与世界、理论与现实的理解，因而他更注重黑格尔哲学对理念的现实化问题的理解。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最重要的意义也在于此。他在为写作博士论文所准备的笔记中写道:“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关节点，它们使哲学在自身中上升到具体，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从而打断了直线运动，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然而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对哲学的一般功能的思考从认识世界转移到改变世界上来，把哲学称之为一种能够变成实践力量的自由的理论精神，并第一次提出后来成为他的中心思想的“实践”概念。他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说:“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4]尽管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对实践的理解还是黑格尔理念论意义上的，而不是后来他所强调的“感性活动”，但很明显，自他已开始使用实践这个概念时，就赋予它“改变世界”这个基本含义，这在马克思那里是始终如一的。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已经不能再将自身封闭于自身之内，而应当在世界中实现自己。他激情满怀地写道:“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凡是反对它的东西、凡是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5]马克思的这段话虽然仍贯穿着黑格尔理念现实化的精神，但同时也很明显地预示着马克思同传统形而上学从而也是同以往旧哲学本体论彻底决裂的与众不同的方式，即从改变世界的角度重新定位哲学，重新考察哲学所面临的问题。

2.实践概念的确立与实践哲学的形成

1842年，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开始为德国莱茵省一家由自由主义反对派创办的《莱茵报》撰稿，并于这一年的10月担任该报的主编。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要从事政治评论，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出发对莱茵省议会和普鲁士政府的立法行为进行政治批判。有关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及其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笔者将在本书的“政治哲学篇”中作比较详细的评述。在这里，我们仅指出一点: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批判是他最终同黑格尔哲学分道扬镳的契机。因为，在一系列政治批判中，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的有关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关系问题，并发现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理念的现实化几乎是哲学家一厢情愿的幻影。这使他不能不怀疑黑格尔国家观是否真的具有现实化的可能。

1843年春，《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不再抱任何希望，他认识到，国家根本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是普遍理性的体现，更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决定着家庭和市民社会，相反，国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因此“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振聋发聩的批判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促使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彻底决裂。

早在1839年，费尔巴哈就在《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这篇长文中第一次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直接批判。1841年4月，费尔巴哈又发表了《论基督教的本质》这部著作，指责黑格尔哲学把人对上帝的意识说成是上帝的自我意识。接下来，在1842年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中，费尔巴哈严厉指责黑格尔思辨哲学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指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是: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是来自思维。

不过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出于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信奉，并不是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在德国思想界所能产生的革命性作用。但是，当他在现实的政治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理念的客观真理性产生根本性怀疑的时候，他立即感受到，费尔巴哈哲学为自己重新理解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乃至重新理解黑格尔的整个哲学都提供了全新的立脚点。

1843年10月，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这部手稿虽然直接针对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和国家学说，但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已经包含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一般批判，他指出:“黑格尔使各谓语、各客体变成独立的东西，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把它们同它们现实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了。然后现实的主体作为结果出现，其实正应当从现实的主体出发，考察它的客体化。”^[6]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已经决定性地从黑格尔思维本体论的立场上转移出来，同时也意味着，他关于哲学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意识到，应当从物质的生活关系，也就是从市民社会出发重新研究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使他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个研究的初步成果，就是他在1844年3月至8月写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来说，这部手稿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吸取了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从人的经济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劳动”这个概念作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理解。他认为，劳动不仅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它的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学所能理解的范围，因为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只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且是人的“类生活”，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这种来自于经济学的同时又升华为哲学的劳动概念，完全不同于黑格尔所理解的“抽象精神的劳动”，而是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这样，马克思在生命活动的意义上把劳动概念从黑格尔的精神活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改变了他对实践的那种黑格尔式的理解，而是把实践和劳动等同起来，或者从感性的物质劳动的意义上理解实践，如他所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人化自然”的思想，指出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客体的自然，不是自在意义上的自然，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被“人化了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现实的表现形式——工业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开，是理解“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的钥匙。这一思想清晰地显示出，此时马克思的“自然观”和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已经同以往经验论和唯物论的自然本体论拉开了距离。

对于劳动和实践概念的上述理解，使“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理论思维中逐渐成为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中心概念。1844年8月，马克思同恩格斯第一次合作，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他们认为，思辨哲学的秘密就在于，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并把一般宣布为“实体”;然后再把它变成和了解为主体，而把个别变成一般这一“总体”的“各个环节”;最后，再把这种观念推移活动说成是一般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这可以说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本体论和思维的内在性原则的最为简捷、最为透彻的批判。这部著作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批判思辨哲学完全抹杀人的生活的物质要素，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因而只有从实践的观点，从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观点才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只有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历史时期。^[9]

如果说马克思最初还是在黑格尔理念现实化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实践概念的话，那么经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这个概念就是作为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被重新理解。因而到了这个时期，实践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思维中已经丰满、成熟起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或生命活动，它是人的类本质;作为物质生产活动，它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作为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它是人的本质力量。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已经是理解自然和社会历史也就是理解整个世界的理论基点，它的含义远远超出以往哲学对实践这个概念的狭隘理解，成为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范畴。为此，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具有新世界萌芽的天才纲领中，就确定无疑地把“实践”作为他的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实践概念之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首先是因为，全部本体论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或者说就是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问题。传统形而上学从思维本体论出发，坚持从思维本身出发推论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真理，但最终所能证明的只是思维与其自身的同一性，而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推向神学的彼岸世界;以往的自然哲学、经验论哲学从自然本体论出发，把感性经验作为认识的起点，但由于它们把自然理解为与人的感性活动无关的纯粹的自在的世界，因而它们或者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或思维的真理性归结为感性直观(唯物论)，但却无法对此作出彻底的论证，或者干脆否认了人达到普遍性客观性真理的可能性(怀疑论)。这两条哲学路线的共同问题是，完全没有看到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即实践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存在论价值，因而也就是离开人的感性的、物质的实践活动来讨论思维的真理性问题。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申明自己的哲学立场。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0]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也包括贝克莱式的经验论，最终把思维的真理性变成一个神学命题的神秘主义，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中，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

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本体论的原则，因而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既根本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本体论，也根本不同于以往唯物论的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他从实践观点出发，揭示了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12]“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把这种唯物主义定义为“直观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3]

立足于实践的本体论原则，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中思维本体论和自然本体论的对立，彻底地改变使哲学理论纠缠于自身矛盾的思维范式，而着手建立新的思维范式，这就是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写下的那段至今对整个哲学不无震撼力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在以往，这句话通常被人们理解为是对哲学功能的述说，但在本书看来，这句话在深层上蕴涵着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革命，它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