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学说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把哲学的开端确立为具体的“感性存在”，公开声明自己的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用“感性”对抗黑格尔抽象的理性，开始了对终极存在进行追求和探索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颠覆，将哲学的视角从单纯的理性思辨转向对于感性世界的理论观照，开启了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新路向。
一、哲学开端是有限的东西
“一个新的原则，经常是带着一个新的名词出现的，就是说，它将一个名称从低级的、从属的地位提升到君主的地位，将它当成最高的称号。”为了对抗黑格尔哲学抽象的理性，费尔巴哈将感性提升到本体的、君主的地位加以探讨，赋予它以“最高的称号”。他公开声明，自己的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一再强调，“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在这里一切秘密暴露无遗”[10]。只有在感性开始的地方，一切怀疑和争论才会停止。
费尔巴哈走上哲学舞台时，德国的哲学界被思辨的“魔术”和神学的“咒语”所充斥。费尔巴哈认为这两种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由于哲学的需要而产生的哲学”，而不是“适应人类的要求而产生的哲学”；是“属于哲学史”的哲学，而不是“直接构成人类历史的哲学”。因此，费尔巴哈要对它们进行改革。那么，“应当怎样进行这种改革呢?是按以前的哲学的精神进行改革呢，还是按新的精神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的立足点是“新时代、新的人类发展时期的大门之前呢，还是仍然在老路上蹒跚”?费尔巴哈的回答是明确的，“只是从哲学的观点来对待变更”的改革是无济于事的，这“未免把问题提得太狭窄了，那我们只不过是为普通小学生的争论提供材料。这完全是多余的”，“只有那种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人类的利益的哲学变革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变革”[11]。
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是颠覆性的，改革首先就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开始的。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颠倒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其实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应该是：“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12]既然思维来自于存在，那么，哲学的构建也就必须从存在开始，而不是像思辨哲学那样从思维开始。“就是说，如果毫无疑问，自然界是精神的基础——不是因为自然界是黑暗而精神是光明，像神秘理论所说的那样光明只产生自黑暗，无宁是因为自然界本身就是光明——那么自然界是有客观根据的开端，是哲学的真正的开端，也就毫无疑问了。哲学必须从自己的反题，从自己的‘他我’开始，否则开端将总是主观的，将总为自我所吞没。”[13]“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认识精神的真正自由；因为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近代哲学与经院哲学不同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把经验活动同思维活动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于它与脱离实在事物的思维相对立，提出了研究哲学必须依靠感觉的论题”，所以，只要将主词和宾词“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14]真正的哲学必须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费尔巴哈正是按着这个逻辑路径建构自己的“新哲学”的。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从经院哲学的繁琐开始的，而哲学的新时代开始于哲学的具体化。哲学不应再用哲学家的抽象方式谈论哲学，它应当走出哲学讲坛而成为人的事业，人们再也不能抓住黑尔格哲学不放了。“哲学的本质特点是与人的本质特点相符合的。信仰的位置现在已为无信仰所占据，圣经的位置为理性所占据，宗教和教会的位置为政治所占据，天的位置为地所占据，祈祷的位置为工作所占据，地狱的位置为物质需要所占据，基督的位置为人所占据。不再彷徨于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主人之间的人，一心一意转向现实的人。”[15]因此，“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哲学从黑格尔的“僵死的精神”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中来。也就是说，使哲学从美满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因此，改造旧哲学就是要以现实的东西代替思辨的东西，以感性的东西代替思辨的东西。他说：“从前各种改造哲学的企图，只是在方式上或多或少地与旧哲学有所不同，而不是在种类上与旧哲学有所不同。而一种真正的新哲学，即适合于人类和未来需要的、独立的哲学，其不可缺少的条件则在于它在本质上与旧哲学不同。”[16]“我的这个学说是以自然界为出发点的，并且立足于自然界的真理之上，用这个真理去对抗神学和哲学。”“新哲学”并不是将什么“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当做自己的出发点，而是将现实的、最最实在的存在当做自己的出发点，他说：“我并不是由思想产生出对象，正相反，是由对象产生出思想。”[17]“精神后于感觉，而不是感觉后于精神：精神是事物的终端而不是开端”，“新哲学的基础，本身就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提高了的感性实体——新哲学只是在理性中和用理性来肯定每一个人——现实的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的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18]“新哲学”研究的起点是客观存在，是具体的东西。
在《论哲学的开端》一文中，费尔巴哈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将哲学起点确定为抽象存在的理论预设，而将“有限的东西”确立为哲学的起点。他说：“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没有有限者，无限这是根本不能设想的……因此，最初的东西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而是确定的东西。”“从经验到哲学是必然的，而从哲学到经验则是任意的造作。以经验为开端的哲学永远是青春的，以经验为终端的哲学则终将衰老、疲蹋、自己成为自己的累赘。事实上，当我们从实在开始并忠实于实在的时候，哲学对我们说来就总是一种需要：经验在每一步上都背叛我们，从而迫使我们求助于思维。因此，以经验为终端的哲学会趋于衰朽，而以经验为开端的哲学则无限地发展。”“从非哲学开始而以哲学告终，无论如何要更加光荣和合理，而不是相反地，像某些‘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那样，从哲学开始而以非哲学告终。”[19]关于黑格尔哲学以毫无规定性的“纯存在”作为开端，费尔巴哈批评说：“‘无’是根本不能被思维的，因为思维照黑格尔本人的说法就是规定；‘无’如果被思维了，也就是被规定了，那也就不再是‘无’了。如果说得正确的话，不存在的东西是根本没有宾词的。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有任何知识的。”一句话，“‘无’是一个并非表象的表象，是一个并非思想的思想，正如鬼怪是一个并非实体的实体，一个并非形体的形体一样”。无论是在《逻辑学》中，还是在《现象学》中，黑格尔都是从直接假定自身开始，即从与感性认识直接矛盾、绝对分离开始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从思想的对方开始，而是从关于思想的对方的思想开始。”接下来，费尔巴哈进行继续的追问，他说：“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难道开端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难道它是直接真实并且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是从存在开始，也就是说，是从存在的概念或抽象的存在开始。为什么我就不能从存在本身，亦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呢?”[20]“从存在本身”开始，“亦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也就是从具体的“感性存在”开始。
对于费尔巴哈从逻辑起点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费尔巴哈哲学的三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之否定对立起来。”[21]这里，“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就是费尔巴哈所诉诸的“感性存在”，“绝对肯定的东西”就是指构成黑格尔的逻辑出发点和归宿的那个无限的、抽象的普遍即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传统哲学的那个“终极存在”。费尔巴哈正是用“感性存在”消解了黑格尔的“绝对肯定的东西”，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将感性作为哲学的逻辑起点，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22]
二、人是“感性存在”的真实内容
费尔巴哈将他的哲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感性存在”、有限的东西，就是要用现实的、有限的、具体的感性确定物同黑格尔的无限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相对抗，或者说，用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同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性的存在相对抗。那么，费尔巴哈的这个“感性存在”是什么呢?
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存在”是包括人和自然界在内的，其中人是基础和核心。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中，费尔巴哈说：“谁要是按照特殊的实在哲学原则进行思辨，那就同那些所谓实证哲学家一样：像一个动物在干枯的草原上，被一个恶魔迷惑着转圈子，在它的周围却有美丽的、碧绿的牧场’。这个美丽的、碧绿的牧场就是自然和人，因为这两种东西是属于一体的。”“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乃是新哲学的口号。”“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23]
那么，人与自然在费尔巴哈哲学那里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实体，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24]。人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因此，“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说在没有找到他的自然基础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设”，“一个哲学家，至少是我所理解的哲学家，应该把自然看成自己的女友；他不只应该从书本上，而且应该面对面地来认识她。”[25]费尔巴哈公开宣称，“我的这个学说是以自然界为出发点的，并且立足于自然界的真理之上，用这个真理去对抗神学和哲学”。在这里，费尔巴哈充分肯定了自然在时间上的“优先地位”。但也仅此而已，而对于人的地位和作用，费尔巴哈则从“性质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费尔巴哈说，自然“不过是时间上的第一性，而不是地位上的第一性，是物理上的第一性，而不是道德上的第一性；有意识的、属人的实体，则在发生的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说来则是第一性的。”人最切近的认识对象就是人自身，对于自然的理解那是以后的事情。他说：“人之第一对象，就是人。至于对大自然的理解——这使我们意识到作为世界的世界——那乃是以后的产物；因为，这种理解乃是通过把人从自己分离的行动才产生的。”[26]以往经验论的不足之处并不在于冷淡自然，而在于疏远了人。“经验论认为我们的观念起源于感觉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经验论忘了人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感觉对象乃是人本身，忘了意识和理智的光辉只在人注视人的视线中才呈现出来。”[27]所以，他的哲学“并不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同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抽象的、仅仅被思想的或被想象的本质当作自己的原则，而是将现实的或者毋宁说最最现实的本质，真正最实在的存在：人，即最积极的现实原则当作自己的原则”。所以，费尔巴哈说，他的“这个新哲学，与迄今为止的哲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是与人之真正的、现实的、整个的本质相适应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是与一切由于沉迷于超乎人的、反人的和反自然的宗教和思辨之中而执迷不悟的人相抵触的……因而这个新哲学说着属人的语言，而不是说着没来历的和无以名之的语言；他言行一致地认为哲学之本质就在哲学之否定之中，就是说，它声明只有有血有肉的、人化了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为了突出人在自己哲学中的地位，费尔巴哈在成名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本书的真正警句和主题”[28]。
把人提到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一大功绩。但费尔巴哈也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把人提到哲学的中心地位，还不足以和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抗衡。因为思辨哲学也是以人为对象的，大力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但思辨哲学的致命缺点是把人理解为理性的人，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它把人理解为孤立的、固定化的自为存在的本质，即固定化的精神。所以，要想与之抗衡，必须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感性的，赋予它以感性的性质。他说：“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新哲学是正大光明的感性哲学。”他的哲学是“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其宗旨“主要的也是为人的哲学”。[29]对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30]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感性的存在，具体表现为：人是感性的实体，是肉体性的存在。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最最现实的、真正实在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人的存在只能归功于感性；人是肉体和灵魂相统一的感性存在。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有形体的，这就是人的肉体，而人的精神、思想、感情，即所谓人的灵魂是依赖于人的肉体的，是和肉体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设想灵魂和肉体的分离，那也只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理论上的分离，费尔巴哈认为，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因为，从逻辑上看，只有本质上属于同类的东西才是可分的，例如男人与女人(同属于人)、善与恶(同属于道德)、酸与甜(同属于味道)等，灵魂和肉体并不属于同一类，将二者分离，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具有认识能力的感性实体，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人又是有理性，能思维的感性实体，“即使没有另一个人，仍旧能够行使思维、讲话这种类的职能”[31]；人是有意志、有目的活动的感性实体。费尔巴哈认为，人所特有的意志是同人的生存愿望及追求幸福的愿望紧密相联的，“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而人却具有双重的生活。在动物，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合而为一，而人，却既有内在生活，又有外在生活”[32]。人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不再是漂游在绝对理念天穹中不可琢磨的精灵，而是站在大地上面的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物。
费尔巴哈为什么将人赋予感性的意义呢?费尔巴哈认为，要想解决困惑哲学两千多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必须找到能够将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的那个基础，只有找到这个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能得到科学地把握和说明。而这个基础在费尔巴哈看来就是人。因为，人既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又是一个能思想的存在物，具有存在和思维两个方面的属性，只有它才能担当起统一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关系的重任。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33]。“感性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真实的、非臆造的、现实存在的统一。”[34]而这种统一的现实表现就是感性存在的人。因此，感性是人的感性，人是感性的人，对感性的重视，就是对人的重视，对感性的研究，就是对人的研究。“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类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因为只有这个观点给予我整体性和个别性。”[35]费尔巴哈把人视为“感性存在”，试图在人的身上发现身体与灵魂、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感觉与思想统一的基础，以此来解决哲学基本问题，这一思考视角的转换，已经蕴涵了最终超越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理论逻辑。
以往人们常常将费尔巴哈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旧唯物主义，其理论误读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理解为人的感性存在，而是理解为自然物的实体存在。正是将感性存在赋予了人的内涵，费尔巴哈使自己的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大大地超过了以前的唯物主义。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向后退，我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向前进，我与它则有着根本的区别。费尔巴哈把人提到了哲学的核心地位，这使他在根本上大大超出了以前的唯物主义，也使他的哲学获得了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这一点也正是他的新哲学与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三、“感性存在”的理论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物质和精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关系问题，整个哲学史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费尔巴哈走上哲学舞台的时候，西方哲学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思想倾向：一种是自然主义，一种是理性主义。自然主义以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宾诺莎为主要代表，他们从外部世界去规定人，将人和人的世界归并到自然和自然世界中去；与自然主义相反，理性主义则是从人的内在世界去规定人，将人的本质看成是理性，将自然世界归并到人的世界中去，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统一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即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但黑格尔是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以完全颠倒的形式统一了这些矛盾，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只能说是为这些解决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基础，而且就连这个方法论的基础也必须经过彻底的改造才能变成有用的工具。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首先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就是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认为，在传统哲学中，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都被赋予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哲学的任务就是不断地追求这个永恒不变的始基，直至最后把握它。因此，要想终结传统哲学，必须要终结这个永恒不变“始基”的有效性。将“感性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立场和逻辑起点，就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降到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现实人间，消解了那个永恒不变的“始基”的神秘性，终结了它的有效性。正如费尔巴哈本人所说，“新哲学只是旧哲学的必然结果——因为凡是溶化于人的理智之中的东西，最后也必须溶化于生活之中，必须溶化于人的心情之中，人的血液之中——但是同时也只有新哲学才是旧哲学的真理，而且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真理；因为只有成为有血有肉的真理才是真理”[36]。
费尔巴哈哲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揭露了黑格尔仅仅是在想象中去统一这两个对立世界的荒谬性，将“感性存在”的人确定为二者统一起来的基础，试图以人为基础去克服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这就为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费尔巴哈用感性的物质客体代替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的思想客体，将人的感性存在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使哲学回到了有血有肉的现实人间，这是他的功绩。这不仅对批判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未来哲学的发展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他未能进一步用人类的感性活动代替黑格尔的思辨的精神活动，费尔巴哈的感性依然是“哲学家的感性”，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在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视野中，感性还只是对象和客体，还不是作为人类感性活动的实践，不是从主观方面来理解，由此，也造成了费尔巴哈哲学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
首先，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形式上是具体的，实质上是抽象的。由于费尔巴哈把感性仅仅理解为“感性存在”，而不是“感性活动”，使得费尔巴哈在人的理解上出现重大偏差。其一，他“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其二，“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而费尔巴哈所说的现实的人，只是有肉体、有感情、有欲望、有意志的人，“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38]。因此，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39]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既脱离现实生活，又脱离历史发展，是概念中的人。
其次，下半截的唯物主义，上半截的唯心主义。由于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类的感性活动”，使得他对黑格尔的颠倒，乃是一种理论上的颠倒，他用感性的人代替绝对精神，却“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关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40]。“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41]从而造成费尔巴哈哲学悲剧：把人引向了自然，而不是引向了历史。如果说，单纯考察历史的必然，无视人的存在，黑格尔哲学是一大成的话，那么，撇开历史发展的进程，单纯考察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则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费尔巴哈哲学那里，自然观和历史观是分离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在自然观上，费尔巴哈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而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又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人的感性存在不仅仅体现在人的物质性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社会性上，对人的本质的确认，不仅仅应该在人的肉体中、自然中、存在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社会中、物质生产中去寻找。“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42]
再次，费尔巴哈把“感性存在”理解为感性直观，把感性直观作为认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作为其哲学的逻辑起点，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理论视角，一种思维方式。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43]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44]，所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与自然都是纯粹的了：人不是作为独立的生产力出现的，因而他的感性、本质不是为他的对象、为“人化的自然界”所中介和渗透；另一方面，自然也不是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社会的生产要素出现的，因而它的存在也不为人的本质、人的实践能力所中介和渗透，而是永恒的过去既定物。这样，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与自然事实上都被描述成史前状态，即史前的自然。他没有看到，它周围的感性世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直观迷住了费尔巴哈的历史视野。固然，他承认人与世界的感性存在，但他把感性世界视为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因而抹杀了感性世界的历史性。同样，他把人只看成是肉体的存在、感性的存在，也就否认了人作为感性活动所具有的能动性、创造性。可见，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历史“精神化”，而恰恰在于他将历史“感性化”、“自然化”。
费尔巴哈哲学抽象的感性理论，造成了他哲学的双重品格。一方面，他把人本身，而不是人的思维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他强调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自然界，企图用自然和现实的人对一切意识现象，包括全部历史事实作出解释，这里表现出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有模糊的但却相当强烈的要求”[45]。另一方面，他以一种本质上属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人与人的关系作了极其狭隘的理解，人的本质成为非历史的完全抽象的东西，并从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公认的意义。费尔巴哈感性理论的双重品格导致了他的哲学在现实中的双重命运：在宗教领域，费尔巴哈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在一般哲学世界观上“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处理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时，自相矛盾，一筹莫展，表现出“惊人的贫乏”。在自然观上，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上，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却用唯心主义方法来解决人的本质问题。费尔巴哈哲学的困惑，是他的感性本体论造成的，走出困惑的出路只能是将人的“感性存在”提升为人的“感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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