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意识能动性的不理解

(一)对意识能动性的不理解

人类的意识能动性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意识能动性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事实；但人类对自身意识能动性的自觉，即自觉到、知道自己具有意识能动性却是个意识事实；进而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论认识，则是哲学或文化事实。意识能动性是人所属物种的共有的机能和属性，在这一自然的层面上可能并不存在种族、民族的意识能动性差异，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是意识作为心、能动性作为理的自然规律的同一性。但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对意识能动性的自觉和反思，则必然具有意识差别、哲学差别和文化差别。特别是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反思规定，取代了意识能动性的自然实在性而成为文化的实在性，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们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成为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合法的偏见或理解的前提，从根本上规定了一种文明的方向和命运。

经过现代西方哲学近百年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反思，我们对西方哲学的起源、本质和特点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也对西方哲学对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方向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胡塞尔以绝对肯定的态度弘扬希腊的理性精神，认为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欧洲就基于希腊理性精神，现代欧洲的种种疾病，病根就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曲解和失落，使希腊理性精神的不死鸟重新站立起来，就是医治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疾病的唯一选择。海德格尔则从词源学的追寻，考察古希腊哲学的衰变。他认为“存在”、“逻各斯”这些希腊语词意义的变化，是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民族命运的变化同步的，当西方哲学把“存在”当成了“在者”，把“逻各斯”作为逻辑的思维规定去规定在者时，由此就决定了西方文明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根治现代西方文明的疾患，要找到超越西方哲学的思的道路，要找回已被遗忘的存在经验。德里达则干脆认为，西方哲学即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开始就是“聚集”之意，就是要把事物、存在聚集起来，并给予统一性的中心主义，超越西方哲学，就是要拆解、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不管这几位哲学家对希腊理性精神和西方哲学的态度如何，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即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反思规定是理性能动性的规定。

古希腊哲学家对意识能动性的自觉，是理性能动性的自觉，更准确地说是理论理性的自觉。按照法国学者韦尔南的研究，希腊思想的起源可以说是多种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在雅典等古希腊移民城邦，本土的传统宗教的影响可能减弱，所以在公元前7—2世纪之间，在中国、印度等古代文明中传统的宗教世界发生深刻变化之时，“希腊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1]。“希腊的独特性在于国家政权的特殊形式，在于古代城邦的建立，城邦意味着全体公民都参与公共事业的管理，所有的集体活动都具有完全的公开性”^[2]。传统宗教影响的减弱，城邦民主提供的自由，使“一种摆脱了任何仪式考虑的认知功能确立下来”，哲学带来的精神世界特点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理性化。摆脱了任何仪式考虑的认知功能，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演变为摆脱了任何实用目的的纯粹理论兴趣。始于惊讶与好奇的单纯的认知渴望，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思考，成为哲学家的人生理想和希腊理性精神的特色。在这种时代精神或文化氛围中，哲学对意识能动性自觉和反思才有可能形成理论理性这种意识能动性的自觉。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性即理性；人的理论理性可以超越宗教、政治和任何实用目的的考虑，扬弃虚幻不实的感性世界，进入一个永恒真理的王国。纯粹理论的兴趣、态度和追求，是古希腊哲学对人性、意识能动性的独特体认，它打开了柏拉图所说的“灵魂的眼睛”，看到了一个由几何学式的理论、“逻各斯”所控制的新世界，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制订了方向。

在古希腊哲学诞生的时刻，古老的东方世界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时我国正值百家争鸣的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多种多样不同程度地摆脱了传统束缚的世俗化、理性化思想大量涌现，中国哲学处于它的奠基时期。仅就摆脱仪式的考虑亦即世俗性而言，中国哲学较之古希腊哲学可能毫不逊色。就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而言，中国哲学可能也不逊于古希腊哲学。我们认为，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对理性的理解不同，即对人性作为意识能动性的反思规定不同。

中国哲学的起点是实践理性的意识能动性的自觉，世俗化、理性化社会生活的实践视野规定了中国哲学的方向。中国哲学缺少古希腊哲学的纯粹理论态度的思想维度，其根源可能在于中国哲学的奠基者们没有生活在城邦民主制度下的古希腊先哲们的自由、从容和闲暇。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社会现实不容许哲学家们做纯粹理论态度的思考，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思想也许会被视为精神的轻浮和奢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先行视域，也规定了哲学家对人性、意识能动性自觉反思的方向。如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如孟子所说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把使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人性根据，即道德实践的能动性自觉地反思和规定出来。

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样，都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分，即人的意识能动性作为哲学反思的起点。古希腊哲学捕捉到理论理性的能动性，即超越感觉表象的理论认识达于理念世界和本质世界的理性能力；中国哲学则捕捉到实践理性的能动性，即超越人的自然需求而达于道德生活的理性行动的能力。从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良知”“良能”，到陆王心学的“良知”，再到现代学者的“道德本体论”、“情感本体论”，中国哲学可谓一脉相承，其根基就是对意识能动性作为实践理性的能动性或道德理性的能动性的反思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