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传统估价

一、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传统估价

在创始者去世之后，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做出过重要阐述并且产生持久影响的观点，依其典型的代表性及其在路径上的定向作用，大体可以被区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即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为代表的一个路向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为代表的另一个路向。一般说来，这两个路向的阐释对于马克思所引发的哲学革命都是给予充分认可的，并且也都一力指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或当代意义是与这一哲学革命最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真正说来，这样的认可和指证在哲学的根本上却是空疏散宕的;我们的意思是说，由于那些在表面上或形式上得到承认的东西并未在哲学的根基处获得实质性的澄清并获得内在巩固的阐明，所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以及它作为“革命”有以生成的当代意义)实际上却是湮没不彰的。这里的情形十分类似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批评:尽管德氏一再谈论原子的“灵魂”方面，但是由于其理论中内在巩固的唯一原则乃是“直线降落”，所以原子的形式规定(即“灵魂”)在他那里还从未真正出现过。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意味着同整个近代哲学立足其上之基础——近代形而上学的根本前提、出发点与路径等，一句话，它的基本建制——的批判的脱离，那么很显然，只有在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能够在实质上趋于瓦解或崩溃的地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真实意义才有可能“出场”并同我们真正照面。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或者“革命”从来就未曾发生过;或者，这一革命及其意义确实是历史地被湮没了——那场在形式上得到认可的哲学革命实际上却被湮没到革命发生之前的基地与建制中去了。从根本上来说，亦即由存在论的根基上来说，无论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定向，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领袖的阐释定向，都未曾真正脱出近代形而上学的基地和建制;两者都是在近代哲学的框架内来就马克思的哲学或哲学革命进行言说和阐述的:就像前者主要依循近代哲学之某种粗糙的或混合的形式一样，后者主要依循近代哲学之完成了的形式。

我们的这一基本判断在由存在论基础入手的分析中应该说是不难显现的。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在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时，把这一变革所导致的后果(即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直接理解为费尔巴哈已然提供出来的立脚点，并且通过费尔巴哈而大踏步地退却至18世纪的唯物主义基地上去——这确实是一种实质性的理解，尽管伴随着这种理解总是附带有某些完全形式上的区分和“补充”。例如，在梅林看来，“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1]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利，而绝没有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利。在这种判断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在实质上毋宁说是完全同一的，二者的区别仅只是纯全形式地涉及学科范围或学科领域。因此，梅林一力抨击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隔离开来或对立起来的企图，并且声称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代表这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就是与黑格尔斩断一切关系之后的费尔巴哈”。^[2]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费尔巴哈是否并且能否“与黑格尔斩断一切关系”(亦即是否并且能否从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中真正解脱出来)，这里的要点首先是，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基础的本质性直接被导回到费尔巴哈。

这样一种阐释的基本立场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和充分的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他指称马克思实质上完全立足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二者的立脚点毋宁说是同一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直接从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发生出来的，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只不过因为马克思做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刻化罢了。”^[3]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普列汉诺夫的偶然意见或一时兴起的夸张其辞，它实际上代表着一条非常确切的理解阐释路线。这条路线是退行性的:正像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本质性被还原为费尔巴哈一样，费尔巴哈的立场又被归并到18世纪中去了;而这一退行性理解的现代源头乃是斯宾诺莎，所以普列汉诺夫在许多场合声称，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以及霍布斯、拉美特利和狄德罗，统统属于“斯宾诺莎的类”。正是依循这样一条阐释路线，普列汉诺夫乃并称“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为“最新的唯物主义”。^[4]

但是，这种理解方案对于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显然是不充分的，它势必需要某种附加或补充，亦即需要对马克思的“天才的修正”予以指证。为此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和梅林一样，提示了“应用领域”的改变或扩大，另一方面强调了辩证法的意义。然而真正说来，由于前者实质上不可能触及哲学基础的性质，所以重点就被转移到后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但是，在已经预设费尔巴哈的哲学基地不被触动的前提下，如何有可能使思辨的辩证法脱开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并且被现成地移置过来，唯一的路径就是使辩证法抽象化、形式化和中立化。这样一来，对于已然被抽象化、形式化和中立化的辩证法来说，它的存在论基础也就变成任意的或完全无关紧要的了。所以普列汉诺夫引用赫尔岑的说法称黑格尔的方法是“真正的革命代数学”，并把重要的方面归结于应用: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把这个代数学应用于实际生活的迫切问题上”。^[5]在这种理解背景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构成的，即:在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附加或补充被抽象地中性化的辩证法。即使撇开这种抽象化本身与辩证法的主旨相悖这一点不谈，上述理解阐释方案的构成也仍然是单纯的补充或附加，而且仅只是纯粹形式上的补充或附加;更加重要的是，那构成补充或附加的两端，无论是作为其实质性的基础方面，还是作为其赋予特征的形式方面，都因此而不可避免地从属于近代哲学的统摄性框架，亦即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和基本建制。

对马克思哲学之本质(从而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和阐释方式，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到了其强劲对手的袭击与反拨。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不约而同地开启了这一重要转向:正像前者主要针对着“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一样，后者猛烈抨击了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在这轮颇有威力的攻势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确实牢牢抓住了这样一点，即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正统阐释方案中，构成真正实质性的东西乃是费尔巴哈以及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而黑格尔哲学的“活动原则”(自我意识)及其辩证法充其量不过是纯粹外在的和表面的文饰罢了;不仅如此，当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形式化和中立化从而丧失其实质的和整体的意义之际，费尔巴哈的或18世纪的唯物主义基础就将不可避免地导向经济决定论，亦即导向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或完全被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如此，所以卢卡奇在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时便把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总体”范畴与所谓的经济首要性对立起来:“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ger)。”^[6]这一对立的要义首先在于区分知性科学的实证主义与马克思的“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如果说前者是完全无批判的，那么后者依其本质来说就是否定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在大体上类似而本质上一致的意义上，柯尔施猛烈地抨击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主义方向，并指证这一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其实践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特征:他们庸俗地“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7]

应当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敏锐地发现了“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之阐释定向的实证主义，以及这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哲学上同前康德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内在联系;他们正确地看到，在第二国际的理论阐释中，由德国唯心主义发展起来的“主观方面”完全落到了“基础”之外，而从外部附加的辩证法也根本无济于事:它绝对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到“基础”本身，相反，这种辩证法由于自身被形式化和中立化而成为纯全非辩证的东西。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究到构成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对庸俗马克思主义之批判与反拨的基地本身时，虽说看起来颇为隐晦曲折，但这一基地之确凿无疑的黑格尔主义性质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正像卢卡奇特别地发挥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以标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质一样，柯尔施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决定性地引伸其潜在的“革命意志”以对抗使之实证主义庸俗化的图谋。^[8]如果说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使“自我意识”或“革命意志”建基于“总体”之上，那么这个“总体”对于他们自身的哲学基地从而对于他们的马克思哲学阐释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虽说这一总体不被称为“绝对”或“上帝”，虽说它主要地被表述为“历史社会过程的总体”或作为这种总体的“无产阶级”，但这一总体之为哲学上的总体却处于一种匿名状态中，而这种匿名状态是与其存在论基础的未经澄清最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9]在这样的情形下，或者是将总体把握为停留于“相互作用”之中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或者是使之隐晦地成为变相的“绝对”或“上帝”;然而无论如何，这两者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片断，亦即成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的片断。一句话，只要作为总体的“总体”未经存在论根基处之最彻底的澄清，只要构成其统摄理解的现代形而上学建制未被真正触动和瓦解，它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是黑格尔主义的。因此，卢卡奇在1967年关于其早期思想的下述说法是真确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问题的讨论方式“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这样一种基础还引伸出“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它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并且更接近于当时在共产主义左派中流行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10]

由此可见，从根本上来说，就事情的实质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阐释的两个基本路向都未能真正摆脱近代哲学的主导框架，亦即都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就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性导回到前康德的唯物主义基础中去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依循黑格尔主义(或是其整体，或是其主观片断)来为重新阐释制订方向。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实际上并且在本质上完全湮没无闻了;就其理论阐释之内在巩固的方面来说，这一革命就退化或弱化为现代形而上学框架之内可以容纳的东西——其残存下来的点滴意义至多就像费希特纠正康德或黑格尔纠正谢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