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论和中国哲学理论

（一）中国哲学史论和中国哲学理论
——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新回答

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主要成果，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体现了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既提出了综合创新、自成一家的中国哲学史论，又提出了综合创新、自成体系的中国哲学理论。

《张岱年自传》最后的第九章《平生学术宗旨》，画龙点睛式地道出了这一真谛：“我的哲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入史，终乃由史转论”。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论，在胡适、冯友兰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这种创新有四个要点：

第一，是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这部五十万言的大作，1935年——1937年写成初稿，1943年印成讲义，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署名宇同发表，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修订再版。

第二，特别注重发掘中国唯物论史——先后发表《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955），《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8），最后他主编了巨著《中国唯物论史》（1994）。

第三，深入发掘辩证法东方源头，与古希腊的辩证法西方源头相映生辉——《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中国哲学发微》（1982）等论著，为中国辩证法史首次理出一条基本线索：《周易》——老子《道德经》——孔子与《易传》——《墨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董仲舒——扬雄——王弼——张载——王夫之乃至当代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西方辩证法主流更偏重于对立面斗争，而中国辩证法主流更侧重于对立面的统一，乃至和谐结合，矛盾统一体的共同发展，这是辩证法的东方源头、东方特色、东方神韵。

第四，注意发掘中国哲学史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显示中国特色的人本思想，如孔子的“人事为重”说，孟子的“良贵”说等。

张岱年先生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哲学史家，而且是自成一家之言，有自己独特思想体系、范畴体系的哲学家、哲学理论家，现代中国哲学体系开创者之一，自成一家、自成体系、为数甚少、卓然不群的当代中国哲学大家之一。

在中国哲学理论创新这一领域中，张先生的重要新贡献主要有四点：

第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提出了“融汇中西马，创造新哲学”这个理论创新目标，指出了“古今中外，综合创新”大道。

第二，20世纪40年代，他以天人关系为纲，写成《天人五论》，初步建构起一个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哲学思维论》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哲学观，认为哲学是研究根本问题之学，最根本的问题是三大法则的统一——宇宙万物之根本原则，人生之根本准则，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知实论》重点在知天，阐明了认识论的新唯物主义基础，论证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事理论》则展开了一个把握天人关系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的核心问题，即理与事、一般与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品德论》则向人回归，提出了以刚键而和谐为宗旨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天人简论》则把“天——人”两方面的探讨综合起来，以“天人关系——心物关系——群已关系”为基本线索，提纲挈领式地提出现代新型的天人合一观，作为中国现代新哲学理论体系奠基的思想纲要。20世纪80、90年代，季羡林先生多次阐发天人合一论的现代世界历史意义，1990年钱穆先生留下的最后遗作就是专讲天人合一的论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而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一以贯之地探讨天人合一观者，首推张岱年先生。

第三，他提出了别开生面的中国哲学范畴体系论，集中体现在1987年发表的专著《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他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有一套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体系，既与西方哲学、世界哲学有共性相通之处，也有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和独特逻辑，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他先后研究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三大范畴类别，历史上的四大范畴群，一百多个重要范畴，16对最有中国特色的范畴，如天人、有无、体用、道德、阴阳、动静、常变、理气、形神、心物、仁义、知行等。

第四，改革开放新时期，他进一步研究了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见解，更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