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品质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普适性和明确性。深入学习和理解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

1.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品性、品格、品质、本质这些概念，属于同等程度、同一序列的概念，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根据传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概括起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结合起来的学说。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进一步概括为“与时俱进性”，是江泽民同志的重大理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伟大思想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论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以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其理论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时俱进性”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与时俱进的“时”，从字面上看，讲的是时间，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从根本上说，讲的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与时俱进，就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认识要随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深化。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曾经说过，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决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合，说不相符合并不是说这种概念是一种虚构，而是说，“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符合。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¹⁸⁾。恩格斯还说，自然科学的概念是如此，社会科学的概念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主观认识既不能踏步不前，也不要不讲条件而主观随意地超越时空；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唯心论，又要反对机械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努力做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对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全部工作来说，就是要体现时代性。

第二，“与时俱进性”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但是实践又总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所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人的认识要能够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拓宽、加深自己的真理性认识。列宁说:“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¹⁹⁾邓小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²⁰⁾，“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²¹⁾。这就是说，坚持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真正做到认识与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对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全部工作来说，就是要善于把握规律性。

第三，“与时俱进性”体现了继承、坚持与创新的统一。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发展。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但是创新和发展又是以继承、坚持为前提的。任何理论的前进和发展，都必须有前人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候说过:“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²²⁾他还说过:“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²³⁾所以，我们今天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必须在继承、坚持的前提下创新和发展，在创新和发展中做到继承和坚持，把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能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²⁴⁾。这对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全部工作来说，就是要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因而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时代内涵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自觉实行三个“解放出来”，深入探索“三大规律”，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伟大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理论精髓及党的思想路线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从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到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江泽民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理论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实现的认识上的新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它们既一脉相承，又都具有新的建树、新的突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奠定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列宁在实践上逐步实现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转变。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精辟的科学规定，并把它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根本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邓小平在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反对“左”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概念及其内涵，并且把实事求是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进而升华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精辟阐述和高度评价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之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

江泽民同志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关于“精髓”的思想。他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融为一体，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之后，他又多次阐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²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用“与时俱进”这一更加简洁明快的词语，把党的理论精髓和思想路线融为一体，进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高度，从而实现了对党的理论的精髓、思想路线认识上的一个历史性的新飞跃。这是因为:

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做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首先，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从唯物论的角度说，“与时俱进”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逐步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从认识论上说，“与时俱进”实际上就是坚持列宁所说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从辩证法的角度说，“与时俱进”就是获得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的过程，就是人们的认识由现象到本质、由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和更深刻的本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的过程。从历史观上说，“与时俱进”就是坚持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运动和精神运动关系的基本原理。其次，它从“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要求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把“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则贯彻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之中，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再次，在理论上阐明了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与时俱进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根红线，没有“与时俱进”，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做出“与时俱进”的概括，大大丰富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而且在表述上更精炼、更生动，概括性、包容性更强。

在实践上，坚持与时俱进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又是辩证统一的。在这里，解放思想是前提，实事求是是目标，与时俱进是本质。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真正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和国内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坚持与时俱进，就是要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体现

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由诸多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具体原理所组成的过程集合体。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其发展就是一个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自身的特点，以及所处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具体环境条件的变化，表现为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由其自身研究的客观对象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它旨在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建设的规律，所研究的对象具有根本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多年来，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对象进行的(而且今后仍将是这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说，都是对其根本对象认识的不断深化，因此作为思维结晶的理论的发展就必然具有连续性的特征。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强调连续性。我们最熟悉的一些著名的科学论断，诸如:“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等，都十分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表明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体系之外的东西。从本质上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所以，那些曾经苦心孤诣地制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对立的说法和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各种横向与纵向的统一性关系。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其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又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研究对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情条件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不相同的，因此时代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提出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系中，又必然会产生前后相继而又相对独立的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科学体系。对于这些具有不同特征的科学体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我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的发展阶段”的表述，其内涵与外延是有差别的。如果从前者说，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三大阶段。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主要解决的仍然是革命的问题，本身并不构成一个新的阶段，而是属于列宁主义阶段。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曾经有过十分明确的说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是创造性地解决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重大课题，但仍然是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建设从根本上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仍然可以将之归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但是如果从后者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针对所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不同，我们则可以明确区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上的新飞跃和新阶段。从上述意义上说，可以有“大阶段”论与“小阶段”论，“大三段”论与“小三段”论。这中间，有区别，有重合，也有交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博大精深。这一新发展的科学体系的本质特征、内在结构和逻辑联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与时俱进是精髓；坚持发展是主题；执政为民是本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线；“三个代表”是灵魂。上述诸方面相互联系、辩证统一，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相对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

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首先，连续性是由阶段性构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²⁶⁾。其次，阶段性又体现和包含了连续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任何一个新阶段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斯大林在论述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说过: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原则”，当然是指基本原理、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正是真理发展过程中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具体体现。如果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只强调阶段性而否认连续性，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虚无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制造借口，伯恩施坦所谓“时间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就是一个典型。相反，如果只强调连续性而否认阶段性，在实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看做是一个纯粹的量变过程，而否认了质的飞跃。所以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我们只有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关系，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石云霞，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