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一、毛泽东：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的历史认识曾经有着两种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论断，这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和让资本主义绝种。

龚育之认为，在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是充分肯定的，对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包括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39]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告诫全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40]。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对于资本主义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41]。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讨论通过的关于正确对待私人资本的方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再一次以《共同纲领》的形式发布全国。由此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继续保持着对私人资本主义仍应采取两手的办法，一是利用，二是限制。1950年春，针对有人主张挤垮私营资本的观点，毛泽东专门在会议简报上作了批注，指出，“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4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如何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用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问题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但是，随着“五反” （指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通称）运动的开展和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在究竟如何看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开始起了变化。1952年，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43]。1953年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一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于是计划经济开始支配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44]。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确认：“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4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仿佛一夜之间就要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龚育之认为，“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计划经济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后来面对全盘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在经济生活中引起的诸多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又有所松动，“也曾多次设想对计划经济体制要有所改革”^[46]。1956年12月，毛泽东在约见向他反映上海搞地下工厂情况的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座谈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还表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认为，“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47]。 在龚育之看来，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无疑是很有见地的。遗憾的是，在当时形格势禁的背景下，也仅仅是停留在设想上，而没有能够形成具体的政策，更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实施。“那时曾经考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也还可以允许国内的和华侨的资本家投资雇工办厂，这自然属于按市场变化自由生产的经济。前一个设想郑重地写进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后一个设想则只是思想的火花，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决策。”^[48]“无论是前一个设想，还是后一个设想，都由于后来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而被搁置，被抛开了。”^[49]此后，由于毛泽东的认识逐渐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便成为实践中运动的目标了。“后来在实际政策中对商品生产仍然有诸多限制（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就是割自由商品生产和自由市场的尾巴），在理论上则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问题，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50]历史已经说明，导致中国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全面科学系统清醒的认识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