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进行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走出了低谷，迎来了高潮。三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探索中前进，经历了文化的复苏、文化的狂欢、文化的焦虑与文化的自信四个阶段，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一）文化的觉醒与复苏

改革开放的决策有如一声春雷，震荡着人们尘封已久的心灵，结束了文坛百花凋零和万马齐喑的局面，思想文化界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举国上下到处是欣欣向荣、百废待兴，一派蒸蒸日上的乐观主义文化气象。作家王朔描述到：“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20]的确如此，人们仿佛久旱逢甘霖，即使是那么一点点文化的滋润也是欢乐无比。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为一本新书彻夜排队，为的是要找回失却的岁月。文学刊物达到海量的发行，让后世再也可望而不可即。一些流行歌曲，比如李谷一的《乡恋》因为有近似港台的气声唱腔而在争议中得到传唱，一曲《军港之夜》让苏小明一夜成名、家喻户晓。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戴着太阳镜，手提录音机，让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全国，是极度时尚的生活方式。当然，人们在极度狂喜后，冷却下来思考，原来坚硬的价值观也开始龟裂、分化。“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让人们从政治的狂热中慢慢感受到人性的苏醒，在迷惘与彷徨中，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用朦胧诗怀疑、批判着过往的经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有如一枚雷管引爆“一代人”追求真理的觉醒。陈晓明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潮流，一半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另一半来自对西方现代潮流的追逐。^[21]国门洞开后，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技术转让和进出口贸易额的急剧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兴盛，使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经济乃至社会意识发生多方位的深刻变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别求新声于异邦”相同，要富国强民、拯救危亡，重建主体和自信，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价值理性作出的选择。孟繁华戏谑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自觉地变成了发达国家的理论用户和消费者，并对其产品不断地以抒情的方式进行着赞誉性的说明。”^[22]

随着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和理论的译介，中国的文学艺术受到了全新的洗礼。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两股思潮盛行，其一是现代派，其二是寻根派。前者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大陆的直接呼应，后者是试图在现代化压力之下对民族精神文化源流的找寻。在戏剧界，高行健的《车站》、魏明伦的《潘金莲》直接模仿西方荒诞派戏剧，引起文坛的激烈争论。王蒙的“意识流”小试锋芒后，“垮掉的一代”——刘索拉、徐星、莫言“魔幻中国流”、马原的文体革命，当代小说在“现代派”的诱惑之下努力探寻小说观念和艺术形式的突破道路。而“寻根派”却生动地证明了文化之根已经断裂，寻来的传统不过是固弊陋习，相反，“反传统”的口号则不胫而走，人们渴望远离传统，向往文明。1985年是新时期文化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在艺术领域，“八五新潮”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分水岭，它摆脱了传统，指向了全新的方向。当时中国艺术家能看到的西方艺术作品很少，他们只能看到西方的哲学译著和少量的图片资料，不过这也让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碰撞，形成了渴望打破艺术常规的意识。对中国电影界来讲，1985年也是个极为特殊的年份，第五代导演在这一年开始被肯定。凭借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张艺谋第一次拿到金鸡奖最佳摄影奖；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的问世震动影坛；田壮壮的《猎场扎撒》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张暖忻拍摄的《青春祭》，为中国电影注入澄明的空气。关于朦胧诗的争论，终于在1985年达到高潮。徐敬亚的重头文章《崛起的诗群》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诗界的一次划时代变革：“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习，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它预示着文坛共性化书写的沉寂被打破，也为新时期美学和文学理论界的活跃开了先声。随后的几年之间，文论界开始了引进西方文论的热潮，1985年也被称为“文学理论年”和“方法论年”。

应当指出，文化战线的复苏与繁荣，充满了知识精英的宏大叙事姿态和对启蒙对象的渴望心理，这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分不开。所谓精神污染就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我国思想战线上某些人用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的现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23]因此，没有对这些芜秽的清理，也难得文坛春色满园。

（二）大众文化的觉醒与沸腾

大众文化的觉醒与沸腾是以精英的退场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出现了分化、淡化的情况，往昔“一体化”的文化结构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状况。面对世俗化的抛压以及市场化的挤兑，精英文化的启蒙功能日渐严重弱化，80年代的呼喊的“反传统”文化策略，在90年代已自行瓦解，“传统”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不能构成对峙性的力量，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个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孟繁华评价：“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百年中国最后的启蒙之音，在世纪之交尚未莅临的时候，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所预言的一切并未如期而至，历史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啸而过。9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心境已判然有别，那宏大的宣言和慷慨允诺已恍若隔世。”^[24]知识分子一反舍我其谁的强烈的人世情怀，从中心到边缘，从广场退回到书斋，其社会地位逐渐被取代，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和企业家、政治家走到了前台。文学艺术完全丧失了先前的轰动效应，不再有现实性的故事可讲，有如置身一个空荡的旷野，除了自言自语，还能有其他什么作为呢？在远离了受众的喧嚣后，文学创作变成了个人化的写作经验，变成了写作技巧的游戏和形式主义的实验。甚至为驱赶沉寂和寂寥，文学艺术已成为博取世人眼球的“行为艺术”：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1993年，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戕；1999年，批评家葛红兵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魄写下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文章，等等，这些文学事件除了在文坛引发轩然大波之外，不外乎成为时人的谈资而已。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文化脱掉了政治的“军大衣”，披上了经济的“西装”，娱乐性、经济性日益成为文化的必然追求。文化在“学统”（对正义道德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和“道统”（对家国天下忧心忡忡的灼热感）之外，增加了一个“商统”，文化成为一种谋求最大商业利润、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工具。^[25]不过，这一新增的文化传统却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快速膨胀，一度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遮蔽和对精英文化的冲刷。那些自称“文化的守灵人”的学者对商业性、娱乐性极强的大众文化流露出了鄙视、怀疑、忧虑之情。1993年，王晓明在《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废墟》，其中充满激情的人文表达和梦幻破灭的痛苦告白点燃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火焰，表达了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力的信念。这场90年代的话语冷战，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失败情绪中的一次“自省”行为，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检讨与救赎。

文化的沸腾走的是大众文化路线。在它的初始时期，一些鲜有政治色彩的、突出娱乐功能的通俗文化，迅速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琼瑶、三毛、席慕蓉、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作家的言情武打风格以及重新翻印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的闲适小品风行一时；《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国产室内剧替代了日本、墨西哥等长篇电视连续剧在各电视频道热播；歌坛“西北风”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迅速压倒港台歌曲成为流行风，尔后华语流行歌坛歌曲、歌星各领风骚三五年，不断更新换代，成为文化消费的急先锋。自诩是大众文化鼓手的王朔对大众文化感触良多，他说，大众文化最大的敌人就是作者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个性、艺术理想和创作风格就是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和职业道德。娱乐性就是通俗性，就是大众文化的品格，大众文化中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恶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唯一尺度。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决定了大众文化必须结束小打小闹。它是一个产业，就要按产业的要求布局，要有规模。^[26]孟繁华认为，大众文化的面孔妩媚而温和，并不以斗争的姿态出现，“这些柔性文化以舒缓、轻松、温情、性爱等情感方式，在当代第一次以没有受阻的命运畅行于市场，受众也第一次被如此不可抗拒的温情所抚慰”^[27]。大众文化在国外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受到过强烈的批判，其文化形态的幻觉性、欺骗性、平面性、机械复制和消费特征被揭示得淋漓尽致。在国内最初也遭遇了相同被贬抑的命运，但令人沮丧的是，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推动下，在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相伴随的解神圣化（demythification）和祛魅化（disenchantment）的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众文化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为据点，然后全面开花，不同程度地扩散渗透到社会各区域，直至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以娱乐为目的、以“快餐式”为特征的消遣文化、消闲文化、消费文化。所有的人从一开始，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休息时只要他还在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28]相反，精英文化早被挤压到乏人问津的角落去了。

文化的沸腾也伴随着西方人文理论的快速进入。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以来，西方中心论在学界大有市场，西方整整一两个世纪的思想文化成果在短短几年内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浏览了一遍。从“旧三论”到“新三论”，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都是以最新潮的面孔出现以获取理论话语权的地位。罗兰·巴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伊格尔顿、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杰姆逊、拉康等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不一而足。他们受到顶礼膜拜，有如万世景仰的“五四先哲”。当然，这些理论的推销者不顾西方理论原生的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只是单纯地以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将其中国化，把一个缩略的西方思想文化平面图镶嵌在当代中国文明的古旧背景上，极度地不谐调，也不可能真正解释中国的文化问题。孟繁华评价道，多年过去之后，这一文化策略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和无力感，它们的解释力也越来越流于苍白，从而失去了有效性和听众。1995年后，这些来自西方理论的声音日渐稀薄，其实践者也在尴尬的境地中颓然退场。^[29]西方理论在中国学界的狂欢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集体失语和资源匮乏，同时，过度迷恋西方理论话语，同样不可能解决中国文化的问题。

（三）文化的焦虑

在追求现代化的路途上，开放的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交流与竞争中，文化发展呈现出前现代与现代、后现代历时与共时复杂的文化景观。既有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又有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联的创意产业文化，也有广大市民参与的世俗娱乐文化，还有与高科技联姻的数字娱乐文化。流行音乐、摇滚乐，时装模特、影视广告、商业招贴画，歌厅、舞厅、咖啡厅，酒吧、迪吧、网吧，体育竞赛、歌舞晚会，通俗读物、征婚广告、市民报刊，电子游戏、MP3、盗版光碟，大型游艺场、各种主题公园，等等，构成了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的潮流，与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只是在质量与水准上稍逊一筹，但所倡导的感觉方式、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却是如出一辙。它们的文化策略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局外人，意义被消解，精神归位于零，它们所提供的承诺仅仅是娱乐、轻松、荒诞、黑色幽默和恶搞，休谈道德感、价值感、意义感和生命的终极关怀。事实上，对价值的追寻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本质。于是对文化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焦急与忧虑油然而起。

首先，对传统维系的焦虑。焦虑是产生于理性又脱离了理性轨道的一种情绪障碍。从西方文明进程中不难发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类的焦虑越严重。文化焦虑来自于与历史联系的断裂。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价值观念的变易使我们完全丧失了历史感。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范式的大幅调整，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的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崔健热”中就体现出对经典的质疑，《红旗下的蛋》中唱道：“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而所谓“红色经典”的代表《红太阳》盒带吸引人之处不止怀旧那么简单，对庄严神圣的东西进行消解也应该是其魅力之一。90年代末对“经典”的反讽与颠覆的趋势更为明显，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呈现出与传统经典文本截然不同的形象。对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盲目叛逆和反抗权威对正统道德观念构成挑衅。说《背影》中的老父亲是因为懒得走路才从铁轨爬过去；说《一件小事》中的车夫是因为垂涎过路女子的美色才特意把她绊倒；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了外遇；说李白是吃软饭、打群架、混黑社会、梦想在闹市拿刀砍人的古惑仔；胡搞杨子荣，丑化阿庆嫂，等等，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创新”，实际就是对经典的低俗化加工，是借用经典的名气追求商业炒作和市场卖点，是原创力的缺损和黔驴技穷的写照，损害了民族经典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甚至会造成“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严重后果。此外，像“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等文化事件，反映了文化自由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唯美标准”思想的抬头，显示出它们对经典标准的“挑战”。经典文化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与传统性，这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权威性文化才可能形成文化传统，而文化一旦形成传统也便具有了权威性。因此，维系经典与解构经典其实涉及文化领导权、话语权由谁执掌的问题。优秀文化的传承是靠文化偶像和经典来维系的。当偶像和经典不断被颠覆，并且这种做法大受欢迎的时候，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何在？当传统文化被解构，并且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文化的脊梁一个个被消解之后，中华文化该如何挺立？在当代中国肯定物质追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时，并不意味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就不存在公众共同遵守的法则，就可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恰恰相反，树立以现代社会理性为基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是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

其次，对身心维系的焦虑。反传统是我们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曾经想方设法让人们与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决裂，结果是，决裂基本上做到了，但决裂后怎么办却没能解决。周熙明教授打了个恰当的比方：就像在没有造出新酒瓶时就砸了我们不喜欢的旧酒瓶，酒只能洒了。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导致了我们身心的分裂和“说法”与“活法”的背离。他分析道，现代文明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观念和越来越强烈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之心，但现代的观念和对现代的渴望本身并不能使现实变得现代，因为现代西方文明是由许多代西方人的生命实践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某种观念创造出来的。于是，我们有了身心的分裂：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大脑部分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部分）具有了浓厚的现代色彩，而身躯部分的经济基础却仍然主要是古代的；主要由外来文化观念拼接而成的社会理想在不断攻占世界现代性的制高点，而社会现实却由于其沉重的分量而无法随着理想攀升，久而久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联系被扯断，社会缺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动力；整个民族的“活法”主要是自己的、古代的，“说法”却是他人的、现代的。^[30]比如，在生活习俗上，圣诞节、情人节，市场上都有热度，相反，对元宵节、中秋节，开发、挖掘得就不够。在基本温饱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春节吃饺子是一件大事，还有就是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现在我们很幸运，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知道饥荒是什么，让他吃饺子，在生活中不算是太好的东西。有人还嘲笑月饼太硬。但这些节日却是我们维系传统文化再好不过的纽带。从2008年起，清明、端午、中秋放假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增强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而且弥合中国人身心分裂之疼。比较起来，我们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食”还是中国的强项，民以食为天，大部分人的口味，还是喜欢吃中国饭。可很多小朋友，爱吃麦当劳，爱吃肯德基，那都是外国的垃圾食品!现在“衣”已经不是我们的强项，有“韩式”潮流；“行”也不是了，哪里还有坐中式轿子的？在大街上跑的多是日系、韩系、美系、德系轿车。“住”也很难盖那种大屋顶式的房子了。我们是否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最后，对软实力维系的焦虑。“软实力”的最早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国防力量、经济力量等“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信誉和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在国际上对中国误解之声日盛，如何维护国家形象，如何增强国家软实力，如何在文化竞争中由被动变主动、由劣势转优势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精英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目前，中国在经济上的输出影响力大增，可以说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世界影响力。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超过美国，占25%。但这还远远不够，中国在软实力建设上还是一个后发国家，在政治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力仍相对滞后，与硬实力不相匹配。^[31]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忧虑有三：一是中国软实力开发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利，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围剿和渗透、西方软实力先发制人、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等。放眼软实力发展的环境，中国处于劣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陷于困境。二是中国文化传播影响力不强，文化还没有真正“走出去”。否则，就不会还有外国人问中国男人是否仍然扎着长辫或中国人是否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等奇怪问题。当然，这中间也不乏夹杂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隔离和歧视、偏见与无知。中国文化需要有所作为，在国际文化传播中需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体现自己的影响力。三是中国软实力内部建设还任重而道远。软实力建设不仅是对外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内治。在和平盛世，人们往往容易沉溺于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丧失精神的追求。内不治则外无信。所以软实力建设不仅是对外，更是内在的需要，内修则外强。然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正受到百年来现代化浪潮最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商海大潮中，也面临信仰迷失和道德沦丧的现象。中国一些人正丧失道德感、崇高感，许多曾经被反对的东西比如金钱至上、利益至上、利己主义等价值取向颠覆了一些传统道德价值观，随之而来的代价是传统道德的丢失。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构建世界强国的两大条件。中国尚待建构一种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

（四）文化的自信

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逐渐恢复了文化自信，一扫近代以来的文化不自信、文化无根化和精神家园荒芜化的阴霾。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晋升到第四位，仅次于美、日、德三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参见表7-1）

表7-1　2002和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前十位国家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转引自中国网，www.china.com.cn，2007年10月11日。

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还来自于对华夏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和认同。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传承下来、没有断裂过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生活方式、基本思维方式、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与基本审美特色，包括儒释道互补、直观判断、农业文化、阴阳八卦、宗法血缘、中餐、中医、中药与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它更有灵活的、开放的，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比如，汉字输入电脑的方法解决以后，汉字笔画多、难学，要求消灭汉字的声音几乎绝耳了。随着近年中国文化年在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成功举办，中华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中又重新活了起来，又重新热了起来，我们中国文化显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显示自己完全能够与时俱进，完全能够跟得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自豪。

王国维在《咏史》中写道：“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西学东渐中，“五四先哲”最终认识到根的重要性。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冲突，中国文化应踏上故乡之路，反求诸己、返本开新，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转化与再生。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构成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西方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有力补充，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导，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维格局与发展趋势在新时期初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