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领导者的价值

二、被领导者的价值

被领导者是在领导活动中执行领导决策、完成领导任务、实现领导目标，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的个人或集团，他们是领导活动中领导者实施领导的主要对象。共同的利益是联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纽带。被领导者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领导活动的成败起基础性作用。

（一）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与领导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重要角色

在历史上，被领导者常常被认为是依赖性很强的个体或一个被动的角色。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组织成员开始对领导者的高薪和奖金、极端的地位象征感到不满，更多地被领导者希望参与决策和利益分享。美国学者查尔斯·N.格林探讨了领导者和追随者（追随者就是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提出追随者的工作情况以及追随者的满意程度能使领导者转换自己的领导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追随者对工作满意的表达被认为是对领导的增援^[2]。菲尔莫尔·H.桑福德认为，领导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婚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友谊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我们想了解婚姻，就不能只研究丈夫或只研究妻子，而是必须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当领导产生时，总会存在追随者，正是他们接受或拒绝领导，他们总是带着自己所有的心理特点而存在。追随者会给领导者带来他们习惯、态度、喜好、偏见和深藏的心理需要。如果对这些心理特征有一些了解，就会对追随者是否“乐于接受领导”有所了解，进而了解他们倾向于与何种领导者建立这种关系。H.桑福德尤其强调追随者的心理需要或倾向在决定他们对一个领导者的感觉或接受的程度中的重要作用。追随者有必须由领导者解决的问题，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标准，以此判断领导者的效果。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与什么样的领导者建立何种关系^[3]。埃德温·P.霍兰德认为领导者素质是受追随者反映影响和制约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受由领导者和追随者带入关系中的“感觉、误解和自我导向的偏见”的影响。乔恩·P.豪威尔和丹·L.科斯特利提出在领导活动中，所有领导，无论成功与否，其领导风格都会有弱点和缺陷，而有效的下属能弥补这些缺陷。没有下属就没有领导者，领导行为都是发生在具体的下属成员的团队活动中，而且领导和下属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还举例说，在日本，下属的忠诚是一种很受推崇的传统，武士精神就是这种忠诚的体现，即使在今天，传统的下属忠诚仍然备受推崇。当然，他们也指出，当代的有效的下属并不是“只会说是的人”或是“小绵羊”，而是那些能做到领导所想的事情的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跨国竞争、更高的运作成本、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工厂的技术含量增加、大型组织中的中层管理职位的减少等等，所有这些发展使下属要承担比以往更多的职责，他们能够进行独立的自我管理，能够开展那些原本由领导者负责的工作，这样的成员在许多组织中越来越普遍^[4]。

（二）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的基础

其实，在领导学家之前，政治学家就早已认识到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作用。《荀子·王制》就提出，“君者，善群也”，君是在“群”中产生的。《春秋繁露》又说：“君者，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也说：“君，群也，群下之所归者也。”这些记载说明，“君”与“群”是不分的，“君”与“群”的不同之处在于善于组织和协调群体活动。原始部落的领导者都是以出众才能在群体中产生的。夏、商和周虽然都宣传神权思想，但周的统治者也从商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君主无德就要为上帝抛弃，从而“改厥元子”、弃殷择周。他们尤其从商周决战时商朝奴隶阵前倒戈，促殷灭亡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作用，进而认为要保住王位，必须保民，由此产生“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敬天保民思想。武王伐纣前在《秦誓》中就明确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与“天”联系起来。可见当时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作用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管仲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求统治者“立民所欲，以求其功”（《管子·明法解》）。老子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要求统治者虚己。孙子提出“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他在《地形篇》中还提出领导者“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同样强调只有调动被领导者积极性才有领导活动的成功。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唐太宗李世民借鉴了隋亡的教训，也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泰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

在西方，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就指出，任何一个政体“如果只是依靠‘一个人的美德’，那么它就无法避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这种美德将随着创造者的生命结束而逝去，并且在继承的过程中很少被恢复”^[5]。因为尽管组织城邦只能倚重一人，但是，维持一个政府就不能只把责任放在一个人身上，还需要“群众的德行”。因此，“谁若因民众的爱戴而为王，就必须保持民众对他的好感”；“但谁若与人民对立，因贵族的拥戴为王，那么，登上王位之后，最最要紧的事是设法把人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而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他将百姓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就够了。……所以，他若给了人民以期望之外的好处，人民之趋向于他，会比他因他们之爱戴而成王者更甚”^[6]。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人民主权思想。他认为以社会契约方式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最高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就称为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的权力是由主权派生的，人民把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人民的仆人。政府是借助人民的力量，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活动的，人民可以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官吏的权力。他甚至提出，当执政者滥用职权，违反契约而损害人民利益时，人民可以通过暴力起义的方式推翻政府，重订契约。“人民主权”思想阐述了人民在领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对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说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国家的执政者都不能忽视人民的作用。孔德从领导的对立面即服从上面谈到了服从对领导活动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服从就没有领导，存在于家庭中的两性和长幼的从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服从关系，这是人的本能的一种表现，是自然不可缺少的，政治上依从关系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前者不可缺少的一样。合作与服从是统一的，合作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服从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约翰?艾德尔甚至认为被领导者不是追随者，而是伙伴。他在《卓越领导》一书中指出，有领导者似乎就暗示着有追随者。“这一关于领导艺术的隐喻——领导者在道路上或旅程中向前方行进，为其他人指明方向——的确给我们一幅追随者的画面。事实上，领导者曾被定义为‘创造追随者的人’。羊群是顺从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如此容易被领导。人类也倾向于追随，不过是理性的追随，在追随之前，他们总是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7]。他认为，今天的优秀领导者都倾向于把人们视为同事、同伴或伙伴，而不是追随者，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不会再称呼你们仆人，因为仆人(或奴隶)不知道他的主人在做什么。我称呼你们朋友，称呼所有的人朋友。”可见，真正的领导者要的是平等，而不是从属。

（三）被领导者关系领导活动的成败

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总的合力”，正是这种“总的合力”使社会历史发展“像自然过程一样”进行。而作为被领导者的人民群众及其社会活动便是“总的合力”中的“动力”部分，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英雄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诗》中都谈到，“不相信伟大人物是他本人渺小的最佳证据”。他认为全世界的历史也就是伟人们——诗人、先知、牧师和国王们的传记。克劳塞维茨认识到了士兵对战争的作用，认为无论就战术还是战略而言，交战双方较量的实质性内容和核心是“兵力”，“兵力”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克劳塞维茨还在世界军事科学史上首次提出“人民战争”概念，并将其作为系统理论正式纳入自己的战争学说体系中，指出“因为民众中蕴藏着取得战争胜利的巨大力量，民众是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民众是战争人力的源泉，民众是战争物力的源泉，民众是战争财力的源泉，民众是战争胜负的精神力量之本”^[8]。然而，在他那里，人民战争仍只是正规军作战的辅助手段，人民群众并没有被视为战争的真正主体。马克思的认识则前进了一大步，指出：“事实上，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在堂堂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看来，简直是一个真正的眼中钉……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图而不按照圣谕作战，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感到很伤脑筋。”^[9]恩格斯也曾说过：“君主国当然绝不敢进行革命的战争，绝不敢发动全民起义和实行革命恐怖。它宁可跟自己的最凶恶的但出身相同的敌人讲和，而不愿同人民联合。”^[10]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最为全面和深刻。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之后又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11]；“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2]；“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3]。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面对拥有原子弹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在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14]在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毛泽东又重申“国家无论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15]。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还得出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当然，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又受到领袖人物的制约，他们必须在与领袖人物的相互作用中推动历史前进。其实，对群众作用的肯定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对领袖个人作用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