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内涵包含量和质两个层面，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总产出量的增加，还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两者必须同时得到提升，才能称得上发展（李永友，2008）。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物质保障，但忽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更加强调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以非均衡性为主要特征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素投入不同产业部门的效率具有显著的差别，即使投入同一产业部门的不同企业，其效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运行的效益和质量，不能简单地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增量投入，更应该重视结构升级带来的资源再配置，重视资源在产业部门间和企业间的再流动。
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于：结构升级不仅能加快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而且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现代经济发展的明显特征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和高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源的流动及其有效配置，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化状态。事实上，从产业结构升级演进中探索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思想，也正是产业发展政策的核心和精髓。于是，提高结构升级的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就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课题之一。
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数量扩张在经济“腾飞”阶段或工业化早期处于主要地位，而结构优化则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处于主要地位。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只有加快总量的增长，才能为结构调整和优化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经济结构的协调，经济总量的扩大和经济质量的提高才具有持续性。
科技投入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面性，既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带来经济总量的扩张，又可以提升经济结构，因此，科技投入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即科技投入对经济发展不仅有质的贡献，也有量的贡献。科技投入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直观，不再赘述，我们重点分析科技投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贡献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关联效应实现的：新技术的引进只能在某个产业或某些产业，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平均分布，因而科技投入导致的技术创新也总是首先在某个特定产业出现，然后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不断扩散，这样就会激发和推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高。
有关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许多学者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如Gary和Murply（1992）的研究表明，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与该国家的富裕程度呈正相关，他们认为国民财富与科技投入之间存在着确定的联系。Pelloni（1997）关注了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orales（2001）认为企业的科技投入和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都有明确的积极作用。
国内学者分别从整体和区域角度研究了科技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范柏乃等（2004）认为科技投入是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6%。胡恩华等（2006）的研究表明，科技投入不仅对当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存在滞后效应。许治和周寄中（2007）则从政府公共R＆D的角度，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公共科技投入的增加，对企业科技的资助等都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朱春奎（2004）、米传民等（2004）等从区域经济角度分别分析了上海、江苏等省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可以看出，上述文献多是从左侧即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虽然Griliches（1986）、Eaton和Kortum（1993）等研究了科技投入与经济质量的关系，但他们是从生产率角度分析经济质量的，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的较少。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既探讨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从结构角度关注科技投入对经济质量的影响。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改革初期通过填补市场空缺拉动外延型经济增长势头已经明显减弱。与此同时，较高的消费需求与占主体地位的低技术密集型产业供给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任务。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讲，以结构升级为内涵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对科技投入与结构升级的关系做相应的分析。科技投入与产业结构的研究，多集中在定性的讨论，如周叔莲和王伟光（2001）、王元地等（2007）等；或者局限于科技投入与第一、二、三产业各自增长量之间的关系，如殷林森等（2007）。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压力的逐步加大以及资源问题的逐步刚性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也逐步得到了扩展：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表现为二、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的上升，高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也被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指标；同时单位增加值能耗的下降、单位增加值排放污染物的减少等都已被纳入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中。因此，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分析科技投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三、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量的关系
科技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其理论根基源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了证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合理性，许多研究者通过建立各种计量模型来分析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选取我国其中的30个省级单元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各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模型为：
Yit=AKαitLβitRγit（1）
（1）式中，Yit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的经济增长，使用当地GDP来表征；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R表示科技投入；A表示除了资本、劳动力和科技投入以外的广义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产品的发明、新设备的使用、新工艺的采用等，也包含管理效率、组织架构的提高以及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软”技术进步。
对（1）式取对数，可得：
lnYit=lnA+αlnKit+βlnLit+γlnRit+εit（2）
（2）式是测算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计量模型。实际操作中，为了减少物价水平的影响，各省名义GDP都使用GDP折减指数平减为1990年不变价。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资本投入，需用资本存量数据来衡量。由于官方未给出各个省份的资本存量，只有相应年份的固定投资额，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得到各省份的资本存量。为使初始值对资本存量估计的影响误差减到最小，资本存量的估计从1978年开始：先将固定资产投资统一折算为1990年不变价，然后按照折旧率9.6%累计计算资本存量，故资本存量均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劳动力采用各省年底就业人数来衡量。
科技投入具有累积效应，经济增长不仅与当期的科技投入相关，以往的科技投入也会对当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采用科技投入的流量指标表征科技投入总量存在不妥。为反映科技投入的累积特性，使用以下方法测算各省的科技经费存量：
首先，基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各省不同年份科技经费支出额平减为1990年不变价，然后在各省不变价科技经费支出数据基础上，借鉴Coe和Helpman（1995）做法，采用下式计算科技投入存量：
Ri，t=（1-δ）×Ri，t-1+Ei，t-1（3）
（3）式中，Ri，t，Ri，t-1分别为第i个省份t年、t-1年的科技投入存量；Ei，t-1为第i个省份t-1年的科技经费支出额；δ为折旧率，这里与多数相关研究一致，取为15%。
式（3）的计算需要初始年份的各省科技投入存量Ri，0，具体使用Griliches（1980）的算法得到：
Ri，0=Ei，0/（g+δ）（4）
（4）式中，g为研究时间段内科技支出额的年均增长率，δ为折旧率，Ei，0为初始年份的科技支出量。得到各省的初始科技投入存量后，利用“永续盘存法”可得后续年份的科技经费存量。
对方程（2）的估计结果为：
lnYi，t＝-0.642+0.556×lnKi，t+0.424×lnLi，t+0.119×lnRi，t（5）
（0.197）（0.024）（0.026）（0.014）
其中，方程下方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从检验结果看，自变量和常数项的回归系数t统计值都超过了1%水平的临界值，检验结果呈现高度显著性，表明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资本、劳动力和科研经费存量的产出弹性都大于零小于1，符合理论假设。其中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较大，达到了0.56，高于劳动力和科研投入的产出弹性，这与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为投资驱动型的结论是一致的。科技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12，即科技投入增加1%，经济增长将相应的增加0.12%，表明科技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其作用目前还没有高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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