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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的选择

时间:2022-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调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上,很多人都习惯拿人民币汇率做文章。其次,人民币升值使国内趋于通货紧缩,有利于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其中原因是人民币汇率并非决定两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中美贸易失衡的背后有着更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自身的因素。财政政策应当担当拉动内需的重任。

三、我国政府的选择

1.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在调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上,很多人都习惯拿人民币汇率做文章。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并非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或中美贸易摩擦引起,而是始于2001年国际上一场所谓的“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争论。2001年夏,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中国的廉价货币”,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新闻》也发表“期盼人民币升值——日渐强烈的中国威胁论”。2002年10月,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又发表研究报告《中国因素》。以这些文章为导火索,一场“中国是否输出通货紧缩”的争论在全球展开。在这场争论中,日本是人民币升值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制造舆论,认为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甚至已精确地将人民币定为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当然,“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是站不住脚的,这场争论不攻自破、逐渐平息。但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又开始甚嚣尘上。美国相当一部分人,比如Obstfeld和Rogoff(2004)以及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都认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贸易伙伴国(如中国)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进行了货币操纵,导致汇率严重低估引起,因此要求人民币进行大幅度地调整,如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要求人民币升值20%—25%。

一国汇率除了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一个杠杆以外,也是政府外交政治谈判的一个筹码。出于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出于外交政治的考虑,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美元开始出现持续缓慢升值。截至2007年4月6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7.7251元,自汇改以来累计升值幅度已近5%。如果加上2005年7月21日2%的升值幅度,人民币汇改以来升值幅度已达7%。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缓解了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从自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出发进行的主动调整。通过改革增加汇率弹性,逐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首先,人民币缓慢升值将有利于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缩小对外贸易顺差,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其次,人民币升值使国内趋于通货紧缩,有利于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在世界范围内石油、原材料都大幅上涨的当前,人民币的升值还有利于减少这些战略资源的进口成本。人民币虽在升值,但每年保持3%的升值幅度,在当前中美接近3%的利差,基本上又可以抵消国际游资的单边套利活动[6],尽可能降低国外热钱的涌入。

虽然人民币在各方压力下进行了汇率的调整和形成机制的改革,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未得到下降,2005年出现了更为惊人的增长,而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其中原因是人民币汇率并非决定两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中美贸易失衡的背后有着更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自身的因素。另外,由于真正的均衡汇率是由美国来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制定一个根据购买力平价或者由市场供求力量所决定的均衡汇率来理顺自己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并使得双边或者多边的贸易市场得以出清。

从今后的政策取向看,作者认为人民币可能会沿着现在的路径以每年3%左右的水平缓慢升值。一方面是遵循渐进性改革的原则,尽可能减少对我国各个宏观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另外也是考虑到国内积存的大量投机热钱,尽可能减少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包括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问题)的调整来看,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外部失衡的调整需要靠结构性调整来实现,而不是单纯靠汇率调整能够实现。

2.关于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在保持人民币缓慢持续升值的同时,我们还应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根据国民账户恒等式CA=S-I可知,我国经常账户的顺差直接与储蓄与投资比例失调有关,而储蓄过多又与我国消费力不足引起的内需不足等因素相关。从目前的经济结构看,我国目前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FDI大量涌入,导致国际收支资本账户顺差;经济增长引起国内总供给上升,但由于内需严重不足而只能靠出口寻求自我释放的渠道,导致对外贸易的连年顺差。与此同时,FDI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集中在出口加工企业的,这种两头在外的外贸加工型企业又促进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7]。所以我国当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型。应将经济增长模式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移到通过扩大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型。通过调整资源错配和激励机制偏差,改善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信用体系建设,规范秩序,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和投资便利,改善整个投资的宏观效率。财政政策应当担当拉动内需的重任。在支出政策上尽快实现财政开支的结构调整,将重点从政府投资转向对民生的支持,包括增加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财政开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步伐。

施建淮(2006)也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中国对外的贸易摩擦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的争论等表明,中国原来奉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应当将经济增长模式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变到“国内消费主导型”上来。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没能及时转变发展战略,以至于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之后的今天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没有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关系密切,中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国内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中国的服务业。主动进行的人民币升值,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激励。

调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在继续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进口,尤其是提高国际资源能源、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服务等方面的进口。当前,国际原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都大幅度上升,我们应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契机进口一些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物质。这样有助于对内生出口因素的培育和扶持,有利于出口进一步扩大,也有助于加强能源和资源战略性储备的保障作用。在保持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我国企业也应积极走出国门并扩大对外投资,因为外汇储备目前已显得过高,而且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十分有利于我国对外国企业的并购。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综合运作和国际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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