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宁波帮钱庄

第一节　上海的宁波帮钱庄

应该说上海是宁波帮钱庄的最重要基地。宁波钱庄能够享有全国性信誉，得益于宁波钱庄在上海的成功。在上海的成功也应该归结为两个方面要素：一个是宁波帮商人的群体性成就造就了它丰厚的金融资源；一个是宁波钱庄在金融技术上以过账制度为核心的革新所保持的制度优势。

对上海的宁波钱庄活动的研究，最主要的有季素曼的《宁波帮在上海的金融势力》和《上海钱庄史料》。相反在宁波本土所保留的资料及进行的相关研究不是稀缺就是肤浅而不足称道。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做大致的勾勒而不能完整地评价。

宁波人在上海的钱庄活动早在开埠前就已经存在。从史料上看，上海本地钱庄在19世纪初也已经有相当的发育，但此时宁波人的影子一定没有邻郡的绍兴多。是绍兴的煤炭商人，而不是宁波人开发了上海的钱庄业。宁波人在上海的商业贸易很早就存在了，主要是地理环境有助于宁波商人循长江开拓和华中的生意，宁波又是闽广海道的中转中心。1803年，四明公所作为济危帮困、敦睦乡谊、互助团结的同乡组织被建立起来。《江宁条约》签订后，更给宁波人带来事业上的希望与想象空间，大批宁波商人转进上海新舞台，从事对外贸易为主体的新的商业产业活动，大有斩获，俗称“发洋财”，成为近代开发上海的最重要力量。对于宁波帮上海的成功，很多学者在研究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移民社会所构成的宁波社区的存在。假定没有稳定温馨的地缘性移民社区环境，商人都是候鸟式匆匆过客，不会做长远的投资来营造安身立命的基地。

鞋匠出身的方性斋方七老板是宁波帮上海钱庄的鼻祖。大约在1830年，他就在南市小东门附近开设了一家履和钱庄，为区别于后设北市的履和钱庄，称南履和，从招牌上看倒有不忘本的意思。有同乡赵朴斋是履和钱庄的跑街，他大胆的钱业作风还帮助产生了另一个钱业家族李也亨家族。1861年的时候，宁波帮钱庄已经打开了局面，赵成为上海钱商界的风云人物，曾与上虞金融家经芳洲（经叔平之曾祖）一起主持钱塘江堤的修复工程。

太平天国兴起，席卷江浙，生灵涂炭，富户绅商均得有租界托庇，更以上海为安全处所，有赓续经营基础，上海更见繁荣。宁波帮既然以上海作为事业主战场，客观上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宁波的金融资本家就把市场延伸拓展到了上海，以宁波商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钱庄在上海扎下根来。那些在上海致富的商人深感金融信贷的重要性及行业前景，相率合股设立钱庄。从宁波帮最重量级成功人士的商业活动情况看，在成功后他们都有把金融事业作为重点产业投资的普遍情形。虞洽卿是比较例外的人。他在银行保险业有较多投资，于钱庄业只有通惠银号。据说他早年去上海谋生，原来是要去钱庄当学徒的，阴差阳错地入行颜料业，反而发了大财，自感命运与钱庄无缘，索性不开钱庄，不得不开时也不称钱庄改称银号。可见从钱庄开始金融业是宁波帮的共识。

钱业的发展需要几个方面的支持。首先是应该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19世纪末所兴起的中国产业转型和沿江沿海新兴商业中心的开发，使工商业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上海的金融市场中，主要有外商银行、中资银行、票号、钱庄。外资银行只服务于洋行，与中国工商企业即使在20世纪早期也很少往来。如果不是余姚王槐山原来有钱庄经历与人脉，在成为汇丰银行买办后的沟通、说服和推动下，外资银行连钱庄的庄票都不接受，何况商业信用。中资银行也是20世纪前后才兴起，并在20年代前还属于很幼稚的产业，初始反而其业务需要钱庄的帮助，如银行券的发行。票号是以汇兑为主的金融体系，很少直接放贷于工商企业，而是借助于钱庄通道间接服务于工商业，“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此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1]。上海的金融市场不得不由钱庄主导。

上海的钱庄在20世纪前后主要有绍兴帮、宁波帮、本帮、苏州洞庭帮、镇江帮、其他帮别，宁绍帮居垄断地位，宁绍帮里又以宁波帮为主角。王孝通《中国商业史》曾说：“清代钱庄，绍兴一派最有势力。当时阻止票号势力不得过长江者，此派之力也。”^[2]以1921年上海钱庄家数69家汇划庄看，绍兴帮有38家，占55%，宁波帮16家，占23%，到1932年，共有钱庄72家，绍兴帮37家，宁波帮16家。绍兴帮在上海的钱业好像远远超出宁波帮之上，与我们一般的认知落差很大。^[3]上海钱业中最有影响的人士是宁波帮，最有势力的钱业家族也是宁波帮，绍兴帮钱业资本家数陈春澜最有气势，总体上无法望宁波帮项背。是不是前人判断有误呢？对此问题，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主席的慈溪人秦润卿有过说明。他说：“以言各庄之股东，当时绍帮诸庄大都为别庄资本家的投资，宁波帮则本帮资本家投资比较略多。此盖当地人士之才力不同使然。宁波如慈溪董氏，自明末即以投资称雄，至有清光绪季叶始见式微。而镇海李氏、方氏继而兴之，秦徐诸氏，先后济美。至绍帮当时如上虞陈氏，其资力亦不相伯仲焉。”^[4]而上海钱庄帮别的划分，是以经理人籍贯为标准。因为绍兴籍职业经理人多，就造成绍兴帮居于宁波帮之上的印象。比如秦润卿服务的福源钱庄，投资人系苏州洞庭山严家，因秦为宁波人之故，归入宁波帮范畴。如方家的延康钱庄经理陈笙郊，承裕钱庄经理谢纶辉，寿康钱庄经理屠云峰，皆为时属绍兴的余姚人，方家早期各联号钱庄的经理，大都为屠云峰推荐，都是其乡人，归入绍兴帮。另外所谓绍兴帮，主要是上虞和余姚两地人，平分秋色，按今天的地域归划，余姚在宁波项下，那么宁波帮就远胜于绍兴帮了。

以下是1927年南北市汇划钱庄属于宁波帮钱庄部分（包括余姚）：

义昌联记、安裕、顺康、滋康、益昌、致祥、承裕甡记、怡大、鸿祥、福源、益康、福康、庚新、征祥、恒祥、同余甬记、宝丰、均泰、滋丰、永聚、鸿丰、福隆、安康、元甡、鸿胜、志成、同泰、敦余、恒兴、信裕、信孚、志新、聚康、恒隆、五丰、庆大、同春、春元、和丰、信康、宝大裕、恒大、寅泰、生昌，共44家。该年共有南北市汇划钱庄85家。

1929—1934年上海新设钱庄14家，其中属于宁波帮的有9家，分别是：恒赍、大赍、元大、同新、恒巽、慎源、同庆、同润、惠昌。

上海的钱庄与宁波一样，区分为汇划庄与现兑庄，汇划庄相当于宁波大小同行。在汇划钱庄之外，还有数量多得多的钱庄，因为不是钱业主流，没有列入考虑。

怡和洋行买办杨坊，也是比较早在上海开办钱庄的宁波人，他于19世纪40年代就开设了泰记钱庄。另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商人，后来成为德孚伯洋行买办的丁建彰，原来也是在荣丰钱庄就职，很可能荣丰钱庄也是宁波帮钱庄。^[5]宁波人许诗考原来也是在上海的钱庄供职，后转营洋布生意而在1884年成为上海义记洋行买办。^[6]

1883年，至少有冯泽夫为通乾庄经理，李墨君为咸吉钱庄经理。“有清季叶，钱业中之宁帮领袖，初有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芗、冯泽夫诸君，继有袁联清、李墨君诸君。绍帮初有经芳洲、胡小松诸君，继有陈笙郊、屠云峰、王萱生、谢纶辉诸君，皆一时人选，名孚众望。”^[7]陈、屠、王、谢系余姚人。

19世纪70年代，宁波钱庄的空盘业务已经延伸到了上海。“但本埠无乐于卖空者，则彼宁人何乐为哉！其实彼此皆不过大赌一场耳”，“以前买卖皆宁波人为之，呼为摊先生”。摊先生即钱业摊手。说明那时两地钱庄已经建立起密切联系，空盘业务的参与者都是宁波人，没有被他帮所认识。

上海钱业同业公会原在南市，19世纪80年代，北市钱业无论数量、规模均超过南市，1891年又建北市于租界。1917年南市钱业公会加入，共组以北市为主的上海钱业同业公会，宁波帮钱庄主要在北市。从公会章程中“本公会各种经费及关于总商会之各种义务、常年会费等，南市担任十之二，北市担任十分之八”^[8]，推断北市钱庄是上海钱业的主导。历年钱业公会会长（理事长、总董）一职多为宁波人。第一、第二任会长朱五楼，镇海人，后迁湖州，第三、四、六、七、八、九任为秦润卿，慈溪人，第十任为何衷筱，宁波人，第十三、十四任为沈日新，镇海人，足见宁波人在钱业界的地位。1947年全国钱业联合会成立，选举第一任会长秦润卿，副会长沈日新。“上海钱庄宁波帮多”，诚非虚言。^[9]

宁波帮钱庄在上海经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延续的时代达百年之久，瓜瓞绵绵，代有继起，不绝于途。从方家19世纪30年代二履和起，到解放后的公私合营，钱庄业全行业消失为止，具体考订每家钱庄设立详情已无可能也无必要。那些钱业家族不仅一直以钱业闻名，不断开设钱庄，更有钱庄营业达七八十年的，如南履和有70年历史，安康更达80年。在这百年里，金融家新老交替，新资本家层出不穷。

第二，钱业家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横跨实业与金融的商业帝国在上海滩上把宁波帮推向20世纪中国经济舞台主角。近代金融业只有山西票号可与宁波钱庄相颉颃。江西帮在上海、汉口也有很大数量的钱庄，但都是小钱庄，在金融市场里没有主导话语权，也许在汉口情况好一点。除了方家、李家、叶家、董家、秦家五大钱业集团雄视沪上，还有很多家族在钱庄方面并不比之逊色多少，只是被他们的光环掩盖了。如江东严家严康懋家族，在沪汉杭甬婺兰等地先后投资钱庄20多家并与秦君安家族、湖西赵占绶家族通过姻亲纽带结成更广阔的金融联盟；洋墅徐懋堂徐霭堂家族，投资有益昌、寅泰等十五六家钱庄；徐庆云被称为棉纱大王，投资的上海钱庄有恒祥、敦余等六家；徐承勋也在渭源、永聚等六七家钱庄投资；王伯元及在沪甬投资有七家钱庄。其他有五六家以上钱庄投资的人所在多多。

第三，上海的宁波帮钱庄无论声势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在宁波本土的钱庄。宁波地方狭小，规模局促，金融资源有限，限制了它的扩张。从数量上来看，宁波曾一度有大小同行60多家，但总体势力尚不能与在上海的宁波帮钱庄相提并论。以资本为例，20世纪20年代，宁波大同行的资本在3万～6万元，上海钱庄多在20万～30万两。贷款余额，宁波钱庄在50万～60万元，大的100多万元，上海方面1932年存款平均262万两，贷款平均254万两。大的钱庄，像秦润卿任经理的预源钱庄，1934年存款530万两，并建有自己的气派的三层营业大楼，一度在1919年改组为商业银行。

第四，经营稳健，不太冒险，信誉良好，市场肯定。1887年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事件中，“即沪上诸肆，其由于宁波人之经营者，舍一二无知识之徒附和受创之外，其大多数皆鲜不关涉”^[10]。

1908年上海有钱庄115家，经过橡皮股票投机引起的两次风潮及辛亥革命影响，1912年上市钱庄只有26家，“但秦润卿之预源，李寿山顺康，朱五楼福康，盛筱山庚余，方氏安康、安裕、承裕，秦氏恒兴，李氏同余皆屹立如山，稳固如常”^[11]。

第五，宁波钱庄对上海钱庄影响很深，两地钱庄“呼吸相通”。上海钱庄至少在何时采用过账汇划没有记载，应该在1858年前。因为那一年上海钱庄施行规元。我们知道规元是一种没有实体货币的虚本位，只用于记账，宁波的洋元倒反而有实体对应货币。上海钱庄的过账、汇划毫无疑问是吸收了宁波的过账制度的优点，由宁波金融家推介而去。宁波钱庄在上海大都设有申庄，如朱旭昌，上海福利钱庄经理，同时兼宁波福利钱庄经理。如1946年“本埠志裕钱庄受申庄影响，实亏无多，可九折偿还”^[12]。两地钱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很深。宁波钱庄因为是多单码头，有大量资金贷放外地，都是通过委托上海钱庄进行联络、推荐和日常管理的。宁波钱庄最多时在上海的贷款有四五千万元。陈春雩回忆其父陈子埙任上海恒隆钱庄经理时，每年委托经手宁波钱庄贷款最多时达二三百万两。^[13]达丰染织厂由宁波帮乐振葆、王启宇等发起，宁波钱庄的贷款也在30万两。在宁波钱庄方面，与上海之间的规元买卖也占了业务的很大比重。

第六，宁波帮在上海的最成功的企业家几乎都与钱庄业有割不断的联系。唯一的例外是朱葆三，没有发现他在钱庄业的投资，但是他在银行、保险业方面的投资很多，身兼过很多金融业要职，也是中国通商银行的发起人。从宁波帮的成功身上也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金融因素的关键。无锡荣家的成功影子也可以衬托出金融对于实业的关系。荣家也是上海甚至中国最有名的实业家，不要忘记同时他也是著名的钱庄资本家，投资同兴、生昶等钱庄，他的纺织业帝国转背靠的是钱庄的支持。宁波帮风云人物在金融上无作为的人几如毛角。

主持宁波旅沪同乡会活动的要角大都是与钱庄业有联系的人士，要么是钱业资本家，要么是职业经理人。在1926年的同乡会会员中，有13家钱庄作为团体会员，同时为子弟学校的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