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业公会合并与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第二节　三业公会合并与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一、银行公会对三业公会合并的积极态度

1949年8月，在原上海市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以下简称工商联筹备会），任务之一是“重新整理和改组全市工商业同业公会”，设置各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整理上海市各旧工商业同业公会，分别归并改组^[18]。根据《整理工商业同业公会初步方案》规定，“凡同类性质之工业或商业一律以组织一个同业公会为原则，如因其经营方式不同得分组别，或规模大小不同得分等级”，“凡同类性质之工业或商业，过去因经营方式不同、规模大小有别及保持历史传统而分立组织者，一律归并之”^[19]。鉴于银行、钱庄、信托三业公会性质相同、经营业务相同，仅名称不同而已，根据精简原则应该归并，因此工商联筹备会决定由三业公会合并组成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下分银行、钱庄和信托三个小组，这样既可以加强其整体力量，也使系统更加分明，便于管理。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银钱两业在应对国民政府颁行的《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的时候，为了不被整合入商会，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已经考虑过成立统一的“金融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方面为此还起草了《金融业公会法草案》，规定“凡经营金融业者均得为金融业公会会员”，但也明确“金融业公会得分组设立办事处”，这表明，当时上海银钱两业即便在打算合为一个公会时，都还有着很强烈的业别意识^[20]。然而这一合并方案没有被国民政府主管当局接纳。此后，随着废两改元以及一系列有关金融业监管法规的颁行，银行业的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钱业则渐趋式微。待到上海解放，新政府主导下的工商联筹备会提出以三业公会合并为主要内容的整理方案，银钱两业的态度一度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对于整理方案，银行公会方面的态度是积极的。从历史上看，旧中国每逢政权更替，金融业往往受到冲击，何况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实际上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因而对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没收、对私营金融业改造是必然的。对于这一点，银行方面已经有相当的思想准备。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时，上海私营金融业的经营已是十分困难，也期待着新政权能改变当时的困境。因此，银行公会在收兑金圆券等事情上，积极配合政府法令，力图协调和新政府的关系。但新政权颁布的各项管理办法，包括对合法经营与不得经营之业务范围的明确规定，却使私营银钱业的经营范围大受限制，而同时期公营银行享有优惠权，经营状况明显趋好，这种反差非常鲜明。银行方面认识到只有联合其他金融业，尤其是钱业，才能增强自身力量，才能在新的形势下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公开声称三业公会合并“不啻遂其多年企慕之忱”^[21]。事实上，浙江兴业银行的项叔翔较早提出过各公会合并的建议，很快被军管会金融处所采纳^[22]。这实际上也反映了银行业对于在整个金融业中居于主导地位有着较大的自信心，而成立统一的金融业同业公会，对于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只会加强，不会削弱。政府有关方面在推行三业公会合并的全过程中，也始终以银行业代表为筹拟中的金融业同业公会的主体。至于信托业公会，因为仅剩三家会员，维持独立形态并无多大意义，因此不反对银行公会的合并建议。

二、钱业公会对合并态度的反复

在三业公会合并的决定没有正式提出之前，银行公会方面曾派人就合并的问题试探钱业公会理事长沈日新的态度，沈日新并不以为然，以为是随便谈谈，也没有予以重视。几天后，银行公会再派人找沈日新谈，称工商联筹备会方面确实在口头上讲过有将银钱公会合并的意思，沈日新当即表示，钱庄有200余年历史，而银行历史则只有50年，应该分别组织公会，对公会合并的建议予以断然拒绝。而当此消息传出之后，钱业公会内部便掀起轩然大波，认为事关同业利害，立即在理监事会议上进行讨论，其主要反对意见是：“银行公会现时组织实以大型银行为骨干，现行法令既许钱庄单独存在，则钱业公会与银行公会亦应各别存在。本会于政府未颁有工商团体法令规定两业应合并之前，应坚守原有岗位。”出席会议的理监事和各庄经理还进行了表决，结果大部分人不赞成公会合并^[23]。9月份，钱业公会两次致函工商联筹备会，正式申述了不赞成合并的理由，第一次列举理由五项，第二次又补充理由一项。其主要理由是：（1）钱业公会不仅历史悠久，也具有全国性，钱庄设置遍及各地，从数量上算远比银行多。而且上海钱业团体一向居全国同业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金融法令之推行、生产事业之扶植，有待于上海钱业起带头作用，如果强令变更组织，将来全国钱业公会有联合会之革新组织时，上海钱业以小组地位并非独立团体，势必无法参加，上海钱业团体将失去对全国同业之示范作用。（2）合并一说没有法律依据，华北区及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中均规定银钱两公会各自分设，因此各解放地区之各钱业公会均应依法保持其独立性。（3）钱业公会一向保持民主作风，事无大小，最后均取决于全体会员会议；合并之后，会员家数骤增，势必破坏成规，损害会员权利。（4）钱庄与银行范围、规模不同，管理措施也不同，强行合并则“非削足适履即顾此失彼，利未见而害先著”。（5）如果整理合并的目的在于精简以免浪费人力物力，而钱业内部办事人皆系一人身兼数职，若与其他团体合并另设小组，机构将变得庞大，会员负担势必加重，反而失去精简节约原意。（6）如果整理合并的目的在于集中控制权力，“则近年以来，银钱两业早有联席会议之设置，或不经过会议形式而由私人接洽，诸凡两家政令之推行、公益捐输之摊派、生产贷款之分派等等，莫不风行草偃，配合无间。换言之，目前两公会虽各自分设，彼此实毫无隔阂之处，设或合并为一，则两业业务性质之不同，处理转多困难，彼此均有不便”^[24]。

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在了解到钱业公会对待合并的态度后，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9月中旬，工商联筹备会向各公会派出了联络委员，以了解各公会情况，阐明工商联筹备会的政策方针并交换意见。10月7日，工商联筹备会邀请三业公会召开座谈会，军管会金融处、工商局也派代表出席。工商联筹备会主席潘念之简略叙述希望三业公会合并组织的意旨，称不作硬性规定，并请各代表尽量发言。银行方面代表均表示赞成合并，并说银行方面之跑街制度、信用放款制度，是从钱庄学习得来，现在仍愿向钱庄方面继续学习。军管会金融处代表王伟才则指出：“钱庄在全国单位之多尚有封建状态，故对于归并之议，未免留恋过去，依依不舍。”这无疑表达了主管当局对钱业态度的不满，他强调现在并非是谁合并谁，只是将三业公会一起解散，重新组织于新设机构中，分组办理。工商局代表也表示从精简起见，应该合并。另有列席座谈会的上海地产业公会代表“以第三者地位”讲话，认为公会性质相同者是可以合并的。虽然有各方面的压力，钱业公会代表仍然不赞成合并。10月10日，钱业公会举行各庄经理临时会议，讨论三业公会合并事。主席沈日新报告了7日座谈内容，谈到银行方面对于三业公会合并组织一致赞成，尽管钱业反对，但合并之举似乎势在必行。钱业公会理事裴鉴德也称工商局及工商联筹备会所采取的步骤无非是以协商方式多次前来说服，钱业所面临的处境是很不利的。会议议定在工商联代表来钱业公会座谈之前，公会内部先进行一次座谈^[25]。

10月11日，全体钱业理监事和推举出的十三名会员代表进行了座谈，就一些关键问题交换意见。归并起来，钱业内部不赞成合并的主要顾虑有二：第一，恐公会合并后实权为银行业操纵。惇叙银行的蔡松甫曾出席7日的座谈会，回去后向银行公会汇报，银行公会遂委托他征询钱业不赞成合并的原因是否因为过去大银行有把持会务情形，并保证此后绝对不会再有。尽管钱业答复时予以否认，但是这对钱业来讲确实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与会其他各代表也都表现出对合并之后分组办理是否将为银行把持深感忧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徵祥钱庄经理孙翼青以机器染织公会为例，指出，合并之后，虽然分为染织组和整理组各自经营，但因染织组人多，所以实权掌握在染织组手中。裴鉴德也表示将来金融业同业公会分组之后，重心归属问题，确有重大关系，例如利率委员会提议之限制定存利率，即可使力量薄弱之同业存款跑光，目前因利率委员组织规程须三公会同意方能修改，故只要一公会不同意，则利率委员会之提议限制定存利率，因格于规程，不能遽自将权限扩大，若只有一个公会，则只须某组人多即可多数通过。但是，钱业公会方面又感到无法把担心银行业把持作为反对公会合并的理由，钱业公会理事长沈日新就表示：过去关于同业利害，俱由三公会共同行动，可见业务是相同的，现在反对合并，强求分设，理由似乎欠缺。他还就合并问题征询钱业前辈秦润卿的意见，秦也认为势在必行。第二，关于财产的保全。这也是钱业顾虑的重要问题，只是“恐人讥为思想落伍”而不便于正面提出。甚至有人表示“如果对方坚持非合并不可，不如将财产出卖，办理有益社会事业”。对于合并的大势，钱业已经十分清楚，只是顾虑太深，恐怕合并后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代表提议，钱业公会遍设全国各地，要改组也应采取全国均一制度，可以请求全国解放以后再议，这样也能藉此延缓一下。但这也绝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会议要求各位代表回去后都要准备一些材料，预备充分的理由，以便在13日与工商联筹备会座谈时踊跃发言^[26]。

应当指出，钱业对于合并后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将为银行业所控制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据1949年10月的统计，完成增资后的69家银行（指总行设在上海），资本在6 000万至8 000万元的仅一家，其余资本均在1亿元以上，而资本在2亿元以上的有28家；反观钱庄方面，73家中（指设在上海的总庄）资本为6 000元的占了50家，资本额达2亿元的仅一家^[27]。另外，在私营银钱信托业40亿元联合棉贷案中，银行业就占了29.7亿元，钱业为10亿元，信托业为3 000万元^[28]。可见，无论在资力还是在市场占有比例上，银行业的优势十分明显。如果合并为统一的金融业同业公会，银行业的代表名额也必然占多数。所以，打消钱业的顾虑就成为统一的金融业同业公会能否顺利成立的关键所在。

10月13日，工商联筹备会派代表继续与钱业代表座谈公会整理问题。潘念之再次明确公会整理的原则，认为银行、钱庄只是名称不同，银行有小型，钱庄也有大型，双方的营业长处早已相互采取混合一起。银钱业办法既然相同，政府管制也应采取同一步骤。因为上次座谈意见不能一致，此次继续座谈，务必达到思想统一。他指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合并有无困难，困难在何处。能够解决的先办，不能解决的缓一缓请工商局办理。随后，钱业代表纷纷发言，不过是避重就轻地重复以前的理由。最后潘念之在总结发言时，表示同意银行和钱庄因为业务大小不同，由此观点各异的看法，强调小银行与钱庄合起来已占行庄总数的三分之二，将来小银行一定能与钱庄合并成为金融业公会的一支生力军，将大银行压下去，这是将来的趋势；希望钱业能牺牲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合并并不是大吞小，而是大家团结起来；并表示将来对分组问题、筹备人选问题会做慎重考虑。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也即钱业拒绝合并的症结所在。钱业方面表示，只要合并之后，能够使银钱两业处于很平等的地位，从实际出发，照顾钱业的利益，不致权操于银行之手，合并是没有问题的^[29]。主要顾虑大致消除之后，钱业方面也意识到，为避免公会合并已竭尽全力，除顺从潮流外，已别无选择。

10月15日，钱业公会再次召开各庄经理会议，这次会上主导性的意见已转为对合并持较积极的态度，如主席沈日新称：“拟以为遵从政府法令起见，将三公会合并问题重付表决。”另有发言者明确表示：“此事只有顺从潮流，无法可想。”因考虑到上次经理会议已有一次反对合并的表决，此次再做表决，有前后矛盾之嫌，因而主张“授权于理监事会议，由其适应环境相机办理”。因了解到银行方面已先推选筹备委员15人，为使表现不致过于落后，钱业也打算预推筹备委员10人^[30]。接着在10月18日，钱业举行第十四届第十九次理监事会议，对公会改组问题进行了最后表决，同意依照工商联筹备会整理同业公会的原则办理，另向工商联筹备会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金融业公会内应请分组办事；第二，筹备委员人数应根据银钱信托业家数比例分配；第三，公会职工职位应予保障^[31]。钱业的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至此，持续近两个月的公会合并僵局终于出现了转机。

三、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对于钱业公会理监事会议就合并问题提出的三点要求，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主席潘念之分别给予回答。第一点关于分组问题，本来打算分组的，因为钱业对于分组曾有指驳，所以是否分组还须商量；第二点以家数为比例定筹备委员名额，他认为较合理；第三点关于职工职位保障一层，潘念之没有明确承诺，只说将来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也许由小型银行或小型钱庄代表充任，总以大众之意见为主。他同时对筹备会人选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10月19日，钱业举行第十四届第二十次理监事会议，同时举行各庄经理会议，会上沈日新报告说，潘念之已与银行方面王志莘、蔡松甫谈过，商量筹备委员名额定为21人，现已决定公营银行推2人，信托业推1人，尚余名额18人，如果按照家数比例应该银行10人，钱业8人，但因为公营银行的2个名额也属于银行范围，所以银行方面愿将18人名额由银行和钱业平分，各选取9人。接着，会议投票选举出王仰苏、沈日新、陆书臣、裴鉴德、沈浩生、朱旭昌、王怀廉、夏杏芳、邹让卿、孙翼青、黄立鼎、程兆荣、符志峰、楼丹父、徐文卿、陈笠珊共16名筹备委员，其中多选的7名，是为了预备后补^[32]。

在钱业选举筹备委员的同时，银行业、信托业也进行了选举。但是银行方面却遇到了难题。因与工商联筹备会商定委员最多只能是21人，而公营及公私合营的七家银行占据2席，信托业占1席外，尚余18席，银行钱庄各占9席，但银行方面的9席很难支配，如以惇叙银行为首70家中小银行已退占5席，南三行北五行须占4席，尚有中华劝工、聚兴诚、中国企业、东莱、中汇、华侨、亚洲、垦业、浙商银行等10家没有席位。钱业听到这个消息后，于21日召开理监事临时会议，商议如果银行方面征求钱业意见，是否同意共同向工商联筹备会请示增加名额。议定结果，认为钱业可以让1席位给银行方面，即公营及公私合营之银行占2席，信托业1席，私营银行共10席，钱业为8席^[33]。

总之，经过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方面的努力，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之间在合并问题上的分歧基本得以化解。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公会始终持较为平和的态度，主动与钱业方面沟通，而钱业公会主要成员也认清时代潮流，最终以金融业大局为重，使合并方案得以通过。

根据《整理工商业同业公会初步方案》中的有关规定，整理小组在较充分地了解了各公会情形，并由银行业、钱业和信托业三业公会间就组织方式和名额分配等问题充分沟通后，成立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9年12月28日，三业公会全体会员在钱业公会举行隆重会议，宣布由上海市银行业、钱业、信托业三业联合组织的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军管会金融处、工商局、劳动局、工商联筹备会及金融工会等单位分别派代表参加。工商联筹备会代表公布了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5个副主任委员和21个筹备委员的名单并授予印章，由他们主持筹备会的工作，对原银行、钱业、信托业三公会进行接管。在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主任委员项叔翔表示：希望各会员加强团结，向公营银行学习，配合政府政策，发挥所有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奋斗^[34]。

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后，三业公会开始移交工作。银行公会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处理结束移交事宜，11月16日银行公会第三十七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向各行摊收350万元的结束费，又考虑到公会的职员工友18人服务多年，“本会即告结束，名义不存，同人等劳绩可念，本会亦宜薄致酬劳”，决定向这些职员工友一次致送1 700万元，由每家会员银行均摊10万元，而30余家抗战前入会的银行，每家加认20万元^[35]。12月3日和27日，银行公会还分别向会员银行收取结束费2 300万元和1 995万元，平均每家银行摊收约20万元^[36]。从专门征收的结束费用数额便可想见，公会结束涉及的具体事务颇多。12月30日，银行公会向会员银行发出紧急通告：

查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业于12月28日正式成立，本会即将办理移交。在该筹备会尚未接管之前，所有日常工作为衔接起见，经商定仍由本会办理，至12月31日为止结束会务。嗣后由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名义继续办理，一俟本会各项结束事宜办竣之后，再定期召集末次理监事会，报告办理结束移交经过。同时由监事会代表查核本会收支帐目，藉资征信，另印发会务报告于原有各会员银行，以示本会任务之终了，为此分别通告，即希察洽是荷。^[37]

按照移交程序，银行公会于12月31日宣布终止公会会务，并向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递交了移交清册目录。1950年1月3日，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就接管三公会案议决，推定项叔翔、项克方、严成德、王仰苏、裴鉴德、蔡松甫、王怀廉七人为接管委员，即日下午分别接管各公会。同日下午，银行公会方面由公会理事王志莘与会务委员陈朵如、首席秘书顾诚安为代表，向接管委员项叔翔、王怀廉和寿进文递交清册，一一办理点交手续。与此同时，钱业公会、信托业公会也向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办理移交手续。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接管了原银钱信托三业公会，三业推选的委员开始合并办公。

此外，作为银行公会相关组织的银行学会，稍后也向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递交了移交清册，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推举项叔翔、沈日新、毛啸岑、胡铭绅和蔡松甫五位委员于3月3日对其进行了接收。同一日，银行学会编印出版了最后一期《银行周报》，并刊登了主编朱斯煌个人名义的启事：

斯煌近以银行学会及本报事务，无暇兼顾，业已辞去银行学会秘书长及本报主编兼发行人职务。关于本报出版事宜，主持至本期为止。此后银行学会归并于上海市金融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本报一并移交，统归该会统筹办理。辱荷惠稿诸君，各界读者，同业先进，爱护有素，用缀数言，敬以奉告。^[38]

4月12日，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又推举张感尘、裴鉴德、王

仰苏和洪政润对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上海银钱业联合准备会、银联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银行大楼管理处的案卷、帐册、器具等进行接收^[39]。

上海银行、钱业和信托业三业公会的结束和统一的金融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私营金融业应对社会转型的必经历程，如《银行周报》在1950年元旦的《新岁献辞》中所说：“当此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又欣逢上海金融工会和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这表现着二万五千金融职工的大团结，又是一百数十家银钱信托业的大团结，使同业间的联系，劳资间的合作，更为切实而显著，协助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推进，走向共同纲领所指示的康庄大道。”而私营金融业的这一目标是否能够达到，其统一的同业组织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及正式成立后的金融业公会承荷着相当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