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失效的怪胎

三、土楼：社会治理失效的怪胎

在我们为客家人的生存智慧感叹之后，进一步的思考与辛酸可能随之泛上心头。为什么？

因为，客家土楼所展示出的生存智慧，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失效被迫产生的。这不值得赞美，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试想，如果不是连年的动乱与匪寇的横行，如果社会统一的国防与治安体系不被破坏，客家人有没有必要为自己的生存与安全，再支付一遍“土堡”的成本。尽管土楼之“堡”的成本是就地取材，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几百年前，这个成本不论怎样都会远远高于他们在和平年代所支付的赋税的。如此看来，客家土楼尽管让我们领略了客家人的个体生存智慧，但代价实在太大，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支付的额外消费。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安排，能将这笔财富代代积累下来的话，中华民族又是一番怎样惬意的幸福命运呢？

尽管客家土楼发展到近代，还保留了原始土楼的外形，淡化了原初的“国防与治安”功能。但无论如何，就社会治理而言，客家土楼直接起源于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失效，无疑它是社会治理失效催生的一个怪胎。如果从一个民族的整体命运看，客家土楼的存在，是中华民族不幸的象征，它意味着社会物质财富的重复性浪费，意味着广大人民公共生活成本的无谓加剧。更昭示我们：社会无休止的周期性的动荡与战乱，是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与灾难！

告别土楼的时候，已是凉风初起的黄昏。土楼前的溪水潺潺，落日的余晖已经开始在气势恢弘的土楼上驻足。远处峰峦叠嶂，郁郁葱葱。但我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沮丧与失落——怀抱太多的兴致与期待而来，得到的却是一个如此辛酸的答案，以及一些零零散散的关于税收的遐想。

作为个体生存智慧象征的土楼，我永远敬畏与膜拜，但作为社会公共生活治理失效象征的土楼，我无法放弃自己习惯的理性警觉。辛酸与无奈，一直濡湿着我返回厦门的全部情绪。

2006.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