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多少是个够

究竟多少是个够

1985年中国税收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后，一路攀升，到1992年跃上3000亿元大关。即便是这样，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王丙乾同志还是觉得财政压力很大，一次在财政部党组会议上感叹：“什么时候咱们的财政收入能够一年增加四五百亿元，日子就会好过些了。”王丙乾同志的话音未落，1993年，中国的税收就达到4118亿元，当年增收953亿元，这样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3年，一下子组织收入20450亿元，当年增收超过3000亿元。要说国家的可支配资金是不小了，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我们依然发现国家在为资金发愁，每年在不断地发行国债。

面对这样的局面，社会各界都在呼吁：对政府而言，究竟多少是个够！也因此引发了政府职能大小的争论。有专家引经据典，论证我们现在供养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导致国家行政开支过大，纳税人负担过重，致使有些地方，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成为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人员的工资及行政管理费用占到当地财政的80%—90%，政府事实上完全放弃了自己维护公共资源，促使公共资源再生的职能。因此得出政府要减员，机构要改革的结论；有的专家还认为，政府开支过大是因为腐败导致了税款的浪费，决策不科学导致了大量国家资金的流失。因此，呼吁通过体制创新来增大税款的积极效用，等等。在这些争论中，更多分歧在于，政府的职能究竟应该是什么？有的呼吁政府应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扮好“守夜人”的角色，“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甚至，“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有的呼吁，应当扩大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因为大量的社会问题，诸如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等市场失灵的责任亟待政府去完成。结果，在2003年的SARS危机中，争论各方陷入论证的尴尬中。坚持缩减政府职能者却要面对SARS携带者的医疗费用问题，批评要求国家为SARS携带者承担医疗费的主张。而坚持扩大政府职能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全能政府“怪兽”的结局。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

究竟多少是个够？！这首先是一个量的问题，税收的极限在哪里？其次是一个质的问题，税款的效用如何？最根本的问题是：谁是税收治理活动的真正主导者？

从量而言，税收收入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这个道理，拉弗曲线已经告诉我们：在社会制度既定的情况下，税率提高过大不一定能增加税收收入，反而有可能减少税收收入。

从质而言，在税收的极限内，关键是税款的效用如何？是否符合税收征收的终极目的，是否促进了社会公共资源的维护和再生产，增进了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由是观之，关于政府扩权还是减权的争论似乎选错了靶子。根本说来，核心在于税款的效用如何？政府的税收责任在哪里？

扩权还是减权，只要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相符，能够保证税款实现它本来的效用，发挥它的功用，这个问题也就成为表层的现象之争了。这样收得多花得多，就没有什么，问题在于花得合理不合理，如前所述，税款的效用是否符合税收的终极目的。扩权如果能保证税款的积极效用，那我们就是在向现代福利国家迈进，这有什么错，减权如果能保证税款的积极效用，我们在向更加自由的社会迈进，这也没有什么不对。

看来，究竟多少是个够的追问还没有触及根本，根本说来，比“究竟多少是个够”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谁来保证税款的积极效用，谁来监督税款的效用，即如何限权。保障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使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健康和谐。也就是，税权究竟应该且必须属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