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的相对过剩

二、供给的相对过剩——从供给角度考察

在宏观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与促进的作用。与需求分为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一样，供给也同样有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之分。无效供给指不能适应有效需求且不能促进新的有效需求形成的那部分供给，无效供给会导致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供求结构不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过去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能源、原材料的供给状况明显好转，粮食、农副产品及轻纺、家电产品供应极大丰富。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一方面大大缓解了物价水平持续攀升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竞争，价格竞争往往成为企业占领市场的主要手段。在供求环境持续偏紧、市场需求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价格竞争很容易演化成低价倾销战，而低价倾销的结果，往往又导致市场的观望乃至需求更加萎缩，进而使价格水平趋于回落。

（一）供给过剩的表现

我国供给的无效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但厂商提供的产品仍没有改变，厂商的技术创新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厂商提供的产品虽然存在需求，但居民的支付能力有限，形成不了实际需求。

《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从1995年起，我国大多数工业领域生产能力的过剩就已经形成，此后的几年，市场供给过剩的程度不断加深。“九五”以后，除极少数商品供不应求、部分商品供求基本平衡外，大多数工业消费品呈现出持续性供给过剩，而且程度日趋严重。据国内贸易局对消费品市场商品供求连续排队分析，1996年上半年，606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商品占90.6%，供不应求的占9.4%；1996年下半年，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商品占93.8%，供不应求的商品只占6.2%。1997年下半年，613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达195种，供求基本平衡的408种，两项合计达98.4%，供不应求的只占1.6%。1998年上半年，统计范围内的601种商品，供大于求的占26%，供求基本平衡的占74%，而供不应求的商品已经为零。1999年一季度供过于求的产品所占比例高达67%，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对我国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2002年上半年我国供过于求的商品达到86.3%，比上年下半年扩大了5个多百分点，供需平衡的商品只有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从供给过剩的产业顺序上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首先在一些传统消费品领域中，供给过剩开始出现，至“八五”末，大多数消费品工业领域的普遍供给过剩局面已经形成。其后，一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如电力、交通运输等）某种程度上的供给过剩也开始出现。此后两年特别引起人们关注的现象是，部分高技术产业也存在生产能力过剩或严重过剩。如1998年底，微型计算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1/3。

（二）供给过剩的原因

1.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学界对供求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多方面的解释，例如“收入影响说”、“宏观景气波动说”、“消费阶段说”、“改革效应说”和“消费环境影响说”，等等。上述各种认识，从不同角度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但并未能刻画出问题的实质。我们比较赞同一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阶段供需之间的问题主要源于结构性矛盾，核心是现有的生产体系不能提供有效供给。虽然在需求迅速扩大的同时，供给的总量也在扩大，供给结构也在不断改善，但供给变动的力度比起需求来说要小得多，也迟缓得多。因而相对于需求的变动，供给的相对有效性不断下降。这是造成供求间结构性矛盾的最根本原因。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只占较小比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

一方面由于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一步降低、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的差距缩小缓慢及劳动力转移速度过慢，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农业人口比例也是相对贫困人口比例过大，造成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业生产能力在低水平上过早出现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第三产业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企业微观机制不健全和行业内缺乏竞争，导致该产业绩效低下、相对生产率下降，使第三产业处于有效供给不足的状态（见表4-7）。

表4-7　国内生产总值和从业人员的三大产业构成（单位：%）

（1）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近几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很快，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但是从总体来看，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由于人均耕地少，劳动力富余等原因，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这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结构矛盾，它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人均耕地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收入不能增加，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还很普遍。继1996年粮食大丰收之后，1997年夏粮又获得增产。虽然国家采取了敞开收购粮食和实行保护价格等措施，遏制了粮食市场价格的下跌，但从全国看，农民从粮食增产中得到的纯收入增加不多。农村改革二十多年后，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2年的2 476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43%，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分阶段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阶段性递减的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1988年为4.9%，1989—1991年3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为1.9%，1992—2000年为4.6%。尤其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1996—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如表4-8所示。

表4-8　1996—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注：表中所列的增长率为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增长率。

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慢，限制了农民扩大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能力。1997年，农民的消费性支出比上年增长2.9%，如果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0.4%。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占人口总数70%和劳动力总数55%的农民收入提高缓慢，制约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市场，不利于国民经济顺畅循环。

（2）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有明显缓解，个别地区还出现相对宽松的状况。但从全国来看，供水、供电、交通（特别是城市交通和长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缺水，有108座严重缺水。1997年北京夏季持续高温，空调等电器的用电负荷增加，原有电网无法承受。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居民住宅用电负荷均未考虑空调、微波炉等电器。将来，随着各类家用电器的普及，电网的改造任务日益突出。这是国民经济中的又一结构性矛盾。

（3）加工工业水平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加工工业不仅质量和效益水平低，而且人均数量水平也不高。我国加工工业的规模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和产量也增长较快。从目前的供求关系看，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但按人均产量，我国的水平仍然较低。据统计，除水泥等少数产品外，我国加工产品的人均产量还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差距更大。当前生产能力与能够实现的有效需求不平衡，这是又一个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从长远看，我国工业品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如何挖掘这个潜力，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部分工业品的中国人均量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见表4-9。

表4-9　部分工业品的中国人均量与世界平均量比较

（4）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第三产业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1996年，第三产业新增从业人员1 050万人，而第二产业只增加550万人，第一产业减少了700万人。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上得不快，只有30%多一点。第三产业投入少，见效快，近几年来得到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体制和政策障碍逐步得到克服，但其创造的产值增长还不够快，比重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这个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揭示。

就全国而言，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率达到90%以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地区利益主义下的大规模重复建设，假冒、仿制产品的盛行以及产品适销不对路等是造成当前产品相对过剩、买方市场形成的真正原因。因此，这种过剩不是商品的绝对过剩，是相对低档次产品的过剩，事实上，市场对技术含量高、适销对路的产品一直是存在大量需求的。

2.产品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在结构惯性和粗放型经营方式的作用下，产品供给结构没有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及时地进行调整和升级，造成产品供求总量和供求结构双重失衡，产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大于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迫使物价趋于下跌。

绝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而一部分消费需求必须由进口产品弥补，或者根本不能满足。如对钢材市场的品种要求，我国的钢生产能力已经超过1.2亿吨，但是我们每年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不同质量和型号的钢材。从居民消费构成上看，日用品消费的满足程度有较大提高，而其他消费，如居住和交通，以及医疗保健、精神文化消费等，需求的满足程度非常低。从城乡消费比例看，城乡人口比重（29.37∶70.63）与消费总量比重（56.53∶43.47）的严重不对称，决定了失衡的城乡消费结构。传统消费品或中低档耐用消费品在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中趋于饱和，而同类消费品尚未进入大多数农村居民家庭。

从抽象意义上讲，当一种消费需求不能实现时，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商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如产品的功能用途不能满足消费的要求；二是超出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三是其他因素限制，如消费政策限制消费，或不具备消费条件。观察阻碍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各种表现，这三个方面的可能性均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但前两个原因仍然是主导性的、本质性的。

（1）同质化供给与差异化需求

从根本上讲，目前供给过剩的根源是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而且是一种同质、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由于持续多年的快速投资增长，使大多数产业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投资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未能充分体现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的要求，由此形成的供给能力，往往是同质的或低水平的重复。同一个领域里往往进行多项同一产品品种、同一技术甚至同一规格型号产品生产项目的重复投资建设，供给的差异性并不显著。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有较大改观，供给的多样化大大提高。然而这种积极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少数厂商，对多数企业来说，因无力完成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只能以一种被动的形式退出市场。

与供给的同质性相反，消费则表现出多样化趋势。消费者的选择不再集中在少数商品上，而表现出对消费品质量、性能、价格、服务等方面的更广泛选择，更进一步还表现为对消费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如信用消费）。从目前消费品市场的销售情况看，传统消费品基本普及，一些新的消费领域正在拓展，消费成长的态势各异。

从技术角度考虑，现有生产体系中的存量资产和技术主体部分，主要是中国工业多年积蓄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延续，大体上反映的是工业化早期阶段的投资水平和需求水平，当消费需求发生较大变化时，原有生产能力转入新生产结构中遇到实质性障碍。20世纪90年代新的生产结构是以各产业的全面高技术化为标志的，有关消费工业的各个行业都进入了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加之市场竞争的全面国际化本身要求产品技术性能和附加价值的大幅度提高，要求对原有生产体系进行全面更新改造，这样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由于消费需求已经分化，在原有生产体系下生产能力所提供的产品，要么消费需求已经饱和，要么消费需求尚待成长，而市场急需的产品在现有生产结构中不具备首先扩张生产的条件和技术准备。

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供给缺乏有效性，各行业的产品集中度不高，没能形成规模经济。以汽车工业为例，全国有汽车企业2 000多家，但具备年产万辆以上生产能力的企业仅有20家，占汽车企业的1.9%，而产量达到规模经济的厂家，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获取规模效益、降低产品成本对我国收入水平低的现状尤为重要，低收入水平阶层的需求远远没有满足，但相对于其收入水平而言，现有供给仍然是无效的。从农业来看，由于人口与资源的原因，其生产规模不能达到经济规模的要求，农业科技的缺乏以及农村市场流通渠道的不完善加剧了农业供给的无效性。

那么怎样理解供给的有效性？过剩经济中的供给与短缺经济中的供给的最大区别是，一种生产能力能形成有市场价值的有效供给，并不单纯取决于供给的生产和技术性质，而必须经过市场检验并取得市场认可。因此，一种供给是有效的供给，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问题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产品层面，即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有效性，核心是产品和服务必须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具体为：①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性能的要求，适应消费需求多样性变化；②具有合理的价格水平，如合理的性能价格比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收入价格比，特别是与目标消费者群体收入相适应的价格水平（收入-价格比）；③能够提供促进消费实现的有效服务（如产品售后服务体系）。具体讲，就是具体产品适应特定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有购买意愿，买得起，用得上。这大体上属于产品的适用性评价。如目前的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就有一个现实收入水平与价格水平之间的矛盾问题，耐用消费品在农村也受购买力的影响以及消费环境的限制。

第二个层次是产业和企业的供给有效性，包括：①可以保持产业和企业持续盈利；②富于创新，能适应并引导消费变动；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这几个方面意味着，一个产业在总体上应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水平，并适应需求变化的要求，无论在供给的质量或供给的时间上，都应该和消费需求总体变化相适应，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大体上属于发展性评价。一些供给可能在短期是有效的，但若缺乏竞争力，经不起国际产品的冲击，这种供给的有效性就不能长期保持。

（2）供求增长的时间因素

从不同发展阶段需求增长与供给增长的不同规律，可以发现两种常见的供求失衡状态：或是消费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而形成供给短缺，或是生产能力增长超过需求增长，而形成供给过剩。这两种状态具有不同的规律和表现形式。

观察发现，经济发展中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存在某种时间差。从纯技术的角度分析，某种产品的供给能力通常会因具体项目的建设而发生跳跃性增长。特别是当采取外生性技术创新和大型项目建设（如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型工业建设）方式时，更容易形成这种情况。如汽车、石油化工、大型电力等建设项目所形成的大规模产出，都是如此。与生产能力的跳跃式增长相比，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是平稳而持续的，因为消费需求的增长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关，只能保持大致相当的增长幅度。

至于一些本应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如一些新的大宗消费品，可能存在一个购买力的积累过程，并受消费配套环境的影响。随着消费升级的步伐加快，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档次也越来越高，购买力积累和消费等待的过程也就更长。如住房消费、私人汽车消费，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而这种购买力积累过程直接加剧了与跳跃性供给能力的冲突。因此，一定时期内，供给能力的形成与需求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而是存在需求变动与供给变动的一个时间差。现阶段，在中国居民人均用电量很低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电力供给过剩，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

3.企业制度问题是供给过剩的根本原因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在宏观层次即政府与企业关系上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二是在微观层次即企业内部关系上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前者，是实现政企分开的前提，后者，是企业实现管理科学的内在要求。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0%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向多元投资主体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转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步维艰，体制转化不彻底，严重滞后于中国的改革进程，主要表现在：所有者缺位，各投资主体的股权代理关系扭曲，企业资产控制权、资产剩余控制权和资产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残缺，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机制不合理。

根据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先是过度负债，然后是物价下跌币值上升，才会导致通货紧缩甚至经济萧条的出现。他指出，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二者间存在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由清偿债务所导致的通货紧缩也会反作用于真实债务余额。

在这种情形下，亏损严重、过高资产负债率、经营管理不善、盲目投资、财务预算软约束、操纵财务等问题长期困扰国有企业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高负债一直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长期困扰国有企业。我国企业负债高达70%，财务费用过高，利息支出侵占了大量的利润。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将国有银行作为第二财政，把银行贷款当做财政投入资金使用，盲目、低效率投资，形成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大量银行呆坏账。虽然企业经历了七次降息，由于通货膨胀率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不降反升，使企业的债务负担更重。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国有企业的低效运作、长期亏损已是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已经处于相当脆弱的状态，一旦外部状况有个风吹草动，企业都难以抵御，因而不得不采取收缩措施。通货紧缩发生前期，由于重复建设，我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供需矛盾突出，企业产品滞销，库存积压严重；另一方面，货币供应的相对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物价水平持续下降，企业的盈利水平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债务负担的高涨、盈利水平的下降，企业陷入困境。内部条件已经成立，再加上外部冲击，通货紧缩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我国企业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缺陷

对于国有独资企业，首先，作为所有者代表的国家通过权力下放、承包经营等形式，授权企业法人和企业内部职工代理经营企业资产，使企业内部人享有经营决策、定价、销售、采购等权利，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产权的国有形式，其剩余索取权归属于国家，剩余控制权却归属于企业内部人，这是典型的产权残缺。其次，企业的治理关系不明确，企业对政府仍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所有者的行政干预会造成企业目标偏离利润最大化方向。再次，所有者缺位及对经营者控制与约束机制的缺乏容易导致企业经营决策者为追求自己及企业内部人的效用目标，偏离所有者的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最后，企业承包责任人的产生名义上可通过推荐、选举、招投标竞争方式决定，但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主管部门任命产生。事实上，这些承包人都还是政府官员的身份而不是企业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

即使是经过改造后的股份制公司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这种股份公司的股东绝大部分是国家股和法人股，尤以国家股占总股份额的60%～80%，股权分散程度极低。这些股东代表都由非市场化的委托代理方式形成，层层镶嵌，即他们代表股份的所有者，身份为政府官员，但无直接剩余索取权，因而普遍存在努力与激励之间的不对称。在股份制企业内部，一方面存在代理人的激励不足；另一方面，代理人也无承担经营风险的财富保障。

（2）企业退出机制的缺陷

市场化的企业退出机制包括购并重组和破产引起的企业消亡，纵向或横向的购并重组作为市场接管方式，对股份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具有外部约束作用，有使管制放松、协同效应、规模经济、融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税收、管理水平竞争及扩大市场范围等正向效应。企业破产机制具有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减少问题企业资产的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尽快恢复资产的生产能力和价值，形成对经营者和员工的就业、再就业压力等积极作用。

过剩生产能力不能退出生产是促成通货紧缩的体制原因。理论上生产能力的过剩会造成一部分生产能力退出该行业，从而使该行业具有与市场相适应的供给能力，以实现市场均衡，并使企业获得正常水平的利润率，从而使经济得以在健康的环境中发展。可是由于体制原因，我国企业往往不能也不愿意减小生产规模，退出生产相当困难，事实上也很少见。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的结果恰恰相反。由于亏损企业并未退出生产，许多劳动生产率较高本来可以避免亏损的企业也变成了亏损企业，从而造成整个经济亏损面的增加。同时过剩生产能力难以降低，供给过剩、价格下跌等因素造成企业效益普遍下滑、职工收入下降和预期恶化，最终造成总需求的减少。而且，由于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亏损企业不能通过购并重组或破产等方式退出生产领域还意味着现实中的存量资产不能得到优化，宝贵的经济资源不能及时释放出来，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矛盾越积越深，从而使经济中供求的结构矛盾不断加大，企业的结构型升级变得十分困难。企业之间的竞争始终停留在一些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行业和产品上，激化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使生产能力始终处于过剩状态，最终引发通货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