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

三、日本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

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启动经济、治理通货紧缩，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结构调整政策，并通过立法改变落后的金融体制，建立健全金融秩序。但是效果有限，困难重重。

1.金融制度的重建

日本国内整个金融体系资信的恶化是引发通货紧缩、干扰政府反通缩政策效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在金融体系重建过程中，日本政府直接注入资金，接管了部分问题银行。1998年12月16日，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金融重建关联法”和“金融功能早期健全法”。重建关联法的实施对象是已破产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濒临破产的机构，政府向这类机构注入资金，取得控股权，由政府主导来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由政府出面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稳定民心，防止出现挤兑以及转移存款的情况，金融机构得以稳定，也使社会保持稳定。根据金融重建管理办法，日本政府对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以及一些地方银行实施了特别政府管理，避免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对日本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危机，为稳定日本金融体系提供了法律、资金方面的保证。“金融功能早期健全法”通过后，设立了25万亿日元的金融功能早期健全化账户，给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注入资金，提高银行的自有资金比例。截至1999年3月末，政府已对15家主要银行投入7.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加上银行自身获得的2.2万亿日元，补充资本金9.6万亿日元，极大改善了自有资金的构成，处理了10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增加了贷款能力，减轻了信贷紧缩的压力。

2.持续放松的货币政策

1989年调高贴现率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直接原因。在泡沫经济破裂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判断错误，也低估了高利率的实际负面影响，希望经济自动恢复常态。直到两年后，面对经济体系内的紧缩压力，日本政府才开始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与时松时紧的财政政策不同，日本银行一直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集中在调整贴现率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上。

（1）下调利率

1991年7月1日，日本银行把法定贴现率由6%下调到5.5%。这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由紧到松的重大方向性转变。不久之后，日本银行又把法定贴现率进一步下调到5%和4.5%的水平。随着法定贴现率的不断下降，市场利息率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下降，1991年12月底，日本银行又出人意料地在该年第三次降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银行有能力控制利率水平，但在扩大社会信贷供给方面却步履维艰。尽管自1991年7月以来日本银行一再降息，日本金融机构的贷款却继续下降，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在1992年创造了－0.2%的历史最低纪录。日本金融机构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下降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银行必须处理大量坏账。为满足巴塞尔委员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对发放贷款已变得非常小心，惜贷心理严重。其次，随着经济陷入衰退，日本公司利润下降，投资者亦不愿购买公司的融资债券，公司融资成本上升。在泡沫经济破灭期间，一方面由于无法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不愿贷款，在自有资金用尽之后，日本公司就只好压缩投资。1992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1.1%，199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0.7%。经济增长的下降又加剧了社会信用紧缩。这一现象充分表明，货币供应在相当程度上是外生的，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中的能力不可高估。

（2）稳定利率

在经历了两年半的衰退之后，199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1994年第三季度，厂房和设备投资在连续3年负增长之后第一次出现正增长。在1993年7月到1995年4月这一段时间内，日本银行维持了1.75%的法定贴现率，没有进一步降低也没有提高法定贴现率。

（3）再次下调利率

由于日元升值的影响，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日本经济的复苏过程陷于停顿。为了应付日元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日本银行在1995年4月将维持了近两年的法定贴现率由1.75%降低到1%，同年9月又进一步降到0.5%。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从1994年下半年起从2%的水平开始增加，1995年第一季度达到3.5%。日本政府同时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5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到1.4%，1996年达到3.0%。日经指数1996年回升到20 000点以上。

（4）零利率、扩张基础货币

199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贴现率已经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之上，日本银行开始加强对基础货币的控制，通过对政府债券和三个月票据的回购活动，继续增大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长率由原来的负增长上升到1998年第一季度的40%左右。与此同时，日本银行所持有的公债增长速度也大大提高，达到40%左右。

然而，这时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启动经济，信贷紧缩的现象依然严重，1998年2月，日本商业银行当月的贷款量与199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0.6%，3月又继续下降了1.2%，日本城市银行坚持压缩资产，不愿发放新的贷款，从1998年3月起贷款比1997年同期又下降了14.4%。而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也没有达到使日本经济1998年名义GDP提高2%的预想目标，

日本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在低利率已运行近4年的基础上，于1999年2月实施短期金融市场同业拆借率为零的低利率政策，全面刺激、支持金融机构的短期资金需求，增强银行的信用，稳定金融体系，减少银行的惜贷行为，降低人们通货紧缩的预期。从1999年2月12日开始，日本中央银行在短期资金市场上投入大量资金，实施零利率诱导政策，无担保隔夜拆借的利率从0.25%下调到0.15%，随后又降低到0.03%，并钉住在这一水平之上，而同期拆借的手续费也有0.02%的水平，实际拆借利率0.01%。

3.不连贯的财政政策

在处理泡沫经济破裂所产生的严重恶果时，日本政府最初只是求助于货币政策。但日本政府随后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降低利率水平，无法确保货币供应量同步上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并不明显，于是财政工具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受财政赤字的制约，日本政府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放松的财政政策，政策的不连贯反而加剧了通货紧缩。

（1）放松财政政策和政府赤字

1995年，当日本经济的复苏过程受到日元升值而趋于停顿时，日本政府推出了一项价值14兆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事实上，日本银行在1995年将法定利率降到0.5%的水平就是为了配合政府的这一财政方案。由于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政策，1996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的回升，日经指数也从1995年7月的14 485点上升到1996年6月的22 666点。

然而由于税收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日本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1995年至1996年财政年度，日本的资本投资融资公债和特别赤字融资国债发行量分别达到了21.2兆日元和14.2兆日元，大大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截至1996年财政年度，日本的国债余额达到241兆日元之巨。

（2）紧缩财政政策

财政状况的恶化促使日本政府迫不及待地力图解决财政赤字危机。1997年6月26日，桥本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宣称，如果继续目前的财政政策，日本经济毫无疑问将在下一个世纪崩溃，并宣布以增值税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重整方案，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实现债务余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再上升，二是在前一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实现债务余额不再上升。具体措施包括提高消费税，停止特别减税和减少公共投资。这些措施，经过公共投资的乘数放大效应，相当于减少了20兆日元的总需求。少数经济学家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日本经济还处于不景气状态，财政重整为时过早。事实证明，1997年的财政紧缩政策，特别是增加消费税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当年日本的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到5.5%，日本经济不仅没有走出低谷，反而大大弱化。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财政状况的改善越来越困难。到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经济形势已经显著恶化了。

（3）再次放松的财政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置已经险象环生的财政状况于不顾，于1997年12月宣布在1998年减少2兆日元的所得税，1998年4月20日，桥本内阁宣布了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综合经济对策，价值16.65兆日元。其核心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实施减税刺激国内需求，改善国家经济结构，增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提供便利尽快解决不良债权。资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在1998年至1999年减少4.6兆日元的所得税和其他税收，增加各类公共工程开支7.7兆日元，增加其他政府开支出4.35兆日元。此后，日本政府的财政重心又转移到永久性减税上，税收缺口由增加国债的发行来解决。日本政府宣布，法人税税率由46%降低到40%，最高税率由65%降低至50%。

尽管日本政府在治理通货紧缩时选择了“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实际情况表明其收效甚微。随着1991年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困境。从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来看，1992—2001年6月仅上涨了2.9%，年均上涨不到0.3%，截至2003年则一直呈下降趋势，2001年11月28日日本政府宣布，日本消费价格指数11月份继续下降。至此，这一指数已经连续27个月下降，反映出日本经济当时正遭受着通货紧缩的打击。2003年1月，日本全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1.4%。2月，东京的物价水平下跌1.7%，这是连续第30个月下跌。其后一段时期，日本公司的破产数量大增，使失业率更高，消费水平不断下降，商家不得不削减价格以吸引消费者。有人担心，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这种状况可能失控。然而其后几年，日本政府提出的通缩解决方案都未能奏效。

自凯恩斯主义理论流行以来，人们几乎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凡经济衰退，必实施宏观扩张。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模式并没有扭转通货紧缩局面。这说明，简单地奉行扩张政策是行不通的。对日本而言，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而经济结构的背后还有体制的原因。因此，采用总量扩张的方法来解决结构性问题，政策效率低下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