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

试论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

当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规模后，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一般都会从单一的企业逐渐向企业集团发展演变，企业集团一般都由行业不同、种类各异的企业组成。这种情况，可说是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只不过，在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集团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到资金运行颇有特色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股份制企业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中体现出来的特点。

一、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资金调拨现象普遍存在

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现象，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一直都存在。

晚清时期中国兴办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大多有盛宣怀的投资和经管，用1900年3月盛宣怀奏折中的话来说，是筹集投资这些企业的商股资金，即“臣兼管之上海纺织总厂、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通商银行所集商股，即是船电两局之华商挹彼注此，盈虚酌剂”。⁽¹⁾也就是说，通过调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投资创办其他企业这种手段，盛宣怀营造了一个被美国学者费维恺所称的“经济帝国”。⁽²⁾

对于调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投资其他企业，“挹彼注此”、“盈虚酌剂”这一点，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信中有进一步的说明：“招商、电报、铁路、银行皆属笼罩之中，不必真有商股，自可统筹兼顾”。⁽³⁾另外，调拨这些资金时的一个特点，是盛宣怀大权独揽，基本一人说了算。对此现象，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凡轮电两局，每岁支拨动辄巨万，京卿（盛）专主为之，一纸札下，速于敕令，不闻商之于各股商也。”⁽⁴⁾经元善的看法则更为典型，他认为盛宣怀是利用投资进而独揽轮船、电报、铁路、煤矿和纺织诸大政，达到“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⁵⁾的目的。但不管盛宣怀的目的为何，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即企业集团中，资金的往来调拨现象无疑相当普遍。

这种通过调拨企业内部资金投资创办其他企业，以至于最终形成某个企业集团，并非盛宣怀一例，而是近代中国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

晚清状元张謇在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获利后，从1899—1911年间，又在南通集资创办和投资了27家企业，资本额累计达399万元之多。⁽⁶⁾而投资这些企业的资金，按张謇自己的话来说，是“謇之营通州各公司也，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⁷⁾也就是调拨大生纱厂的资金。针对有些股东对张謇“以（大生）厂公积营他公司者”的议论，张謇则很坦然地表示“事则诚然”。⁽⁸⁾

表1是1922年大生纱厂的资产负债表，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1922年，大生纱厂的总资产1 242万余两，其中投到盐垦公司133万余两，为张謇所办地方实业和地方公益事业的垫款项目为175万余两，加上其他各项调拨的项目资金款，总数竟达473万余两之多，达其固定资产的92％，占其资产总额1 242万两的38％。

表1　南通大生纱厂1922年资产负债表　　　单位：规银（两）

说明：1.借出款主要包括大生纱厂对张謇所办地方实业的借款，及张謇举办地方公益事业的垫款和个人挪用款。

2.抵押款包括不动产及有价证券抵押款。

资料来源：南通市档案馆等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1）》，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3页。

当然，大生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相互调拨，自有其本身的考虑。这一点，在1922年大生纺织公司查帐委员会报告书中就有所透露：“……南通实业，咸肇始于大生，故其对内对外经济往来，咸认大生为主体。而大生自开办以来，历二十三届，届届获利，在事者初不料一蹶之来，遂至不振。外间传说大生之厄，厄于垦，其实各垦欠大生往来银一百数十万两，今已逐步收回不少。两年以来，营业垫本之需，方恃垦收租花以资周转。盖南通业棉之政策，乃合农工商以兼营，本末相资，自比惟工是业者较易求活，此明证也。”⁽⁹⁾从这份报告书透露的内容来看，大生纱厂开办以后，因其届届获利，故而成为对内对外经济往来的主体，因在盐垦公司上之投资较多而被外间认为是拖累大生的“厄”。但在遭遇危机之后，近两年来大生纱厂反过来需依靠盐垦公司“收租花以资周转”。该报告书透露的“南通业棉之政策，乃合农工商以兼营，本末相资，自比惟工是业者较易求活”的说法，正是反映了张謇调拨大生纱厂资金“兼营农工商”各类企业，“较易求活”整个实业集团的经营思想。

这种企业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拨解决发展中困难的事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而出现得更多。例如，被称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荣家企业集团，在多年的经营发展中，就长期靠面粉厂系统和纺纱厂系统互相接济。荣家企业集团设在汉口的纱厂申新四厂，从投产后就遭受不景气的影响，申新四厂能够生存下来，就在于该厂与荣家集团面粉系统的福新五厂同处一地，“福新五厂年年有利，申新（四厂）依赖福新（五厂）财力常年挹注，虽在事业亏累之中，仍不断扩充生产设备，对外亦以福新关系，周转灵活”。⁽¹⁰⁾表2是1927年至1931年申新四厂对福新五厂的欠款统计，从中可见福新五厂借给申新四厂的款项常年都在250万元以上，最高年份达493万余元。除1927年外，都占申新所借款项的三分之一左右，1931年甚至达45.8％，由此可见来自福新五厂的款项对申新四厂的重要性。

表2　申新四厂对福新五厂的欠款（1927—1931年）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1982年版，第278页。（百分比为笔者计算）

无锡唐保谦等人经营的庆丰纱厂和九丰面粉厂的资金运用，与荣家企业的情况十分相似。庆丰纱厂缺乏资金，或直接由九丰面粉厂调剂，或凭借九丰面粉厂的信用向各方贷款。庆丰纱厂的账上经常结欠九丰面粉厂200—300万元。在平时，庆丰、九丰的资金互相调剂，小麦上市时，庆丰资金便调至九丰供收购小麦使用；棉花上市时，九丰的资金便调到庆丰供收购棉花使用，资金交替调剂使用，双方都受益。⁽¹¹⁾

除了以上这些企业集团的资金调剂和调拨方式外，为自己企业集团调拨资金方便而成立银行，以及通过统领企业集团的总公司直接进行资金调拨是另外两种很有特色的方式。通过成立银行进行资金调拨以刘鸿生企业集团最为典型，通过集团总公司进行资金调拨则以永安公司最为典型。

二、成立银行进行资金调拨：刘鸿生企业集团与中国企业银行

1930年前后，被称为“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已经先后设立了火柴、码头、水泥、煤矿、毛纺等涉及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多个企业。刘鸿生在讲述自己的经营之道时坦言：“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财都是分开投资的。如果一个企业组织亏损了，其余的还可以赚到大量利润。总起来看，在收支差额上还会表现出一种盈余的情况。”⁽¹²⁾

但是，在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按照“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中”的规律兴办和投资的各家企业，总是避免不了“一个企业的资金，总是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存在银行里给别人用，少时向银行借款又要支付利息”的现象出现。为此，1929年，刘鸿生就与手下商量过采取“中央集权及银根多缺调剂”的两种办法和“自设银行，以斟酌盈虚”的办法解决。1929年7月31日袁子嶷致刘鸿生节略中谈到对采用“中央集权”等方式调剂银根余缺的看法，就透露出刘鸿生此时正在多方面考虑解决此问题。袁子嶷在节略中分析，“所营各业，欠银者居多，水泥公司五十万，煤球公司二十五万，中华工业厂四十万，元泰二十万。除为数稍少不计，本帐房一百二十五万未计外，已达一百三十五万。必须售品处包括在内，则挹彼注兹，或有余利可攫，此多缺调剂之一说也。中央集权之唯一主旨，必也各厂号得随时稽查其出入，俾详悉其内容。若只代理收解，徒负他人银钱责任耳。此中央集权之一说也。”⁽¹³⁾

最终，刘鸿生采用了设立银行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推测促使刘鸿生选择设立银行的原因，除了“中央集权之唯一主旨，必也各厂号得随时稽查其出入，俾详悉其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以及“各企业的董事、经理各自为谋，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刘鸿生还认为，“吃银行饭的人最势利，当你需要款子的时候，总是推说银根紧，不大愿意借给你，即使借给你了，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而且届期催还得很紧。”因此，他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金融机构，以免仰人鼻息。还有，“他开银行的另一原因是想吸取游资，以充实企业资金的来源”。⁽¹⁴⁾

1931年11月12日，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在四川中路新建的八层大楼正式开业，刘鸿生“将他所经营的各个企业的事务所，都集中大楼办公。大楼底层即作中国企业银行行址。”⁽¹⁵⁾

中国企业银行是一家规模较小的银行。其营业种类“虽然在章程上订了许多，但实际上只有存款、放款、贴现及买卖有价证券等几种”。“中企银行主要是同刘鸿生所属各企业发生往来关系，但是放款经常大于存款。所以，中企银行在吸收存款上又得向其他方面想办法，主要是雇跑街向各工厂、商号拉款子，同时举办各种储蓄存款，如定期储蓄、活期储蓄、职工储蓄、小学生储蓄、儿童幸福储蓄等等。”⁽¹⁶⁾表3是1931年至1934年中国企业银行的存放款及盈利状况，从中可见中国企业银行在这几年中营业情况较为顺利。

表3　1931至1934年中国企业银行营业状况表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但是，中国企业银行“自开业之始，适值‘九一八’、‘一二八’之变，国难重重，全国蒙其影响。此后五年间华北事变日见扩大，加以内受匪灾水旱之侵袭，外受美国白银政策之影响，物价低落，工商凋敝，现银流出，入超依然，工厂商号之停工倒闭者层见叠出。而我金融界亦随之处于困难之境。”从1934年后，营业逐渐衰退，表4中的数字就是这期间中国企业银行营业状况的反映。

表4　1934至1937年中国企业银行营业状况表　　　单位：千元

原表说明：1.上表系根据中国企业银行历年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计算书整理。

2.存款金额中包括“同业存款”项目的数字在内。

3.1937年账目未结，故该年的盈利和盈利率数字缺。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前已提到，中国企业银行的设立，是刘鸿生“为了集中调度所属各企业资金而创设这家银行的”，“但结果经营得并不成功”。经营得不成功的原因，用刘鸿生儿子刘念义的话来说，是“因为我父亲经营的各企业，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它们都愿与别家银行拉关系，而对中企银行采取敷衍态度。在遇到市面不好，银根抽紧的时候，它们也会跟着其他存户向中企银行提取存款。”⁽¹⁷⁾

但即使如此，中国企业银行对刘鸿生企业集团所属各企业的放款仍然占其放款的绝大部分，统计表5中的数字，是刘鸿生企业集团得到中国企业银行资金支持的有力证明。

表5　中国企业银行对刘鸿生所属企业的放款（1931—1936年）　　　单位：千元

原表说明：1.上表是根据中国企业银行编《本行历年各种放款比较表》整理。

2.1931年、1932年有关系之放款户内，原有以“两”为计算单位者，现均按0.715比率折算为银元数，千以下四舍五入。

3.原资料有关“企业大楼”押款之数，现并入“刘鸿记”名下。

4.原资料1932年对“章华”与“元泰”押款共为60 000两，为便于统计，经对照以后年度数字，改各列30 000两，并按0.715比率折算为银元数。又1935年对“大中华”与“章华”押款共为70 000元，根据1935年4月29日中企银行行务会议记录，前者应为30 000元，后者为40 000元。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从上表看，1931年中国企业银行刚成立时对刘鸿生企业集团的放款总额有限，其余年度除1936年外放款数额都在150万元左右或以上，占中国企业银行放款总额的60％左右。

可以说，在30年代刘鸿生企业集团遭遇资金困难，所有资产都抵押殆尽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企业银行对刘鸿生企业集团的资金调度和放款，刘鸿生企业集团能否渡过难关是很难说的。⁽¹⁸⁾

三、华侨资本永安资本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

永安集团是由原籍广东的澳大利亚华侨招股集资创办的企业集团。这家企业以郭氏家族为中心，在澳大利亚以批发水果起家。1907年集资在香港创办香港永安百货公司，1918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永安百货公司，1922年创办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到1931年，已形成以商业为中心，涉及工业、金融保险业和服务业等十多个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资本股份集团。⁽¹⁹⁾在这个资本集团中，成立于1922年的上海永安纺织公司逐步扩展成为拥有5个棉纺工厂（其中2个包括织布厂）、1个印染工厂和1个机器工厂的纺、织、印染企业。其规模在近代中国棉纺织行业中仅次于荣家企业集团位居第二。

永安纺织公司成立的1922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企业进入不景气的时期，永安纺织公司可以说生不逢时。这个时期，在国内大多数棉纺织企业处于亏损、倒闭的风险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永安纺织公司却有一定的发展。从1922年开办到1927年为止，工厂由1个扩展到2个；纱锭从1922年的30 720枚扩展到85 920枚；线锭新增了4 800枚；布机从1924年的510台扩展到760台；职工人数由1922年的1 000余人增加到6350人；产品产量也有相应的增加。⁽²⁰⁾此后到1936年为止，永安纺织公司有了更大的发展，已扩展成为具有5个工厂，纱锭数增加到256 264锭，工人数1.1万人，自有资本1 835万余元（登记资本1 200万元）⁽²¹⁾，包括纺、织、印染一条龙的大型纺织企业。

永安纺织公司能够在不景气的社会背景中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永安集团内部各企业调拨的联号资金支援有很大的关系。

表6就是永安纺织公司从企业集团中通过调拨方式借入联号资金的统计表。

从统计表6看，永安纺织公司获得的联号资金，主要来源是香港和上海两处百货公司、银业部以及永安水火保险和人寿保险公司。永安企业集团联号资金的调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联号资金的调拨，是由郭氏家族中的负责人郭乐以各个永安联号企业“总监督”的地位，统一安排调度，采取“内部往来”性质的“各埠永安暨分庄往来”的科目处理，只凭他的一句话，不需对外折冲奔波，一般也不需要任何手续，比向外界取得用款远为方便。

第二，在资金调拨时，永安各联号采取互相存贷的方式，即将资金以存入的方式调拨到需要资金的分号。利息一般为周息7厘左右，最高为月息8厘，而且存欠双方同一息率，并无差别。而当时对银行钱庄的借款，“债息高者达12％，最低亦在8％—9％”。显然，企业内部的资金调拨，在利息方面远比向银行钱庄贷款负担为低。

第三，使用内部的调拨资金，用款条件非常宽松。一般来说，企业使用集团内部调拨的资金，既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又不需提供抵押品，利息半年结算一次，平时累计在往来账上。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联号企业需用款项或永安纺织公司有盈利、资金有余时才偿还，与一般同业纱厂向外界银行钱庄最惯用的“花纱押款”（一般可押至7—8折）和“厂基押款”（抵押品估价的对折以下）相比，优越条件就更为明显。⁽²²⁾

可见，联号资金对永安纺织公司来说，事实上是一笔可以长期利用的无抵押、无期限、低利率的资金。在永安纺织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一般同业纱厂所难以得到的重大作用。

从表6看，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借入的企业集团内部各联号企业资金，在1935年以前始终占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历年借入资金的绝大比重。以各年所用联号资金的数量而论，1923年最少，为80多万元，从1928年以后就不断增加，而以1933年为高峰，此后逐年下降。联号资金的消长变化与企业的发展和衰落大致符合。显然，联号资金的支持，是永安纺织公司自开厂后即遭遇长期不景气却能得到一定发展，渡过不少难关的关键所在。

表6　永安纺织公司历年借入联号资金统计表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永安公司各年度结算报告书、帐略和“各埠永安暨分庄往来”帐册分析整理。转引自《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6页。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式机器大工业是重要的领域，但在这个领域内资金状况始终是决定企业能否发展的关键。为此，各企业使尽各种解数，采用各种措施谋求自身发展，企业内部资金调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罢了，但就是通过这种企业内部的资金调拨，给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侧面，使我们能够体会到近代中国企业发展是在何种严峻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的。

（原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注释】

(1)盛宣怀：《愚斋存稿》卷4，第22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奏》。

(2)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O年版，第242页。

(3)《盛档·盛宣怀致张之洞函》丙午正月初六日（19O6年1月3O日），转引自汪煦：《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杂志1979年第1期。

(4)《苏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四日（1899年1O月8日），转引自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

(5)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6)《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O69页。

(7)《19O7年张謇致两江总督端方》，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O75页。

(8)《大生纱厂第八届说略并帐略》，转引自《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9)《大生纺织公司查帐委员会报告书》，南通市档案馆等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1）》，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O页。

(10)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载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史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O年版，第8页。

(11)《无锡第二棉纺厂厂史》，1983年打印本，第18页。参见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1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13)上引均见《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293、294页。

(14)上引均见《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293、294页。

(15)上引均见《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295、296页。

(16)《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284、285页。

(17)《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29O页。

(18)《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33—48页。这一节的题目就是《在财务困难中刘鸿生张罗无着，资产抵押殆尽》。

(1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20)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8页。

(21)《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135页。

(22)参见《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177—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