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促进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促进

中国利用外资的过程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大规模地吸收和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卓有成效的方面之一。中国利用外资大大缓解了要素市场特别是资金和技术的短缺状态，加速了中国经济向市场化体制转轨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过程，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

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6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较上年增长了29%，达9160亿美元（FDI最高年份为2000年，达到峰值1.4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涵盖的200个经济体中有126个增长。与1990年代末期类似，近期FDI的强劲增长反映了跨国并购，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并购水平的提高，也归因于一些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良好的经济表现。从吸收FDI的国别分布看，英国、美国和中国分居前三位；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吸收FDI的排名与前些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依次为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在FDI流出方面，荷兰、法国和英国分居前三位，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中国香港以330亿美元居首位。FDI大多流入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电信和房地产业，流入制造业的份额进一步下跌，而石油等初级产品部门的流入量猛增。亚洲地区越来越多地吸引针对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FDI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吸收的FDI规模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FDI流入量从1992年的110.07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5年的724亿美元。2005年中国再次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其中，非金融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比去年稍有减少，为603亿美元；在对中国各银行大规模投资的驱动下，中国金融服务业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至l20亿美元。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仍然保持着本地区第二和第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地位，分别吸收360亿和200亿美元。

1998年以来，流入我国的FDI有如下三个特点：⁽⁴⁾

第一，行业投向一直较为稳定。首先，主要流向第二产业。1998年以来，各年份流入我国第二产业的FDI均占全部FDI的70%左右，流入制造业的FDI均占流入第二产业FDI的90%左右。其次，流入第二产业FDI所占比例逐渐下降，但近期有同升趋势。2004年流入第三产业FDI所占比例达到了1998年以来最低水平（23.18%），但2005年出现了明显的同升趋势（24.72%）。再次，流入房地产业的FDI规模较为稳定，但比例逐渐下降。1998年以来，流入我国房地产业的FDI规模一直保持在50亿元左右，但所占流入第三产业FDI总比例由1998年的47.44%下降到2005年的36.33%。FDI的行业投向与我国的经济结构直接相关。我国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流入我国的FDI多属于出口导向型。在2001年我国刚加入WTO时，我国的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行业尚未完全开放：进口关税税率的下调也进一步降低了制造业生产原料的成本。因此，流入制造业的FDI增长较快。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逐渐提高以及一系列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出台，流入我国服务业的FDI也出现了回升的趋势。由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未来几年FDI仍然主要投向制造业。但随着服务业的逐渐全面开放和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逐渐出台，投向第三产业的比例将会上升。随着政府逐渐加强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措施，流入房地产业的FDI所占比例将会继续下降。

第二，亚洲地区仍是我国FDI的主要来源。首先，亚洲地区一直是流入我国FDI的主要来源，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亚洲地区对我国投资额所占总规模比例由1998年的68.92%下降到2005年的59.21%。这与我国的国情有关。中国香港、日本等东亚国家（地区）和我国的距离较近，文化差异也较小，更倾向于来我国投资。其次，欧洲对我国投资近年有所增长，美国对我国投资则直线下降。欧洲各国对我国投资额从1998年的43.09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6.43亿美元，而美国对我国投资额从1998年的38.98亿美元下降到2005年的30.61亿美元。最后，自由港对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维尔京群岛对我国投资额1998年只占总投资额的8.87%，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14.96%，几乎上升了一倍。因为近年来我国部分内资企业为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多采取在自由港注册后以外资企业身份同国投资的形式，导致来自自由港的FDI近年来高速增长。

第三，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引人注目。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170个国家和地区。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排序中，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占一半，其中25家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15家来自中国台湾，10家来自中国内地，包括中信集团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总公司、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步入较快发展期。2002～2005年的4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为65.6%，2005年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122.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2倍。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

表7-4　1998～2005年流入我国FD I来源分布一览表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预测研究中心，《2007年我国利用FDI预测与分析》，2006年12月。

表7-5　2001～2005年我国利用并购方式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一览表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预测研究中心，《2007年我国利用FDI预测与分析》，2006年12月。

表7-6　近年来中国企业已宣布的部分重大海外并购案件一览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内外报道整理。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出口贸易

1.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总量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及其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的迅速扩大上。间接效应则表现为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可以在母国和我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增大贸易规模）、贸易补充效应（往往带来维修等后续的可持续性活动的发展，从而促进和增加贸易机会）和市场扩张效应上（即在加深对我国市场渗透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拓展新的第三国市场）。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直接效应来看，1986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仅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04%，而2005年这一比重则高达61.18%，且已连续5年超过了50%的大关。

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比重已超过57%。2004年，外商投资的近17万家工业企业对外依存度（即出口额占其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5%左右，大大高于国内其他类型工业企业近30个百分点。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份额不断上升，199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是31.5%和47.7%，2004年提高到了57.8%和57.1%，都超过了中国总进口和出口的一半。1995～2004年这1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了3.25倍和2.98倍，年增长率分别为16.6%和17.4%。其中外资企业占进口增量的61%和出口增量的66%，年增长率分别为20%和24.6%，比同期内资企业的进出口年增长率高出5.3和13.9个百分点。这期间尽管外资和内资企业主要产品类别出口都呈现出增长趋势，但年增长率差异较大。在初级产品类，外资企业年出口增幅高于内资企业13个百分点，在制成品方面的高技术产品类别，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年出口增幅的差异更是扩大到了21个百分点。⁽⁵⁾

由于基数差异（1995年大部分产品外资企业出口规模比内资企业要小，容易实现较高的增长率）、满足国外市场准入标准的能力差异（有些产品国外市场准入标准较高，对内资企业扩大出口形成制约）、国际生产网络的作用（外资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出口导向型强，如计算机/办公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航空飞行器等高技术产品）等原因，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增长率出现较大差异。在1995～2004年10年中外资企业出口增长每年递增23%，而内资企业出口则每年下降47%，内资企业出口逐渐被外资企业所取代。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高于其进口增长速度，向内资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10.7%）低于其进口增长速度（14.7%）。⁽⁶⁾

表7-7　1995～2004年中国进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2.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结构来看，1991～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平均为90.12%，而我国同期出口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平均为86.85%，前者高出后者3.27%；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初级产品所占比重通常不超过10%，也明显低于我国同期出口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可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其他企业相比，则不仅占了绝对优势，而且增势迅猛。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445.6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53.4%，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1655.4亿美元）的比重为87.33%，占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3386.1亿美元）的比重为42.69%。而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商品的地区流向来看，1991～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商品出口80%左右都流向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1998年以来流向美国的出口商品总额甚至超过中国香港而跃居首位。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方面已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⁷⁾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这与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含量密切相关。例如，汽车业是外商在华投资较早和较多的一个行业。截止2004年年底，我国汽车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共计3404个，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01.85亿美元。目前，大众、宝马、戴姆勒—克莱斯勒、标致—雪铁龙、沃尔夫、本田、丰田、雷诺、现代、通用、福特等世界著名汽车集团均在我国设立了合资企业，并实行在我国本土生产和销售上进行竞争的新战略。20世纪末，我国主要汽车产品达到了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行业技术差距由原来的20～30年缩短为10～15年。21世纪以来，我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跨国公司向我国合资企业转移的汽车生产技术显著提高。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通过我国合资企业推出的汽车产品一般要落后国际市场2～3代；现在，其通过我国合资企业推出的产品则与国际市场基本同步，从而大幅提升了我国汽车行业的技术含量。⁽⁸⁾

江小涓（1999）通过实证分析认为，FDI流入对扩大中国出13规模和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均有突出贡献。谢冰（2000）通过总量上的实证分析，认为FDI流入与中国商品进出口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张毓茜（2001）则对我国各省市地区FDI流入与商品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无论是我国的商品进出口，还是各省市地区的商品进出口，都与FDI流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史小龙等（2004）则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出：从长期来看，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短期来看，FDI流入的短期波动对进口的短期变化影响明显，而对出口的短期变化影响不显著。杨迤（2000）在对FDI流入与我国商品进出口的相关分析中，认为FDI流入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有更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有学者采用格兰杰非因果检验法、因素分析法、绩效分析法等对FDI流入与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均认为两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秦臻等人（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分别引入FDI流量、FDI存量及滞后一期的FDI存量，结合混合同归分析与横截面分析两种方法，对1992～2004年的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混合同归分析的结果表明，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1992～2003年之间，每年FDI流入对于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促进作用都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波动的，但从总的趋势来看，FDI流入对于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与进口的促进作用是增强的。FDI的流入，特别是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增强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增长，优化了我国商品对外贸易结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商品出口市场布局过分依赖传统大市场（美国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贸易增量基本集中在少数市场）、出口商品结构效率低下（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在出口商品的价值链上从事较低价值活动等）、贸易与环境等现实问题。

但是，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第一，对国内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外商投资可能导致对国内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占用、对国内市场的垄断，进而阻碍国内投资的可持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1999）的结论，外商投资的挤出效应可以通过在产品市场，通过对当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学习过程以及成长历程产生影响，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或者在要素市场，通过影响当地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以影响当地企业获得这些要素的成本来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从外商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结构上，内外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技术上，外资主要投向技术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业；在来源上，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占有较高比例。目前，进入中国的FDI中大约有60%分布在产品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突出的消费品工业，投向重工业的外资只占40%（郭克莎，2000）。而且，内外资投资方向大体相同，在产业构成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相关系数高达0.94（刘金钵、任荣明，2003）。因此，两者之间没有形成互补，甚至出现争夺同一投资领域的现象，这就加剧了外资的挤出效应。

表7-8　中国分企业出口贸易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第二，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产业发展的主导技术基本上依靠国外。据统计，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与购买国内技术费用支出的比例，2000年为1∶0.108，2002年为1∶0.115，2003年为1∶0.134，2004年为1∶0.190。⁽⁹⁾我国制造光纤、集成电路、石油化工、轿车、数控机床的装备，依赖进口的比率分别达到100%、85%、80%、70%和70%。当然，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明显削弱，也是多因一果。除了受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之外，我国较长时期在科技与企业发展战略、科技投入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资金雄厚、管理先进、装备精良、竞争力强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进入将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它不仅将增加我国金融调控的难度，而且还将导致我国许多国有和非国有银行面临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在我国全面入世之前（即我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结束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当我国全面入世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地大量增加，无疑使我国经济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第四，内外资的不平等竞争导致的整体经济效率下降。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那些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外资企业因享受优惠政策更加剧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杨柳勇、沈国良，2002）。特别是一些生产效率并不高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超国民待遇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挤压了相对具有更高效率的国内企业。其结果，导致产业整体效率出现下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国际生产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工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大力发展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346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1%，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的78%；加工贸易进口23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5.9%，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总值的59.7%。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值占全国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为83.2%，加工贸易进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84.4%。2001年以后设立的外资企业已经基本具备了产品内销的制度与市场条件，但目前国内供在于求的矛盾和内贸体制改革滞后，迫使外资企业，也包括内资企业不遗余力地寻找国际市场。

第五，加剧了地区差异。目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截至2005年，中国各地区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125.1亿美元，其中，东部10省市占81.2%，中部6省占7.6%，西部12省区市占4.5%，东北3省占6.7%。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有力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形成、产品出口和经济增长，由此加剧了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的扩大趋势。实证研究表明，外商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GDP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对两部落后地区的影响缺乏显著性。1985～1999年，东部发达地区与两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的差异引起的（魏后凯，2002）。其他的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Sun，1998）。

此外，当前内贸市场的一些弊端，如知识产权遭到侵犯、流通渠道缺乏诚信、收款周期长乃至坏账多、融资困难等也大大影响了企业内销的积极性，许多实力稍等的企业基本上选择利润相对稳定的出口贸易。出口订单的规模相对较大且都是现款现货，或者可以通过银行信用证规避风险，资金周转快，外销客户往往很稳定，利润也比较稳定。另外，从国内当前融资体系来看，企业如果做出口往往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而内销却很难。

我国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我国在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表7-9　1998～2005年我国各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及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7～10　1987～2005年中国进口总额

续表

资料来源：万维网。

表7-11　1997～2005年外商在华投资方式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合理引导外商投资方向。要把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外资重点投向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劳动密集型项目。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增强配套能力，延伸产业链。要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培训中心，推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技术开发、资源采购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合作。

第二，采取多元化的利用外资方式。除继续采用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三种基本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之外，还要支持更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境外上市。鼓励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来华投资，鼓励具备条件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努力用好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允许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融资。

第三，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既是世贸组织规定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的政策实质上是超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三者并存，以超国民待遇为主。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种状况应该而且必须逐步改变。近期，我国应重点调整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大幅度减少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的超国民待遇。加强对各地区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与协调，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税收征管。同时，根据我国政府签署的入世协议和国内相关产业市场化程度，审慎、稳妥地逐步开金融、保险、电信、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

第四，合理调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目前，我国累计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6000亿美元。从国内横向比较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我国经营性净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已不算小。2005年底，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高达30.02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0.68万亿元，存贷差额高达近10万亿元。据此，既不能盲目认为我国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越多越好，也不能得出我国今后无须继续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简单化结论。我国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控制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基本经济制度所能承受的合理区间。与此同时，要着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指标和评价体系上，要重视考核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就业贡献、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项质量指标，克服片面追求引资数量的错误倾向。

3.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收支

外资进入的贸易收支效应并未能为中国带来外汇盈余，而是增大了贸易逆差。1986～199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收支全是逆差，而且在1994年以前，逆差逐年增大，12年累计达975亿美元。1998年有42亿美元顺差。⁽¹⁰⁾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有关。从投资企业看，来自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投资于加工贸易领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欧、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主要进入研究开发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种外资行业分布结构与中国贸易收支平衡的行业分布有一定的内在联系，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纺织原料和纺织制品、鞋帽和羽绒制品、皮革及制品是顺差行业；而机器、机械制造、电子设备等电子产品、塑料、橡胶及其制品和化工产品、纸浆及造纸是逆差行业。可见，顺差主要是外资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扩散了适用技术造成的，且有效地抵补了跨国公司进入后产生的贸易逆差。

跨国公司市场准入后之所以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与其正负效应有关。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中国带来竞争压力，使一些企业在模仿创新中成长，并为这些企业带来了人才、管理、制度、市场等的经验，促进其追赶先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国内投资的行业多直接挤压国内企业，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如基本垄断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且高价进口、低价出口；技术转移速度缓慢，如中国汽车行业合资15年来依然没有独立制造能力，导致巨大贸易逆差。

表7-12　进出口差额统计

资料来源：转引自《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杨迤，载《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外贸竞争优势

国家优势的成功不在于某一单独的产业，而是垂直的和水平的关系相互联结的产业群（Clusters of Industry）。国家经济包含一个群组合（Mix of Clusters），其竞争优势（劣势）的组成和来源反映一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应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在开放型的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外贸领域，即出口贸易。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主要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显著。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企业到内地投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生产优势，尤其是成本优势。大陆产品与它们的同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最突出的就是成本低廉。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陆续把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转移到中国内地，主要集中在玩具、鞋类、纺织、成衣、塑料、电子等行业，雇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根据莱布辛斯基定理（Rybczymski-theorem），如果要素增长发生在出口品的密集要素上，进口品的生产必然下降。中国由于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性，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面临要素投入的约束，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具有优势。巴拉萨的研究也表明，制成品的显性比较优势与各国的资源禀赋高度相关，优势的转化取决于各国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进度。⁽¹¹⁾这在一定意义上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不谋而合。因此，在当前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仍要继续发展，但要走上效益化增长轨道，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结构、档次与市场的调整，针对外商投资的具体情况，加以引导和规范。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有高低档之分，也有品牌效应，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引导外商投资于这种企业和产业，继续发挥中国的最大比较优势。

同时，充分利用外资，提升外贸竞争优势。随着投资领域的不断拓宽，中国应逐步引导外资投向产业前后关联效应大，附加值高的产业或企业。目前，外商投资的行业涉及石油、煤炭、通信设备、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建材、轻工、纺织、医药、种植业、养殖业、房地产、保险、金融等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多有意识地控制其先进技术，尽可能延长其技术垄断时间，所以要尽可能地对跨国公司坚持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对已出现跨国公司垄断趋势的高贸易壁垒的行业，如中国计算机、汽车行业、适时调低关税及关税保护，加强该行业的竞争性，防止这些跨国公司过多利用中国贸易壁垒获得不合理的利益。

总之，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是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积极效应，需要进一步完善外资行业准入政策，强化外资政策的产业导向，采取措施促进外资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鼓励在中国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通过建立适度、有序的出口市场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和结构优化。

（页下注）［1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贸易、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第6页，第10页。

【注释】

(1)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

(2)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

(3)蒋殿春：《跨国公司与市场结构》，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7～51页。

(4)汪寿阳等：《2007年我国利用FDI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贸易新闻网，2007年1月25日。

(5)赵玉敏：《解读“外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印网络，2006年1月5日。

(6)赵玉敏：《解读“外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印网络，2006年1月5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计局编：《中国统计产业（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716页。

(8)郭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与对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

(9)郭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与对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贸易、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第6页，第10页。

(11)Balassa，B.1965，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erative Advaritage，The Manchester School，Vol.33，pp.9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