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风险对投入要素行为的影响

2.2.1　生产风险对投入要素行为的影响

对农业保险与农户生产行为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Pope and Kramer（1979）、Loehman and Nelson（1992）、Leathers and Quiggin（1991）等关于农业生产风险（即产出波动性）对投入要素影响的分析。

大量学者在讨论风险条件下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决策行为时，通常对农户风险态度进行不同的假设。一般来说，风险态度分为三种类型，即风险中立（Risk Neutrality）、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和风险爱好（Risk Loving）。风险规避程度又因绝对风险规避系数^[1]递增、固定及递减情况，而分为递增绝对风险规避态度（Increasing Absolute Risk Aversion，IARA）、固定绝对风险规避态度（Constant Absolute Risk Aversion，CARA）和递减绝对风险规避态度（Decreasing Absolute Risk Aversion，DARA）三种情况。递增绝对风险规避态度表示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会因生产者利润或财富增加而增加，即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为利润或财富之递增函数；固定绝对风险规避态度即表示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为一常数，不随生产者利润或财富增减而改变；递减绝对风险规避态度表示绝对风险规避系数随生产者利润或财富增加而下降。

Pope and Kramer（1979）首先提出了计量农业生产风险影响农户要素投入行为的比较静态模型。假定农户服从固定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效用函数（CRRA），利用随机生产函数可以从理论上考察农业生产风险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行为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单一要素的情况下，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提高，农户将增加降低农业生产风险要素的施用，而减少增加农业生产风险要素的施用。在两要素情况下，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竞争关系导致农业生产风险对要素投入的作用变得难以确定。

Pope and Kramer（1979）的研究主要假定生产投入要素单一，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如此。生产风险下投入要素组合的变化取决于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及其风险特征。Loehman and Nelson（1992）将Pope and Kramer的单一要素模型扩展到多要素模型，该模型包含了多种投入要素，所有要素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即风险增加性或风险降低性，^[2]并且分别假定农业生产者的风险态度服从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固定（CARA）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固定（CRRA）的效用函数。Loehman and Nelson认为，所有配对投入要素与生产风险的关系或是风险替代品，或是风险互补品。如果配对要素是风险替代品，且两种要素都是风险增加（降低）型的，那么，随着农户风险规避程度的提高，这两种要素的施用（至少一种要素的施用）将减少（增加），如果只有一种要素的施用量减少，则另一种要素的施用量将增加；另一方面，两要素中如果一种是风险增加性的，而另一种是风险降低性的，那么，随着农户风险规避程度的提高，风险增加性投入要素的施用将减少，而风险降低性投入要素的施用将增加。如果配对要素是风险互补的，且两者都是风险增加（降低），那么，这两要素的施用量随着农户风险规避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增加）。研究结果说明，农户生产风险规避对要素投入的影响取决于要素之间的关系即替代或互补的关系，同时也取决于要素的风险特性，即是风险增加性要素还是风险降低性要素。

Leathers and Quiggin（1991）假设农户的风险态度分别服从绝对风险规避递增（IARA）、绝对风险规避递减（DARA）与绝对风险规避固定型的效用函数（CARA），从理论上分析不同假设条件下生产风险对投入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对风险规避的生产者来说，产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对投入要素的影响取决于对农户风险效用函数的假定。

以上理论研究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生产风险如何影响农户的风险态度，从而引起农户生产决策的改变。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农业保险制度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但是从理论上阐述了农户面对生产风险时生产行为改变的可能方向，为分析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生产行为的变更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