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及对香港的影响

自1997年5月中旬泰铢爆发危机以来，亚洲金融风暴已在全球肆虐了整整一年半，而且锋芒所及，不仅亚洲地区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纷纷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连俄罗斯和巴西也受到重大冲击。本次金融危机，无论影响面，还是其深度和持续时间，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这场猛烈的金融风暴中，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强力冲击。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的主要过程

亚洲金融风暴的始发点是泰国，后来逐步扩散至东南亚、东北亚和亚洲以外的地区。从其发展的进程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7年5月中旬至7月2日，主要集中在泰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泰国曾经凭借较低的劳工成本、较高的储蓄率以及政府鼓励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跃身于“亚洲四小虎”之列。泰国经济在1990～199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04%，业绩相当骄人。但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一方面劳工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扬，削弱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泰国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误，如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等，导致私人借债现象普遍，短期外债比重高达77%，而且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严重的经济泡沫，外资对泰国市场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5月，泰铢开始受到投机势力的冲击。泰国财经当局一开始曾大幅提高拆借利率（5月15日最高时曾一度攀高至3000%），阻断投机客的泰铢来源，并积极入市干预。但利率高企严重伤害泰国经济本身，加上外资加速撤离，外汇储备几至耗尽，泰国政府终于在7月2日放弃保卫泰铢联系汇率的努力。泰铢汇价及泰国股市开始一泻千里，银行体系也陷入摇摇欲坠的危机之中。

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7月2日至11月初。泰铢失守后，与泰国经济有较多共同点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顿成国际投机势力攻击的重点。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先后陷入货币金融危机之中，并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这一阶段最突出的事件是，台湾当局在耗费90亿美元进行长达3个半月的新台币保卫战后，突然于10月17日宣布弃守新台币，任其自由浮动。这一举措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心理压力，投机力量将目标转向冲击港元联系汇率。在巨大的港元抛售压力下，香港隔夜拆息曾一度上涨至280厘水平，港股也在短短几天内大幅下滑至8775点，较8月份高峰时跌去近5成。

第三阶段是11月初至1997年年底。危机迅速蔓延至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11月17日，韩国中央银行被迫弃守韩元。12月份，韩元兑美元跌至1962．5的历史低位，与7月1日相比，跌幅高达54．75%；韩国被迫接受IMF的救助。东南亚和韩国相继失守，对国内经济长期疲弱，而且对与这些重灾国有较多投资和债权关系的日本构成重大打击，加上桥本政府在这最敏感的时刻试图让市场机制自行淘汰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当时，名列第七大证券行的三洋证券、第十大城市银行的北海道拓殖和第四大股票经纪行的山一证券先后宣告破产，使危机气氛在日本金融业迅速蔓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

从1999年年初开始，亚洲金融危机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一是经济危机导致部分国家陷入政治危机之中。印度尼西亚民族矛盾和政治冲突加剧，局部性的示威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暴乱，并导致苏哈托于5月12日被迫退位。除政府严重不稳外，印度尼西亚与IMF就援助方案展开的争论也损害了市场的信心。印度尼西亚盾于1998年6月跌至16745盾/美元的历史最低位，与1997年7月1 日2431．5盾/美元的价位相比，跌幅高达85．48%。除印度尼西亚外，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日本经济不景气（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和金融大改革计划（Big Bang），导致日元汇价不断走低，8 月11日更创下了147．6日元兑1美元的七年半来新低，桥本政府也因此而被迫下台。亚洲经济可谓雪上加霜。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五个阶段是1998年8月初到目前为止。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方面为避免联系汇率在国际投机力量操纵市场行为下被冲垮，香港特区政府被迫对汇市和股市进行了干预，马来西亚于9月1日实行外汇管制措施，台湾随后也宣布禁止索罗斯基金进入岛内。另一方面，俄罗斯因财政金融危机加剧，被迫于8月17日将卢布变相贬值5成左右（即汇率的波幅上限被提高至9．5卢布/美元），巴西股市从8月初至9月中大幅下滑55．5%，美国后院起火，导致不少欧美投资基金损失惨重。9月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投机失败事件曝光，有不少大银行参与了其融资，眼见金融风暴可能在欧美全面爆发，这时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采取较积极的政策，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深化和不断蔓延。日元兑美元在10月8日甚至一度升至111日元/美元的高位，为25年间最大升幅。国际资金纷纷从位高势危的美元资产套现，部分重新流入被过分抛售的亚洲市场，也对亚洲局势稳定起了积极作用。亚洲金融市场普遍出现40%～60%的大幅反弹，金融形势最动荡、最严峻的阶段基本过去。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亚洲金融危机概括来说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出现“并发症”，这次危机首先是货币汇率危机发动的，除港币和人民币外，几乎所有的东亚货币都大幅贬值。为了支持本币，各经济体都被迫收紧银根，造成股市大跌，跌幅超过1987年的世界性股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都出现了银行挤提或金融机构倒闭事件，整个金融体系几近瘫痪。二是“传染性”强。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迅速蔓延到东亚除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最后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甚至欧美发达国家也岌岌可危。三是持续时间长。从1997年5月泰铢受冲击开始，亚洲金融危机迄今已肆虐了1年零8个月，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无完全终结的迹象。亚洲各重创国的经济，大都要到2000年年中以后才能开始复苏。四是需要“输血救命”，泰国首先向IMF求援，获得由IMF牵头，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7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的172亿美元紧急贷款；印度尼西亚则先后获得400亿美元信贷和80多亿美元后备资金或双边信贷；菲律宾获得10亿美元稳定货币基金；韩国也先后获得由IMF牵头提供的583亿美元的贷款。加上给巴西的420亿美元，各国受援金额合计已超过1500亿美元，比墨西哥危机时的500亿美元多出整整两倍以上。

（二）亚洲金融风暴产生的主要原因

东南亚地区经济最近20年来虽然一直欣欣向荣，但在高增长和快速开放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问题和矛盾，最后在国际投机力量的冲击下以大危机形式爆裂，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和惨痛的教训。从重灾国或地区的情况看，亚洲金融风暴的形成和发展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因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结构不合理，资产泡沫浓烈

从70年代末开始，东盟积极推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工业化过程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缺乏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支持，使其出口难以长期保持强劲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东亚地区银行信贷过于膨胀，且大量资金不是流向生产部门，而是流向高风险的房地产和股市，致使经济泡沫越来越浓，为货币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2．政府经济政策失误

80年代中期，日本为实现“卢浮宫协议”确定的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的目标，两次降低利率，使住宅价格在1985～1990年间攀升了35%，日经指数由13000点骤升至39915点。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日经指数跌至1997年中的14000点，而且多年来一沉不起，导致银行呆账大幅增加。除此之外，日本长期采取高储蓄政策，大量促进出口，忽视内部消费，甚至靠提高消费税率来压制内需，因而经济泡沫破裂多年后，虽然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顺差，但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在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没有及时消除银行体系呆坏账，主动推进银行体系改革，致使问题积重难返。韩国则采取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经济起飞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亦造成了以过度扩张为特征的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结构。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和保护下，韩国大企业财团盲目扩张，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负债比例高企。据估计，1996年韩国企业集团平均负债与资本的比率高达449．4%，最高的负债比率（韩宝钢铁）竟高达1600%。东南亚国家则在时机未成熟、国内宏观监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外资、外债政策失误，导致国际投机力量趁火打劫，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套息，或投资到股市图利（如泰国75%的外资流入股市），一旦有风吹草动，它们首先逃之夭夭。

3．国际收支失衡，对外负债严重

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多推行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但近几年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并不理想，如泰国近两年经常收支逆差每年都在100亿美元以上。为了弥补经常项目逆差，扩大国内投资，这些国家不惜借入巨额外债，不少国家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40%以上；且这些外债大都是短期外债（如印度尼西亚短债占62%，韩国占67%）。

4．金融体系不健全，对高风险部门贷款过于集中

日本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放松了对金融业必要的监管，对大银行更是采取极力护航的政策。韩国银行业则一直以政府的政策指引作为贷款的依据，对风险管理失去必要的监控。东盟国家，尤其是泰国，因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过于迅速，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价格猛涨。当楼价上升到与实际购买力脱节的地步时，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金融体系便出现大量的呆坏账。如1997年5月，泰国91家财务公司的呆账就达到64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是房地产贷款呆账。除此之外，银行体系对单一行业或单一企业的贷款也过于集中，如日本城市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22．7%，韩国第一银行对韩宝集团的贷款占银行资本额的61%等。

5．贪污腐化、金融丑闻不断

东亚国家普遍存在法制不健全、贪污腐化和金融丑闻不断的问题，如韩国韩宝集团曾向高官提供贿赂以换取有关贷款安排；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家族则垄断了该国银行、传媒、炼油、电信及航空等行业的控制权，所占资产估计高达400亿美元。腐败不仅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还使金融业背上沉重的道德风险包袱，并成为引发亚洲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以上所述内部原因外，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还与许多外部因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外部因素概括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美元汇价近年来由弱势转为强势

美元在1985～1995年年初期间，美元兑日元价格曾从260跌至80，兑马克也从3．5跌至1．34。美元贬值大大提升了本币与美元联系的亚洲地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近两年来美元走势出现逆转，并成为强势货币，使亚洲地区的出口竞争力突呈下降趋势，经常项目逆差于是不断扩大，外汇储备显著减少，最终引来国际炒家围攻。

2．国际资金流向的变化

日本泡沫经济曾使金融机构在资产不断膨胀后，大举到海外进行收购和投资活动，填补了东亚地区资金供需的缺口。90年代上半期，由于实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日本资金加速了向外流出步伐。外资大量流入东南亚，助长了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但是，随后日本经济危机的加剧，日元汇价的转弱，以及日本银行为达到8%资本充足率所做的努力，又使日本资金大量回流，东南亚国家的外来投资急剧减少，国际收支状况转趋恶化。

3．国际投机力量推波助澜

如上所述，亚洲金融风暴的内因是东亚各国或地区自身的结构性弱点，但国际投机势力趁机兴风作浪则是本次危机爆发并不断深化的重要外部原因。事实上，在当今的世界上，不少对冲基金和投资基金已从原先的避险或理性投资机构，演变发展成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势力。这批势力利用信息高科技和计算机新技术，针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漏洞和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弊端，并运用舆论攻势和资金实力操控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孕育、爆发、恶化和扩散中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全球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的结果，使得每天平均有超过12000亿美元的货币在金融市场上流动。何况透过其他衍生产品的放大机制，热钱会以超过10～20倍的作用，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如何对付和监管国际投机势力如对冲基金，是当今国际金融界的重大课题之一。

（三）炒家围攻香港的经过及特区政府的应对策略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社会形势出现了两个相反方向的变化：在政治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回归后的香港社会运作正常，中央政府严格遵守基本法的决心，对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以及对香港经济的关心，都得到了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但经济上，香港在回归后不久即经历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金融动荡，迫使香港经济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内出现了“硬着陆”式的调整。

香港被卷入风暴之中，也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内因来说，香港虽然基本经济要素良好，财政实力强大，外汇储备在受危机打击之前高达969亿美元，但由于香港是个高度开放的社会，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其经济结构又过分倚重服务业（比重为85%），因此，一旦外围形势有变化，香港经济很容易被感染。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长期执行高地价和实际负利率的政策，导致香港房地产、股市和信贷的持续膨胀，社会上炒风炽热，形成非常明显的泡沫经济现象。从1984～1997年7月，香港大单位及豪宅价格上升12．3倍，恒生指数从933点升至16800多点，平均每年升幅在两成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本地生产总值14%的名义增长率。在经济泡沫浓烈的同时，高租金、高物价和高工资的环境还削弱了香港工商百业的对外竞争力，加速了制造业外移的步伐，使香港产业空心化现象益趋严重。

尽管香港有泡沫现象，产业结构也未尽合理，但是，香港有完善的法制，不存在外债问题和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体系也相当稳健（资本充足率平均达17．5%）。香港经济之所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也受到重大伤害，与国际投机势力的强大冲击是分不开的。自1998 年10月香港金融市场初次出现大动荡以来，国际炒家对香港联汇制已发起4次强大的攻击。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特区政策的应对措施，全面认识金融风暴的危害，有很大的帮助。

香港初受冲击，与台湾当局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1998年10月17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台湾“央行”突然宣布放弃对汇市的干预，任由新台币汇价自由浮动，这就使港元一下子陷入非常孤独的境地，成为国际势力竞相攻击的主要目标。在随后几天，香港顿成金融风暴的中心，炒家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对联系汇率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采用的策略是在汇市、期市、股市上联动，用立体作战的方式制造混乱，牟取暴利。大家知道，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当港元受到明显抛售，美电汇价低于联系汇率时，会使银行同业拆息上升，银根抽紧。银根较紧，利息攀高，固然可以让从银行借入港元抛售的投机者，面对高息的惩罚。但受此影响，股市也会显著下滑。特别是炒家来势凶猛时，利率过度飙升，不仅会导致股市狂跌，还会严重伤害香港工商业和整体经济的增长。炒家正是瞅准这个死穴，在1998年10月中下旬发起攻击之前，预先贷入大量港元资产，同时在股市上借入大把股票准备抛空，并在期市不断累积淡仓合约。新台币弃守以后，炒家抓住时机，大量抛出预先借入的港元和股票，同时在期市上大幅推低期指，导致隔夜利率一度上升至280厘，恒生指数狂泻，炒家遂在股市和期市上趁机赚取巨额利润。

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度尼西亚盾暴跌和日元汇率贬至新低的机会，国际炒家故伎重演，再一次提高利息，使香港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在恶劣的情况下，香港最大的华资证券行“百富勤”因受其印度尼西亚业务的拖累，被迫于1998年1月12日宣布清盘。香港甚至还出现了港基银行被挤提的事件。

1998年8月初，炒家利用中国水灾、香港经济低迷及日元汇价急挫的机会，在香港发起了第4次攻击。这次进攻，在保持三路联动策略的同时，为了避免承担高息的损失和牵制，他们还利用港元拆息回落的间隙，从3月份起逐步在债券市场上筹集港元，锁定利率和成本，并在抛售港元前后大肆散布人民币将贬值、联系汇率将脱钩等谣言，使中小投资者自乱阵脚，随他们一道推低恒指和期指。在炒家的操控下，恒生指数于8月13日跌至6544点的新低位，短短两星期内在原来的低位上再跌去1200多点。但炒家并没有因此罢手，反而做出更凶恶的部署，利用伦敦、新加坡等外围市场一天24小时持续不断抛售港元，扯高港汇远期溢价，动用的投机资金额亦越来越大。经过多次“立体围攻”，港股市值跌去1万多亿港元，楼市也出现“硬着陆”式的调整，累计跌幅达5成左右，给过分依赖地产市场的香港整体经济和银行体系构成重大威胁。在此情况下，特区政府不得不展开反击，先于8月5日和6日在汇市中改变策略，放弃用外汇基金承接，改用政府储备大手吸纳港元，避免市场上港元资金过度紧张；接着在8月14日，政府又史无前例地动用外汇基金，大举买入恒指成份股，同时在期指市场造好仓，购入大量期指合约，与炒家展开激烈的对攻，以图粉碎投机势力的如意算盘。在随后几天，特别是8月28日也即期指结算的当天，由于外围形势不好，双方的攻防战况惨烈，股市成交达790亿港元，创下单日交易额的历史最高纪录。尽管如此，在政府的强力支撑下，恒指仍以7829．74点的较高价位收市，使部分炒家受到重创，香港也避免了一场浩劫。从事后公布的资料看，在整个干预行动中，特区政府共购入了1180亿港元的股票。这些股票目前已升值近400亿元，而且已交给10月下旬刚刚成立的外汇基金投资公司管理。

为了进一步稳定市场，特区政府在入市干预行动结束之后迅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货币发行局制度，修补资本市场存在的漏洞。9月5日，香港金管局有针对性地推出完善联系汇率制度的7项技术性措施，一方面为所有的持牌银行（原先仅发钞行）提供7．75港元/美元的兑换保证，增强市场对联汇制的信心，另一方面通过贴现窗的设立，扩大了香港的货币基础，使炒家不易借冲击港元汇率来操控市场利率。9月8日，特区政府提出“加强证券及期货市场秩序和透明度”的30条建议。9月12日，房屋局宣布实时放宽限制炒楼的两项措施。12月3日，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又公布了为自住户提供楼价15%的按揭担保计划。由于特区政府应对有方，措施得力，加上外围形势逐步向好，香港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目前已渐趋稳定。在欧美减息的带动下，香港的一个月拆息目前已回落至5．5厘左右，优惠贷款利率在连降3次之后，从12月7日起已降至9．25厘。

（四）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重大影响

在特区政府的努力下，凭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财政实力，香港成功地守住了港元联系汇率。但是，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仍然很大。香港目前已陷入1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境。具体表现在：

1．整体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节节攀升。1998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仅增长2．8%，比第三季度下降了3．3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香港各项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首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分别衰退2．7%、5．2%和7%，全年经济增长估计为－4．8%。香港的失业率不断攀升，1997年10～12月为2．5%，1998年8～10月已升至5．3%，失业人数达到18．8万人。香港最近还出现冻薪、减薪和裁员浪潮，就业情况短期内不容乐观。

2．楼市股市低迷不振，资产价格出现大幅调整。金融风暴导致利率高企，失业率增加，市民财富严重缩水，对香港楼市和股市的打击特别大。与1998年高峰时相比，香港楼价目前平均已跌去50%左右，楼宇成交量严重萎缩至今年前10个月的8万余宗和256亿港元，分别比去年同期锐减55．44%和67．24%。在楼市硬着陆的同时，香港股票市场下滑的幅度也相当惊人。恒生指数从1997年16820点的最高峰，在反复动荡中下滑至8月13日的6544点，跌幅达61%。即使目前市场气氛已明显好转，恒指仍比回归时低4成左右。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8月底仅剩下2万亿港元，比去年底萎缩34．6%，月均成交额为1513亿港元，与去年的月均交易量相比，整整下降了52%。资产价格急速下滑，不仅严重影响市民的消费意欲，还对过分依赖房地产的香港整体经济和银行业务构成极大伤害。

3．对外贸易下滑较多，旅游业也不景气。1998年前10个月，香港整体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6．6%，其中香港产品出口、转口及进口分别下降9．5%、6．1%和10．7%，贸易逆差达到740亿港元。香港旅游业在1999年6月份之前也很不景气。来港旅客人数头10个月仅为78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11%，其中，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及韩国旅客均减少4～6成。这说明亚洲金融风暴对旅游业打击甚大。

4．内部消费相当疲弱。头9个月市场零售额比1998年同期减少16%，零售量则下降17%。除超级市场外，所有其他项目都大幅下降，其中汽车、百货公司的销售额1999年9月份的跌幅更分别高达53%和32%，显示私人消费萎缩情况极其严重。

5．同业拆息高企，银行息差缩窄。香港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联系汇率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巨大挑战。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投机力量利用港汇远期溢价，先后多次对联系汇率发起攻击，美元兑港元的1年期远期溢价曾高达7000～9000点，银行同业拆息也被大幅扯高。尽管政府数次击退投机力量的冲击，同业拆息很快回落，但因市况不明朗，基本水平一直偏高，而且波动比较频繁，对依赖同业拆借市场开展业务的中小银行和外资银行打击甚大。同时，拆息波动及前景不明朗还导致存款市场竞争激烈，各银行竞相用高息争揽存款，使息差大幅缩窄（1999年估计只有2．32%，低于1997年的2．43%），银行业整体效益显著下降。

6．放款业务锐减，呆账比例攀升。金融风暴使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股市楼市调整和各行各业频吹淡风，增加了银行的放款风险，使贷款质量下降，迫使银行的授信活动更趋谨慎。与此同时，利率高企也令企业贷款需求减弱。供求双方相互作用，使银行业的贷款业务显著萎缩。据金管局月报，截至今年10月底，香港银行业整体放款余额比去年底大幅减少15．8%，其中当地放款和贸易贷款分别下降2．5%和16．6%。而海外放款跌幅更高达30%，充分反映了日资银行的撤离及东南亚地区经济不景气对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地位的重大影响。除业务跌幅较大外，亚洲金融危机还导致银行的呆坏账情况趋于恶化。由于个人财富缩水，失业率上升及企业破产增加，香港银行业1999年前9个月的呆账比率已由1998年同期的0．15%，上升至0．37%；问题贷款比率也从第二季度的3．6%攀升至4．92%。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影响确实很大，银行业的经营环境也因此变得非常严峻。在历史上罕见的金融风暴面前，中银集团的经营业绩无可避免地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1999年上半年，中银的税前盈利虽然达到57．4亿港元，但与1998年同期相比仍大幅下降25%。

（五）香港经济有希望从2000年年中开始恢复

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的负面影响很大。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八九月份以后发生了许多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等对冲基金玩火自焚、日元走势突然转强及欧美国家开始正视金融危机，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危机扩散，如向受灾国提供援助和纷纷减息等等，亚洲金融危机最恶劣的时期已经过去。随着外围形势的转稳，银行同业拆息回落，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和优惠贷款利率从10月19日起已连降三次，而且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香港楼价在金融市场气氛转好及政府一系列措施的刺激下，已经逐步企稳，并且微升1成左右。股市由于投资信心增强，也开始摆脱剧烈动荡的困局。恒生指数目前已升至1万点以上，比8月中6544点的最低位大幅反弹超过六成左右，其未来走势也会在8500～12500点价位范围内起落。香港的旅游业在业界努力和中央政府放宽内地居民访港限额措施的帮助下，也已出现复苏的迹象，来港旅客人数从7月份开始止跌回升，与上半年高达两成以上的跌幅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香港经济有能力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从2000年年中开始逐步复苏。对香港来说，亚洲金融风暴是个痛苦的经历，今后恢复的过程也会比较长。但是，本次危机也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它帮助香港消除了泡沫经济的影响，适度改变了高物价、高租金和高楼价的环境，并迫使香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积极规划和推动高科技、高增值产业的发展。经过特区政府和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香港凭借高度自由的经济体、丰厚的财政储备及外汇储备、稳健的银行体系以及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今后一定能够继续发挥其国际金融、贸易等各大中心的优势，继续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

表1　东亚各国股市指数高低表

注：圈内数字为指数最低点。

表2　东亚各国货币汇价高低表（兑美元）

注：圈内数字为该国货币兑美元最低位。

表3　东亚各国对外贸易盈余　单位：亿美元

注：F＝七、八月总数×3÷2。

表4　东亚各国经济增长及其预测

注：1998年数字来自Consensus Forecasts。

[1]1998年12月发表于中银集团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