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一系列的论著中，Mauro、Knack和Keefer，Tanzi和Davoodi，以及Fellman等经济学家均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有着高程度腐败的国家，一般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都很低。这个发现意味着一部分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流入了税收管理者的口袋中。而税收支出的减少总是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的减少不相等，纳税人的额外负担转化成了腐败税务人员的额外收入，结果造成实际运行中的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减弱。某些情况下，对某些税应征而未征，破坏了税收的中性。这些观点表明，必须区分国家税收和税收管理者征收的税，低水平的税收收入会导致公共支出达不到理想的状态，社会生产力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财政赤字则会越来越严重。高赤字将导致低经济增长率，因此，税收腐败同样会通过财政赤字影响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表明，税收流失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腐败，而腐败对财政收支、投资，以及国外直接投资的分配等方面都带来影响（Mauro, 1995⁽²³⁾, 1998⁽²⁴⁾； Knack and Keefer, 1996⁽²⁵⁾； Tanzi and Davoodi，1997⁽²⁶⁾）。

1.腐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研究证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腐败总与实际发生的低税率（税收/GDP）相联系。低税收影响公共开支，特别是限制政府的生产性投资与公共设施的维持性开支，降低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增加财政赤字，而过高的财政赤字和低劣的公共服务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增长率。政府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减少一定程度上是税务机关（包括海关）和税务人员的腐败行为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税法和税务制度大多不健全，会计制度、银行系统、单证制度比较落后。有些税种的纳税额由税务人员估定，有些税收要由纳税人自报，这就产生了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讨价还价以致发生贿赂的可能性。结果，实际发生的税率和税额远低于规定的税率和应纳的税额，所谓的累进税制也就不再是累进的。很自然，税务官员的勒索越多，支付给税务官员的贿赂越多、越普遍，税收的流失也就越多。关于腐败对税收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据有关调查，腐败指数增加一个等级，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例降低0.63％，政府财政收入与GDP的比例降低1.5％，税收与GDP的比例降低2.7％，政府的非税收收入增加1.3％⁽²⁷⁾。为什么非税收收入会增加呢？这是因为，贿赂使得税款的一部分流入官员口袋，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必须设计另外的花样（各种费），在更加扭曲的基础上弥补税收的不足。所以，腐败越严重，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差距越大，正规税收以外的收费名目就越多，普通民众的负担就越重。

2.腐败影响私人投资的总规模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投资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在正常、健康的体制下，企业在获取某种资格或者资源方面不会受到有关征管者的控制和“勒索”，但在一个腐败大量存在的环境下，本应成为公司利润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进入腐败官员的口袋被用于生活消费，这就必然减少私人投资总额。同时，官僚作风、腐败形成的行政低效率容易降低投资者的信心。

1995年，Paolo Mauro依据商业国际（Business International）提供的57个国家1971-1979年的资料、68个国家1980～1983年的资料和它所给出的腐败指数与体制效率指数证明，无论政府管理经济的壁垒如何，腐败对投资率总是有着强烈的消极作用。腐败指数每降低一级，投资占GDP的比率提高2.9％；行政效率指数每提高1个等级，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4.75％。设备型投资比非设备型投资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²⁸⁾。而官僚效率或体制效率与腐败指数是高度相关的。保罗在另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平均腐败指数为2.38的情况下，每降低一个等级，投资率增加4％以上，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提高0.5％以上⁽²⁹⁾。

3.腐败减少外国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外资通常有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种。外商直接投资既带来资金，也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能够有效地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被认为是优越于银行信贷的投资方式⁽³⁰⁾。在资金引入国的腐败（以贿赂官员为主要形式）尚可承受并可预测的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继续进入。但是，在腐败近于制度化、系统化、普遍化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多集中于其运作相对独立、因而较易得到保障的外商投资区，并集中在轻加工、商业、贸易这样一些一旦腐败变得不可承受时可以随时撤出的领域。对外国公司来说，腐败是可从收益中得到补偿的一种成本。一旦这种成本太高或不可预测，外国公司就不会投资或撤走资金，除非出于占领市场或资源的更长远考虑而暂时留在那里。严重的腐败使外国投资家避之唯恐不及，因此，腐败造成的风险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边缘化⁽³¹⁾。

4.腐败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最有活力、发展最快、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中小企业一般在资本不密集的行业中生存与发展，占用资金很少。在美国，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0％，只占用了商业资本总额的6％。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较强，在经济衰退期也能保持一定的增长。据欧洲12国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前5年，小公司销售额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大企业，因而带来随后年份的全国GDP增长。瑞典1990～1993年的深度衰退时期，由于中小企业的管理比大公司好，他们新提供的工作岗位甚至比失去的还要多⁽³²⁾。

然而，相对于大公司来说，中小企业不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受腐败的消极影响也远远重于大公司。大公司多有专门机构或精通公关的人与腐败官员打交道；他们的规模使之有可能避开小官员的零打碎敲的勒索和干扰；他们可以利用基于经济规模而获得的政治影响，用政治捐款的方式送礼、贿赂，影响政府或官员的决策，通过借助政府的权力减少市场竞争或减免税收、获得信贷的方式得到或维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因而比较容易在腐败市场里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大公司来说，向官员行贿往往是为了降低成本或获得垄断性利润和市场。对中小公司来说，贿赂往往是为了得到各种必不可少的许可证或避免官员的骚扰，也就是说，是为了生存，贿赂增加成本而不增加利润。与大公司比起来，中小公司容易受到小腐败的干扰和税务官员的勒索，由此造成的高成本有可能将他们逐出市场，因为他们是在比大公司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中活动。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竞争激烈，不容易将因贿赂造成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使腐败更容易发生消极的影响。

中小企业并没有因为支付贿赂而得到更多的额外好处。据1997年对乌干达176家公司的调查，其中的中型公司付出的贿赂额相当于其机器设备投资额的28％，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司从官员那里得到额外的好处。其中的与外贸有关的公司和获得免税的公司，更可能面对腐败官员的勒索。更经常行贿的公司常常是需要以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贿赂的公司⁽³³⁾，这等于在付了常税之后，再付一种更高的税。小企业承担的腐败总成本往往大于他们的经济份额。

腐败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甚于大企业，也就必然使得中小企业的资金回报率低于大公司。在阿根廷，贿赂和额外税费使大公司的投资回报率降低1％～2.5％，中型公司降低2％～2.5％，小企业降低3％～3.6％。世界银行在61个国家对它所资助的1163个项目的调查说明，低质量的经济政策可以降低资金回报率10％左右，而腐败正是经济政策低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商业国际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公司管理人员同官员打交道消耗的时间也同企业的规模密切相关，大公司的管理人员用于同官员打交道的时间少于中小企业。乌克兰的调查证明，新的私人企业的管理者（多是小企业）要用大约37％的时间同官员打交道，原来国有而后实现了私有化的企业是29％，国营企业（一般是大企业）是21％⁽³⁴⁾。一般来说，同官员打交道的时间耗费得越多，支付的贿赂也越多，企业的负担也就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