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关于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文献综述

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经济学家们作了大量的研究。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大多数国家具有劳动力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因此，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投资增加从而工业部门扩大就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进入20世纪50年代开始，技术决定论逐渐显现，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思想，以罗伯·索洛模型及其理论(1957)、西蒙·库兹涅茨(1959)、肯德里克(1972)与丹尼森(1962)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为代表，其理论核心是，一国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进步。在此之后，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引入了研究与开发和知识产品的概念，并把创新内生化，认为知识水平提高造就的增长能力，与单纯增加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的增长能力相比，能够创造几乎无限的增长机会。舒尔茨(1961)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由此人力资本论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分支，核心观点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尤其是教育。目前已进入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即知识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为发展主体的阶段。罗默(1986)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的论文《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和卢卡斯(1988)发表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标志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的作用，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的产物，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实现最大化行为的产物。历史路径、制度和地理因素都影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效果。因此，一切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努力都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对创新的系统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创新包含引进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原料、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五种组合。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才使得资本主义出现周期性的发展。熊彼特之后，创新理论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施瓦茨(Nancy Schwartz)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从技术的创新与模仿、推广、转移的关系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技术创新学派将创新模式分为3种: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傅家骥，1998)。二是以道格拉斯·诺思(Daoglass C.North)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把创新与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制度因素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愈来愈呈现出区域一体化的特征，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和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正日益成为该区域在经济发展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因性素，区域创新系统则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1987)提出并研究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他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90)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把一国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阶段。英国学者库克(Philip Nicholas cooke，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并进行了较早和较全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此后，众多的国内外学者专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研究，从而使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了理论指导。

在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各国展开了对创新型经济的实证研究。自1997年以来，美国麻省技术联合会(MTC)作为美国政府特许成立的以麻省创新型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独立研究机构一直跟踪麻省创新型经济的运行情况，每年提供一份关于经济运行情况的定量分析报告。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1999年发布报告《美国繁荣面临的新挑战:从创新指标取得的发现》，认为: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共有创新基础设施的强度，支持创新集群的环境条件以及两者互动联系的强度。2008年美国科学院科技与经济政策委员会发布《全球产业创新》报告，认为美国在大多数产业上仍保持领先地位，而将研发和创新活动(特别是高端研发和创新活动)留在美国是美国保持竞争优势的制胜法宝。此外，美国各州县还有自己的创新型经验方面的实证研究，并发布对经济增长方式研究的评价报告。欧盟从2001年开始正式发布“欧盟成员国创新计分卡”(innovation score board)，建立创新指标体系用以对成员国及美国、日本等国的创新表现进行定量比较，分析优势和劣势。此外，每年的“欧盟成员国创新计分卡”研究报告都会针对一个创新专题进行深入分析。

转型国家经济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进入后危机时期，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使很多的官员意识到这些国家需要发展创新型经济，突破旧模式的瓶颈与约束。此外，学者亦认为转型国家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必然趋势。张军(200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的持续改进在1992年后就不显著了，中国存在着通过投入推动的“过度工业化”。吴敬琏(2005)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原材料高投入、能源高消耗、资本高积累模式。刘世锦(2006)将中国现阶段的增长模式的特征概括为“低成本竞争模式”。邹至庄(2005)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积累。胡鞍钢等(2004)采用非参数DEA法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低。也有学者从产业链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工业化初级阶段数量型经济的扩张，并认为中国面临数量型经济扩张边缘，必须实行经济转轨(陈荣耀，2009)。发展创新型经济应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中科院《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战略研究系列报告认为，在今后的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胡鞍钢(2009)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次新的工业革命时代，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一起成为革命的发动者、倡导者甚至创新者。因此，中国应当加速转向绿色工业，发展低碳经济，使用绿色能源推动绿色消费，实现绿色发展。涂正革(2007)采用生产率指数增长核算法发现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大中型工业迅猛增长的主要源泉。

综上所述，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新的源泉。在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不再递增时，创新应成为新的动力。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危机过后往往会出现创新的高潮，从而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极佳时机。熊彼特通过对历史上三次产业革命的研究指出: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德国经济学家门施(G.Mensch)在《技术的僵局》一书中研究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呈“逆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高潮的基础。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科学技术准备后的长波上升阶段，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会导致大规模的新的投资和就业，这些投资(主要是指高新技术研发和新兴产业)将直接推动经济快速走出低谷。洪银兴(2009)指出，危机过后，经济复苏并进入新的繁荣期一定会有新技术革命及由此产生的新产业来推动，从而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种种迹象表明，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光源、空间技术、环保技术等领域的技术突破都可能推动产业革新，支持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