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贱钱贵”及其对策

二、“银贱钱贵”及其对策

如上所述，有清一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银一两准钱1000文为法定比价的，其成为衡量银、钱比价波动的一般性标准。若在市场的实际比价中，银一两准钱不足1000文，便被称为“银贱钱贵”；银一两准钱超过1000文，便被称为“银贵钱贱”。

本来，在银、钱平行本位制度之下，银两与铜钱各自有着成色、重量等不定因素，在本质上已不太可能保持两者之间比价的稳定；况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虽说是“银、钱兼权”，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两与铜钱事实上有着不同的使用范围，银、钱的实际比价更多地受制于市场，法定比价很难左右，所以，银、钱比价的波动便成为有清一代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

在清代前期，除了个别年份曾经有过“银贵钱贱”的现象外，更多地表现为“银贱钱贵”。兹据《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略作示例:

顺治十年(1653年)，“钱用日广，钱价渐昂”。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上谕:“今闻钱法渐弛，鼓铸滋弊，以致制钱日少，价值腾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管理钱法吏部左侍郎陈廷敬疏言:“民间所不便者，莫甚于钱价昂贵，定制每钱一千直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申定钱直不平禁例，户部议言:“官局制钱，顺治年间即定每十文准银一分，今因钱市居奇，而价复参差不一。自今市肆交易，务照定例，每银一两毋得不足千文之数，违者旗人鞭一百，民人杖一百，各枷一月。”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户部议言:“京城制钱，旧时每市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文，今银一两易钱七百八十文，钱价日贵。民间日用，以钱交易，资用甚艰。”上谕:“京师钱价甚贵，至今尚未得平。”

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钱文系国家要务，皇考常注意此事，见在钱价日昂，其如何平价之处，著王大臣会同九卿定议具奏。”

雍正四年(1726年)，上谕:“钱文乃民间日用所必需，鼓铸日增而钱不见多，必奸民图利，有毁钱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铜器，则钱价究不能平。”^[20]

进入乾隆朝以后，“银贱钱贵”更为突出。陕西巡抚陈宏谋在乾隆十年上疏称:“即如陕西钱价，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以上，近则止易钱七百二三四十文，其昂贵为历来所未有。”^[21]王光越也已经主要依据现存档案列制出乾隆一朝的钱价沿革表，兹转引之以见其概(见表10-2)^[22]:

表10-2

乾隆朝银、钱实际比价沿革

续表

为了再展示某一地区在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情况，再根据陈春声的统计列出乾隆年间广东的银、钱比价，作为参照(见10-3)^[23]:

表10-3

乾隆朝广东银、钱实际比价沿革

从表10-2可见，乾隆朝的钱价增昂是普遍性的，特别是在乾隆元年至十六年(1736～1751年)这一段时间内，每银一两所换铜钱数目大多在830文以下，表10-3也从一个省区的再示例印证这一情势。而且，以上两表所示例的全国及广东的银、钱比价也详于这一时期，统计的详明并不是一种随意，而是这一时期银、钱比价问题特别突出，臣僚上疏和有关记载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上揭王光越文认为，乾隆十七年(1752年)后“钱价趋向平减”。与前相较，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同时也是清廷采取各种平减钱价的措施使然。但是，与法定银、钱比价对照，仍然呈现着银贱钱贵的大势。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档案材料，将乾隆十八年(1753年)有关各省的情况略作示例。

示例之一:直隶。据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称，直隶“各处市集每银一两换钱八百三十文至七十文不等”^[24]。

示例之二:山东。据山东巡抚杨应琚奏:“各属现在钱价，每银一两易钱八百二三十文至五六十文不等……钱价仍渐增长。”^[25]

示例之三:河南。据河南巡抚蒋炳奏:“现今开、归、陈、许四府州所属，每银一两换钱八百三十文至八百六七十文不等，彰、卫、怀、河四府，汝、陕二州所属，自八百一二十文八百三十文至八百六七十文不等。”^[26]

示例之四:江西。据江西巡抚鄂容安奏:“现今各属所报，每银一两可换钱八百三五十文不等。是较诸他省钱价实平。”^[27]

示例之五:湖北。据湖北巡抚恒文奏:“现在每银一两换钱八百二三十文不等。”^[28]

示例之六:湖南。据湖南巡抚范时绶奏:“湖南各属现在钱价每两库平纹银自八百文至八百八十文不等。”^[29]

示例之七:福建。据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通省钱价，下游每两可易钱八百三十文、四十文不等，上游每两可易钱八百五十文、六十文不等。”^[30]

示例之八:广东。据广东巡抚苏昌奏:“现在省城及各属所报钱价，每纹银一两换制钱八百八十文，较之从前已为平减。”^[31]

示例之九:贵州。据贵州巡抚开泰奏:“现在省城一带每库平纹银一两换钱九百五十文，通属各府州县约略价之增减，俱不相上下，较之他省实属平贱。”^[32]

据以上示例可以看出，除个别省份外，是时银贱钱贵的现象虽较以前“平减”，但依然未有根本的改观。

再者，钱价的“平减”虽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但在个别地区也有因用兵而又钱价高昂的事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甘肃的情况:

甘肃一带僻介西陲，向因钱少，价本昂贵，近因挽运军粮，车辆幅凑，钱价益见腾涌，每银一两仅易钱六百文。恐有奸商居奇，不时严加查禁，而钱价终不能稍减。^[33]

乾隆“准回之役”期间(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六年)所导致的西北地区数年的钱价高昂，上表亦有所反映。

“钱文为日用所必需，价值平减，则其为小民利益者甚溥”^[34]，而“钱价日昂，则升米尺布其价暗增，实不便于贫民”^[35]。钱价的增昂，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向为统治者重视，清廷曾不断地采取各种平抑钱价的措施，以期钱价回落。归结起来，其平抑钱价的措施大要有以下数种。^[36]

第一，加卯、添炉鼓铸，增加铜钱数量。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银贱钱贵是由于铜钱数量缺少，总是以铜钱数量的增减来思考和解释货币的价值变化，所以便屡见“制钱日少，价值腾贵”的谕旨或“钱日少而贵”，“钱直平减，全在钱文之充裕”的臣僚上疏。^[37]作为平抑钱价的首要对策也就是加卯、添炉鼓铸铜钱。

一般地说，京局增加鼓铸铜钱的数量，主要采取增加卯数的办法。^[38]。如户部宝泉局，顺治初年每年额铸钱三十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增至四十卯，雍正六年(1728年)增至五十卯，乾隆初年又屡屡增加，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已增至七十六卯，比顺治初年增加了1.5倍多。以一卯铸钱12880串计，年增铸铜钱592480串。^[39]工部宝源局在银贱钱贵的情势下，也同样是增卯鼓铸，如乾隆六年(1741年)奏准:“将云南省应解宝源局加运铜五十六万八千余斤，加铸二十卯，得钱十有一万三千余串。”乾隆十年(1745年)又议准:“将宝源、宝泉二局于本年额铸外，带铸五卯，加铸二十二卯，共可得钱四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串有奇，流通民间，以平钱价。”^[40]

各省增加鼓铸铜钱的数量，主要采取重开铸局和添加炉座的办法。清初顺治年间曾陆续开设各省铸局，已如前揭。其后，随着铜钱流通量的多寡以及币材来源的丰欠，各省铸局时开时停。大致说，在钱值高昂的情况下，重开铸局和添设炉座是其主流。特别是在乾隆初期更为突出，据笔者统计，在乾隆二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37～1756年)这一时期内，几乎是年年增铸，重开铸局和添加炉座的省份有福建、云南、贵州、直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江西、江苏、浙江、广西等省。如福建，乾隆九年(1744年)议准:“今钱价既贵，自应酌量加炉鼓铸，以平钱价。”^[41]有些省份在重开铸局、添加炉座之外，还曾有过加卯鼓铸的事例。如贵州，乾隆九年(1744年)，“户部议准贵州总督张广泗疏称，黔省钱价渐贵……请于每年额铸三十六卯外，加铸十卯”^[42]，从而使铜钱的数量大为增加。新增铸的铜钱，在搭放兵饷、流向市场的同时，有的则是直接为了“减价出易，以平市价”，“设局售卖，以平市价”，其意旨十分明确，这自然会对平抑钱价起到作用，所以乾隆帝不无得意的称:“钱法贵于流通，近日钱价顿平，自由铸钱日多之故。”^[43]

随着加卯鼓铸、重开铸局、添加炉座等增铸铜钱措施的实行，其他政策也相应改变，为了解决币材不足的问题，也就同时促进了对外贸易政策(进口洋铜)和矿业政策的开放。另外，还实行了新的“禁铜”政策。凡此，亦值得注意。

第二，严禁铜钱的私销、私铸。^[44]

铜钱的私自销毁和私自铸造，历来是破坏钱法的两大痼疾。一般认为，“自古铜贵钱重则易私销，铜贱钱轻则滋私铸，是以钱文轻重必随铜价之低昂而增减之”^[45]。尽管问题的症结没有这样简单，清廷还是把增减钱文的重量作为抑制银、钱比价波动的一种手段(参见表10-1)。

私销铜钱弊端的存在，使得增铸铜钱的成效大为降低，这就是所谓的“钱以铜质，苟非销毁，自可久而不敝，积而日多”，“而钱文不见其多，日见其少，其为奸徒销毁情事已著”^[46]。康熙十二年(1673年)，应四川道御史罗人杰之请，首次议定了私销制钱禁例:

销毁制钱者，犯人与失察官，皆照私铸例治罪(即为首斩决，为从绞决，见后述)。地方官拿获，每一起纪录一次，至四起加一级；旁人首告者，所获铜一半入官，一半给赏。^[47]

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户部等衙门议定的《钱法十二条》中，其第十条规定:“化钱为铜，已经禁止，定有处分则例，未定有鼓励拿获之例，嗣后有出首拿获者，审实，将所获之铜一半入官，一半给赏。”^[48]从而将处罚和奖励相结合。

此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四年(1685年)、三十六年(1697年)、五十六年(1717年)，雍正四年(1726年)、十三年(1735年)，乾隆十五年(1750年)等，又分别重申或增定条例。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议准:

嗣后内外文武官将该管地方销毁制钱私铸贩卖者，自行拿获，免其治罪。如被户部、都察院、差官查出，督抚差官拿获，或被旁人首告者，五城坊官及直省州县官不知情者，一起降三级调用，二起革职。兵马司掌印指挥、直省知府、直隶州知州，一起降二级，二起降四级，皆调用。三起革职。司道官，一起降一级，二起降二级，三起降三级，皆调用。四起革职。五城御史、直省督抚，一起降一级，二起降二级，三起降三级，皆留任。四起降四级调用。五起革职。知府下捕盗同知、通判，州县下吏目、典史照掌印官，盐场大使照典史，分司照知府，运司照司道，武职守备、都司照州县官，游击、参将照知府，副将照司道，提镇照巡抚，各分别处分。以上议处各官，有因公出境者免议。^[49]

照各次议定的条例来看，法令不可谓不密，措施不可谓不严。而私销铜钱之所以延绵不绝，除了销毁铜钱难以发觉、不易防范的原因外，重要的是在于铜价贵于钱价，销毁铜钱有利可图。有鉴于此，臣僚们在请求申严禁令的同时，也曾提出过其他建议，如禁用铜器、减轻钱文重量、改铸“青钱”等。^[50]均曾试行，且有不同的成效。

比之于私销，起初，清廷对私铸似乎更为重视。在制定私销禁例之前，清廷已多次颁布私铸例，如顺治四年(1647年)、八年(1651年)、十年(1653年)、十三年(1656年)已屡屡重申，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详细规定:

私铸钱文之为首及匠人处斩；为从及知情买使者，拟绞监候；其卖钱经纪铺户与贩搀和私钱者，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者，俱照为首律处斩，不知者，坐失察责四十板，徒一年；告捕者，赏银五十两。该管地方官知情者，亦照为首律处斩；不知者，照失察律处分。不能察觉者，在内五城坊百官，在外州县卫所官，每起降职一级；掌印兵马司并直省知府、直隶州知州，每二起降职一级；司道每三起降职一级。捕盗同知、通判、州县吏目、典史，有捕盗责任者，照各掌印官例；运盐使司运使，照司道例，分司照知府例，盐场大使照典史例；千总、守备、都司，照州县例，参将、游击、副将，照司道例。^[51]

该律例具体规定了私铸、贩卖、买使私钱的处罚以及各有关官员的失察处分，已经十分严厉。此后仍不断重申并视情变更。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议准:“私铸未成，从来比照伪造印信未成律问拟，向未着有定例。嗣后凡私铸，甫经置造器物，尚未铸钱，被获审实者，将起意为首、并同伙商谋之人，皆照伪造印信未成为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凑钱入伙，并房主、邻右、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者，皆照为从减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不知情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该地方官不实力访拿，经上司查出，或别经发觉，究明实系尚未铸造者，照豫先不行查出例，降一级调用。”乾隆十五年(1750年)议准:“凡各省拿获私铸之犯，不论砂壳铜钱，为首及匠人，皆拟斩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者，皆发遣为奴。如受些微雇值，挑水、打炭、烧火，及停工、散局之后贪其价贱，偶为买使，以及房主、邻右、总甲、十家长，知而不拿获举首者，皆照为从发遣罪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房主人等，并不知情，但失于觉察，亦皆杖一百。或有空房别舍，误借匪人，一有见闻，立即驱逐，未经首捕者，果系并未在场，亦非受贿容隐，仍止照不知情科断。失察各官，皆交部分别议处。……再，私铸之犯，有即系私销之人，该督抚拿获私铸案犯，必先严究有无销毁，倘有私销确据，即照私销例从重治罪。”^[52]

在严禁铜钱的私销、私铸的同时，清廷还曾实行过私钱的收买政策。郑永昌认为，私钱的流通对垄断铸币权的清朝政府而言是一种挑战，面对这种难题，清廷可以藉《大清律例》等规定，严加取缔，然而，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政府对私钱的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开展，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严行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53]这种见解当然是值得注意的，但收买私钱只是各项政策之一环。

第三，严禁囤积铜钱，加快钱文流通。

铺户、富户的囤积铜钱，使铜钱的流通量减少，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钱少而价贵”；而且，越是钱值昂贵，囤积铜钱的现象也就越为突出。时人已经认为，在采取许多平抑钱价的措施之后，“钱价之浮重如故”，一是在于“铺户拥钱不售”，当铺、钱铺等“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居奇囤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暗中操纵钱价，以此获利；^[54]二是在于“富户藏钱者众”，“且钱价越贵，则富户愈藏；富户愈藏，则钱价愈贵”^[55]。

为了清理、杜绝上述弊端，在雍正元年(1723年)、九年(1731年)、十三年(1735年)，乾隆元年(1736年)、七年(1742年)等年曾申明了“铺户囤积钱文禁例”。如雍正十三年题准的禁例:“倘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其寻常行旅之盘缠，小贩之资本，不得滥行截索留难，如胥役藉端生事，扰害小民，一经发觉，严行重处。该管各官玩忽不行严禁，交部议处。”^[56]至乾隆九年(1744年)，又将富户的囤积一并严禁:“不许囤至一百串以上，倘有违禁藏匿不报者，一经查出，亦照违制例治罪。”^[57]此后，又多次重申。并将对藏匿的惩治与举报的奖励结合起来，收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据现存档案中各省督抚的奏报，各省有的“钱价已觉稍平”，有的“较上年价值相去悬殊”，有的“较之从前已为平减”，有的“钱价实十数年来仅见之事”^[58]。

第四，倡导用银，以补钱文之不足。

白银本是贵金属，比之于铜钱，在货币流通中，白银一般应占据主导地位，但在银贱钱贵之时，铜钱更受重视，更为民间所乐用，白银反而受到冷落。乾隆九年(1744年)，在议定《平抑钱价八条》时，首次规定:“京城各粮店收买杂粮，宜禁止使用钱文。”^[59]当时，大学士鄂尔泰等议称:

京城近年以来钱价昂贵，实由耗散多端，若不官为稽查，则钱文无由充裕……京城九门七市，货卖钱文最多者，莫过于杂粮。每遇秋成时，外来各种粮食，俱系车马载至店捕发卖，所得钱文即用车马载回，易启贩运囤积之弊。嗣后店铺收买杂粮，俱用银两，不准用钱文交易。^[60]

这里的用银两收买杂粮，不准用钱交易，虽有倡导用银的意味，但其目的则是在于禁止贩运钱文出京及囤积铜钱，与此后的倡导用银尚有区别。

乾隆十年(1745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称，“京师钱文，自各门严查后，价直渐平”，并提出相关建议，乾隆帝览奏后认为:

照所请行钱文一事，有称广为开采者，有称严禁盗销者，有称禁用铜器者，其论不一，即京师现在稽查办理，亦不过补偏救弊之一端，终非正本清源之至计。朕思，五金皆以利民，鼓铸钱文，原以代白金而广运用，即如购买什物器用，其价直之多寡，原以银为定准，初不在钱价之低昂。今惟以钱为适用，其应用银者，皆以钱代，而趋利之徒，又复巧诈百出，使钱价低昂以为得计，是轻重倒置，不揣其本，而惟末是务也。不但商民情形如此，即官员办公，亦有沿习时弊者。……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他支领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其如何酌定条款，大学士、九卿议奏。

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上谕。综观所言钱文“原以代白金而广运用”、“价直之多寡，原以银为定准”，以及“应用银者，皆以钱代”，“是轻重倒置，不揣其本，而惟末是务”云云，乾隆帝似乎是要主张实行银本位，但事实上远未达到这一步，其本意不过是在“惟以钱为适用”的情势下倡导用银而已，仍未超出“银、钱兼权”的基本定式。所以，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议定:

凡各省修理城垣、仓库等项，领出帑银，除雇觅匠夫给发工钱外，一应办买物料，如有易钱给发者，该管上司即行查禁。其民间各店铺，除零星买卖准其用钱，至总置货物，俱用银交易。^[61]

据这个规定来看，倡导用银是明确的，官办工程尤其如此，但对民间交易的规定则很笼统，何谓“零星买卖”?何谓“总置货物”?则无一定之准绳。鉴于此，后来又规定了京城及近京地区民间交易在三十两以上者准其用银，三十两以下者准其用钱，并传谕各省参照执行。于是，各省又有具体的规定。如山东，山东巡抚杨应琚奏称:“东省民间多系零星交易，其在三十两以上者素不多见，应请酌量减轻，以二十两为率，凡民间交易在二十两以上者，不准用钱。如有违犯，将钱文照兵饷例，以银一两易钱一千，官为易换，仍倍罚税银充公。”^[62]又如河南，河南巡抚蒋炳奏称:“凡置买田房产业，价在十两以上者，俱令用银。如或不遵，于税契时查出惩治。”^[63]

第五，加强钱文的交易管理。

当铺、钱铺多与钱市经纪串通，在钱文的出入、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私钱之行使、钱价之低昂，往往与其关系密切，所以清廷在有关政策方面也予以了足够的注意。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曾针对私钱的泛滥，对经纪、铺户人等制定了相应的处罚则例。雍正元年(1723年)，因“钱价日昂”，上谕寻求平抑钱价良策，王大臣、九卿等遵旨议奏:“令大兴、宛平两县设立钱行官牙，将钱价议平，毋得任意低昂，以便交易，违者论罪。”^[64]雍正七年，又规定设置钱牙名数，钱牙“领帖充当”，并“则成各牙等议平钱价”。乾隆二年(1737年)，又仿“米局”之例，议设“官钱局”，官司余钱出易，“以平钱直”。户部等衙门奏称:

见在京城每纹银一两，换大制钱八百文，较之往时，稍觉昂贵，盖因兑换之柄操于钱铺之手，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请于京城内外开设官钱局十处，东西南北四城共八处，东华门、西华门外各一处，于内务府、户部、刑部、提督衙门各派官二员，吏、兵二部各派官一员，并委各衙门杂职等官十员分派各局办理。庶奸商无利可图，自必将囤积钱文各行出卖，钱价可以渐平。^[65]

尽管有人认为此举未必有益，但此后各省还是多仿照举行，将鼓铸余钱“设局售卖，以平市价”^[66]。

此外，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户部等衙门议定的《钱法十二条》中，也还可以看到其他措施，如关差、盐差官员买铜解送，鼓励开采铜矿、铅矿，以增加制钱的币材。民间大型用具(5斤以上)，不许用铜制造，以节约铜材。^[67]

应该说，在银贱钱贵的情势下，为恢复银、钱之间的正常比价，清廷平抑钱价的措施是煞费苦心的，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是，银、钱平行本位制度本身已蕴含着银、钱比价的波动不可避免，而且，银、钱比价的波动，其原因可能在钱的一方面，也可能在银的一方面，也可能银、钱两个方面兼而有之，清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除倡导用银外，多是从钱的一方面着手，颇有点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味道，其措施可能会在一时一地显现出结果，但不能指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许正像上揭乾隆帝所说的那样，种种措施，只不过是“补偏救弊”而已。

乾、嘉以后，钱价一路下跌，遂形成清代中后期旷日持久的“银贵钱贱”格局，与清代前期比照，已是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