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以后看来，金融期货制度创新的政府收益似乎并不确定。对这些事件有着不同的解读，而这些不同的解读直接影响了政府对金融期货制度创新收益的判断。实现金融期货创新的制度变迁建立在商品期货功能的发挥、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学界认识的统一的基础上。
三、金融期货制度变迁困局
国际上金融期货在20世纪70年代诞生，之后得到快速发展，期货业从中受益巨大，因而，国内的证券期货界都希望从金融期货的制度创新中获得制度红利，期货业是推动金融期货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证券业是追随者。但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与已经利润内部化的市场人士有着不同的制度目标函数，即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来稳定证券市场，这是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要收益。但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以后看来，金融期货制度创新的政府收益似乎并不确定。从国际市场来看，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场外衍生品引起，但同样给学界和领导人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带来了阴影，而且国内企业利用国际上场外结构衍生产品也造成了巨大的亏损[19]。对这些事件有着不同的解读，而这些不同的解读直接影响了政府对金融期货制度创新收益的判断。
证券市场投资者数量巨大，在金融创新制度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政府自然会慎之又慎。如果制度创新不当，制度供应过剩同样会对政府的社会稳定目标造成损害。对比制度供应不足和过剩的影响，在认识不一致和制度变迁需求并不十分强烈的情况下，政府自然会选择前者。实现金融期货创新的制度变迁建立在商品期货功能的发挥、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学界认识的统一的基础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