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讲一个观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完善，这个好处有很多。我们知道这是实现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也有利于降低外汇失衡，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出口结构等，我们从2004年、2005年讲到现在。在目前通胀比较高的情况下，我想谈一下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这不仅是对中国的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对于全球，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我们认为升值是有利于降低一个国家的通胀，比如说，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直接的效应和间接的情况来降低产品的价格，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等，这些传导机制是很明确的。
哈继铭
关键在实证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再往下看看，我们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做了一个分析，这些新兴市场通胀都是很高的，中国也比较高，但也不是最高。今年3月份越南的通胀19.4％、俄罗斯13％等，很多国家的通胀都比我们高。我们做的分析显示，国际原材料价格对这些国家的通胀，推动力是最近几个季度逐步加大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通胀的压力，可能用一些货币手段，包括人民币、包括汇率手段，可能是有用的。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反事实的模拟，如果这些新兴市场经济这一段时间升值是比较明显的，假如说他们没有升值的话，通胀已经高很多了，这说明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降低通胀。
这个治理通胀也不能光靠汇率政策，汇率升值是有利于压通胀，但也不能说我们完全用这一个手段来解决通胀。既然那么多新兴市场的经济，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胀都那么高，他们是如何治理通胀的？在汇率范畴里面他们是如何对待通胀的？最明显的两个，一个是利一个是汇。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加了息，差不多50％左右的国家是加息的，另外50％是没有加息，而且有减息的。我们看到升值的幅度跟通胀是明显负相关，就是升值幅度大的国家通胀就小一点。
我们看到50％的国家加息了，是不是有效地治理通胀呢？这个关系反而有一些正相关的：就是加息幅度大的国家，通胀也是比较高的。当然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因果关系。也许因为这些国家通胀比较大，所以他们加息的幅度就比较大。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尽管他们加息都增大了，但是没有能够彻底地治理这个通胀。
通货膨胀肯定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当今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情况下，可能也未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货币现象，而是一个国际性的货币现象。通胀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像大多商品价格上涨。大多商品价格上涨也有很多因素，供应少、需求强等。但是这里我们也明显看到这跟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元的走势也是密切相关的。美元走弱的时候，大多数商品价格都是上扬的。对于这个通胀，除非你再也不进口原材料，也不投资、不增长了，如果决定这么选择的话，也行。但如果说这个选择做不了，那通胀一时半会儿也下不去。
人民币升值，到底对通胀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如果升值的话，最终对于消费品通胀有多大抑制作用，我们这里有一个假设，即假设一次性10％升值。我们发现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越到后来这个作用会更大一些。反过来，我们可以想这个问题，现在通胀很高的话，等于也反映了我们两年前没有办法升值，跟这个可能有关。我们通胀比贸易伙伴要高，所以实际汇率是升值的。因此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竞争力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因此并不能说，现在出口增幅下降了，就说升值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要作出的选择，就是你愿意让升值幅度快一些的话，用这些形式来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是说以升值速度慢一些，最终用通货膨胀的形式来实现实际汇率的升值，我觉得可能升值速度快一些在目前通胀高的情况下是比较好的选择。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许斌提问：
今天的机会很难得。我们听这个专题，大家注意这个题目，有两个小题目，一个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一个是资本账户可兑换，这是联系在一起。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听他们发言的时候，除了注意他们观点相同点的时候，更多观察他们观点的不同点。有两位师兄在这里，朱民和哈继铭，我就拿他们两位开刀。
刚刚朱民讲的时候是从长期人民币战略角度，讲人民币是不是能够在将来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货币。如果从这点来考虑，今天的水平高低在长远来讲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现在比较短的时期里面，如果说你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这个时候利率又受到约束，那要不要考虑将汇率政策作为一个补充，哈继铭也说了他的观点。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一个注重长期，一个注重短期。那么我想问一下朱行长你认为短期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政策呢？因为你讲的是从长期的角度讲的。我再问哈继铭先生，我们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短期要采取汇率政策，那这个汇率政策是不是跟我们长期的有相矛盾的地方呢？
朱民回答：
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倒也无妨。我同意你的观点，通货膨胀需要政策应对。至于是哪一方面的政策，政策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说过汇率不是政策变化，这一点很重要。哪怕在中国政策也只是一半。
第二点，我们怎么调整汇率来对付通货膨胀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一些有效的案例，资本账户未开放情况下用汇率的调整来解决我们的情况。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汇率可能起到对通货膨胀调整的作用。
哈继铭回答：
我的问题是从长期角度看。长期角度来看，还是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完善，但是要形成机制的完善，你的汇率肯定要在比较均衡的水平。如果说还有很大的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或者有很大贬值压力情况下，这个形成机制是不同的。所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升值的速度如果加快的话，一方面有利于抑制目前比较高的通胀，另外也有利于更快地实现人民币达到比较均衡的水平。这样的话，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完善才可以实现。
许斌提问：
谢谢。余永定先生和胡祖六先生都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他们解读里面也有一些差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胡祖六先生的观点是在2007年调整的汇率以后，人民币的灵活性更加有利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余老师的观点是这样的，余老师把两个问题放在一个地方看，我们中国的不平衡，既表现在经常项目上也表现在资本项目上。余老师认为经常项目上，我们政府本来就有一个目标把它平衡。有人说，如果这个改革，从升值走向贬值就跟目标违背了。但是余老师说我们要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就是说能够管牢的就管牢。当然，我们想看一下两位的解读。
余永定回答：
中国必须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只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才行，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具备了实现资本项目向自由化的条件，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应该继续准备这个条件。为什么我说不具备呢？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像胡祖六先生说的，虽然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是还没有经过考验。银行体系到底能不能抗拒大规模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对于这个我没有把握。可能可以，也有可能不可以。中国一旦出事，是没有人能救你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谨慎。
汇率制度的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胡祖六讲得也是有道理的。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一贯认为中国应该先把汇率的形成机制改善好，就像朱民说的，这是由市场决定的，然后我们再谈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如果我们这个汇率自由化走得很好，那么有助于资本项目减少了很多套利的空间。
但这恐怕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大家都知道，中国香港的汇率制度是不能自由的，但是资本项目是完全自由的。为什么香港可以这么做？因为香港的金融体系非常完善，外资进来了，1997年、1998年的时候，说我提高银行的利息率，提高300％。那么中国内地做得到吗？做不到了。一提的话企业都垮了。总而言之我跟胡祖六大体上是没有区别。
胡祖六回答：
我跟余永定的观点是大同小异。对于我们目前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我很能理解。开放之后体现的稳定性挑战更加大。确实，目前很多条件到位之后我们才能进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现在进行了改革，尤其是银行体系等，甚至于宏观经济制度的政策、汇率改革，总体而言，基本上已经到位了，没有说搞得很完美的，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说搞得很完美的。我们之所以有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在高度封闭情况下形成的。现在这些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很大的进展。我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不是更早、更晚的开放有助于我们的发展。
单伟建主持专题会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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