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崛起路线”

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内战？那是因为以传统机器为代表的生产力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只能靠用金融手段占有资源互相折磨；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和新实业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成为常态要求，而与这一新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模式还没建立起来。中国防金融内战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起这样的新经济模式，走出一条和平的“新崛起路线”。

1．从独立到崛起

此次大危机前，世界经济处在资源泡沫的包围中，资源竞争是世界经济竞争的主战场。此次大危机后，资源较量会继续，但资源泡沫会受到抑制，与此同时，科技较量会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国内大力发展科技产业将成为未来30年主要经济体竞争的主旋律。

除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影响，中国进入科技创新新时期还有其内在必然性。那就是，我们正在从独立转向崛起，这是完全不同的路线。

美国的独立和崛起都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不同的路线。美国的独立路线是先政治独立、再经济独立、最后科技独立。20世纪初期，美国成立了大批独立的实验室，这是其科技独立的象征。美国的崛起的路线是先科技崛起、后经济崛起、最后才是政治崛起。美国真正的政治崛起，也即全面崛起，其实是二战之后的事情，成为最后的“一极”则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事情。在政治崛起之前，美国人也是韬光养晦的。

从独立到崛起，关键是建立起坚实的民族实业和国内市场。

经过18世纪的独立战争，美国实现政治独立；经过19世纪的南北战争，美国实现经济独立，获得统一的民族市场。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带来了民族实业的发展。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所有后继者，所有美国人获得一次深刻的民族实业教育，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必须先将实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接下来，美国利用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实业。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0%多，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工业国家。高关税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实业的高速发展。从1750年到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从0.1%猛升为23.6%。完善的民族实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科技独立和科技创新带来了客观的市场需求和可观的资金动力。于是才有了美国的科技崛起，和随后的经济崛起及政治崛起。

美国将科技优势一直保持至今。总之，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民族实业和国内市场，是美国成为和保持科技大国地位的关键原因。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民族实业和国内市场，而是依附于英国资本，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任何一个实业被剥夺的国家，即使政治独立，有权力利用但也没能力利用自己的科技发明，更谈不上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从美国经验看中国。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科技中心，那就是“四大发明”的时代。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按照规律，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也成就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有人测算，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这是整个人类经济史上，在农耕时代达到的最后的辉煌，落日般的辉煌。

此后不久，1840年，靠体力劳动为主的中国，被靠机器劳动为主的英国打败，即工业文明打败了农耕文明。此后，中国走在了独立路线上，先政治独立，再经济独立，最后科技独立。

经过60年特别是近3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美、欧、日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有人惊呼，中国经济已经崛起。这是一个误判。目前，我们只是政治独立之后，完成了经济的独立，还处在独立路线上，最多处在独立路线和崛起路线的换档期，距离经济崛起还差得远。因为所有大国崛起都首先是科技崛起，而我们还没有实现科技崛起，这是崛起路线的起点。

2007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10.1%，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从1999年开始，连续9年稳居各行业排名榜首，主要产品手机、程控交换机、微型计算机、显示器、彩电、激光视盘机等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他高技术制造业如生物、医药产业也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航空航天产业全面推进。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高技术产业体系。但却绝对得不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高技术中心。这是因为，虽然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大部分是代人加工型，不是自主创新型。结论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已经有“形”但未有“神”。这也是整个中国科技的现状。

建国60年来，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局部的科技独立，下一步，我们必须尽快全面实现科技独立，然后实现科技局部崛起，进而实现科技全面崛起，为经济和政治和平崛起创造最坚实持久的科技基础。这是一条艰难的唯一的道路。

2008年，全球资源金融危机否定了英国以来的工业化模式，科学技术正在成为第一生产力。新的文明（或叫科技文明，或叫生态文明）打败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中国人能否再造辉煌？我们责无旁贷。

2．从“商品大搬家”到国际通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际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走的大致是“商品大搬家”的通商路子，此次大危机暴露了这条道路的缺陷，不但商品贸易大幅萎缩，先前积累起来的美元储备也面临可能大幅贬值的风险。显而易见，旧的国际化道路不是太踏实。今后，以科技交流和共享为形式的通智应该会逐渐取代过去的商品大搬家。这是必须具有的战略新思维。

通智是有大理想的：我们要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与全球利益最大化的高度统一，和一切运用科技进行和平竞争的力量一起，让人类历史避免进入第四季。

远古时代，人类生活在经济落后但生态完美的绿色环境里，至少也有几万年，这是人类的春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在经济发达但生态越来越恶化的黑色环境里，污染严重，地球变暖，疾病流行，这是人类的夏季。300年来，人类依靠所谓的现代工业发起了向大自然宣战的“夏季攻势”，有大功也有大过。此次大危机否定了“夏季模式”。

接下来，我们必须进行“新经济革命”，依靠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将民生、科技、绿色三者结合起来，创造新产业，开辟新的经济模式，我们要与大自然握手言和，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回归健康和绿色，这是人类经济的秋天——美好和收获的季节。

如果不进行或完不成“新经济革命”，我们就会滑落到冬季——就像电影《后天》和《2012》一样。不在此次大危机中爆发，就在此次大危机中灭亡。人类已经处在或死或生的紧要关头。反金融内战实为人类的生死之战。

在反金融内战中，低碳发展观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泛重视。低碳发展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要有效控制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低碳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科学界及国际社会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不断增多，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水平过高导致的全球变暖会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甚至是决定性和毁灭性的负面影响。推行低碳发展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持人类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甚至是唯一方法。

低碳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经济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全球性革命，最终将在全球建立双市场制度。目前在中国，促进低碳发展，既是反金融内战抑制资源危机和气候危机，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举措，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首要手段。

在低碳经济问题上，人们需澄清一个重大认识误区。低碳不等于不发展，贫困不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低碳发展，虽然未必高增长。因此，发展低碳经济不会打压（但会引导）高能耗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低碳发展目标是未来，但必须从现在做起。低碳发展服从和服务于反金融内战，人人都是参战者，人人争做低碳人，每个人都应对全球变暖负责，都应对改变全球变暖出力。

据报道，2008年全球利用煤炭和石油发电的投资是1100亿美元，而全球绿色能源发电的投资首次超过传统能源，达到了1400亿美元，其中新能源一马当先，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等发展得如火如荼。这一状况表明，人类低碳发展已进入一个重要分水岭，新能源将超过旧能源。现在是投资超过，将来一定是规模超过。

五六年前，以新能源为主的低碳发展还很不为人们看好，不少人认为新能源成本高、技术不成熟，不可能迅速开展。并且，全球经济的“石油依赖症”和“煤炭依赖症”已逾300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典型的金融内战逻辑：资源为王的时代已经确立，无人能够撼动了！

然而，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击垮了这个典型的金融内战逻辑，人类开始反金融内战，决心摆脱“煤炭依赖症”和“石油依赖症”，决心结束资源为王的时代，决心重振实业，特别是新能源等新实业。人类不该也不会错过这一时机。

开发新能源已成为奥巴马“三枪反击战”的三枪之一。美国将在2015年前将新能源汽车的使用量提高到100万辆，今后10年内将每年投资150亿美元。他们努力将美国传统的制造业中心转变为绿色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心，意味着要将旧实业整体升级为新实业，这是他们反金融内战的终极目标。

欧盟是绿色地球的先行者，但也是慢行者。过去，欧洲各国的行动分散，力度不大。欧盟委员会在此次危机后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的“绿色经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保持欧盟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要加速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早已成为低碳发展的第一批践行者。这是中国经济在时隔300年后重新走在世界经济的前沿，虽然是并行者，而且是技术较弱的并行者，但我们毕竟赶上来了，而且可能将后来居上。

我们在“4万亿元投资”中，直接用于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资金达2100亿元人民币，其中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达3700亿元人民币，此外我们还吸引了大批外投资进入国内绿色能源发电市场。我们极有可能在这个新领域引领世界。例如，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已经走在世界前面。

可以预见，2010年将是中国的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元年。我们将在此道路上打赢防金融内战的历史性战役。

3．写给企业老总的话：金融内战与大型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

企业是经济和金融的细胞，也是金融危机和金融内战的直接参战者。金融内战的进程决定企业的命运，对大企业的影响尤其明显。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发现，在此次大危机中，那些著名的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AIG等都相继破产或被政府接管，“聪明”的GE公司也在重大金融运作中产生巨额亏损，这些都是我们的“警世钟”。在大批美国企业失身于资源金融衍生品的同时，一些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同样兵败金融衍生品，而且损失惨重。2008年，至少有28家中央企业在做各种金融衍生品业务，在此次大危机中有盈有亏，但亏损居多。

这一次我们是在金融内战中亏损的，而且是在美国金融内战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中亏损的。震中在美国，全球有震感。分析金融内战的基础和基调，首先就要准确判断金融内战的阶段。一般来讲，发生在“实业+实业金融”和“资源+资源金融”之间的金融内战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源+资源金融”主导进攻，“实业+实业金融”防御阶段；

第二阶段，“资源+资源金融”和“实业+实业金融”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阶段，“实业+实业金融”主导反攻，“资源+资源金融”防御阶段。

以此次美国金融内战为例，2008年是美国的土地等资源和资源金融大举进攻、汽车等实业和实业金融防御的阶段；2009年是战略相持阶段，“实业+实业金融”开始组织反攻；2010年是“实业+实业金融”大举反攻阶段。2011年开始，实业的复苏将带动新一轮资源紧缺和价格繁荣，“资源+资源金融”开始酝酿新一轮资源金融泡沫和金融内战。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就在这种周期性轮回中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生死悲喜剧。

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纸币条件下，金融内战已成常态。“实业+实业金融”和“资源+资源金融”两种经济和金融力量已经从过去的各自为政，演变成为对手，互有攻守。在这两种经济和金融力量中生存的每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面临着一种全新的风险——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企业风险。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内外大企业出的问题都是栽在这种系统性风险上。

金融内战使世界、中国及遍布世界的大企业都面临大变局。由于先发优势和扩张本性，各个国家的大企业大都形成自己的贵族习气，忙着圈地。结果是，无论是实业领域、资源领域还是金融领域的大企业，大都通过控股和参股等形式形成了三大板块共有的框架。现代综合性大企业基本是一个五脏俱全的“类国家的经济体”。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些大企业应该、必须进行两大转型：身份上，从“贵族时代”向“平民时代”转型；业务上，从“圈地时代”向“耕地时代”转型。因为金融内战已经将过去“大鱼吃小鱼”的时代演变为“大鱼吃自己”的时代——大鱼内部的实业板块和资源板块在一定程度上互吃。与此同时，大企业的“大而不死”或者说“因大而不能死”，成为此次危机中的大话题，也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课题，大企业有责任从内外两个角度搞好风险管理。

下面从大企业的角度，特别以大国企为例谈一谈金融内战条件下的风险管理哲学：

认识风险

1个风险点：一切现代意义上的大风险都是系统性风险，皆源于出轨的纸币，虽然系统性风险往往以某个技术性风险和道德性风险等传统风险为导火索。

2条风险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出轨的纸币的开关，出轨的纸币与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结合，形成2条现代风险线索。

3块风险面：现代纸币在金融、实业、资源三大板块的循环，不确定性地形成3块风险面，从中长期看，三大板块的企业会依次“受灾”。中国的大企业特别是特大型企业，已经通过控股和参股等形式，在整体上拥有了三大板块。这三大板块的利润点和风险点都不相同，必须分而治之，同时发挥综合优势和协同响应。这是“中国式大企业”的特点和优点，不应该成为“出血点”。

4维风险体：外部风险沿点、线、面渗透到每个企业，与企业内部风险混合，形成一个个具体的风险体。

总之，现代企业风险=外部风险（政策风险+货币风险等）+内部风险（人的风险+物的风险+信息风险等）。专职的风险管理部门管理的风险以外部系统性风险为主，同时协调其他部门管理好内部风险。

管理风险

现代风险管理=“罩”住风险。

如何罩住风险？需要中医疗法，需要（瞭）望、（广）闻、（常）问、（快）切，需要构筑罩住风险的一张大网。现代大企业风险包括政策风险、货币风险等现代风险和财务风险、技术风险、人员风险等传统风险，非常复杂，需要用眼睛看政策的动向、用耳朵听纸币的流向、用嘴问一切枝节、确认为风险点后必须果断地做切除手术。风险前，要研究与观察；风险中，要自救与公关；风险后，要分析与提高。

这种前中后一体性、历史性的风险管理需要风险管理部明确三个定位，即“地震局+气象局+质检局”。三种人合适干风险管理工作，即“李斯式（法）+魏征式（言）+包拯式（察）”，当然也就有三种人不合适，即“一帆风顺者+溜须拍马者+嬉皮笑脸者”。

风险管理部=地震局+气象局+质检局

=（瞭）望+（广）闻+（常）问+（快）切

=魏征式（言）+李斯式（法）+包拯式（察）

=言官（预警）+法官（制度）+察官（检查）

大企业的风险管理需要建立“1+x”模式。

“1+x”模式=1（风险管理部）+x（各部门+各公司）。

风险管理部首先要做好宏观经济研究，分析金融内战处在哪个阶段，金融、资源、实业哪个板块风险最大，明确外部风险点，然后据此参与集团部门和子公司重大业务和投资的审批流程，提出风险评估意见；实施事中风险监控，提高突发重大风险事件的应对能力；检查协调部门和子公司的风险制度及日常工作。

“1+x”模式决定了大企业集团风险管理部门在“董事长和总经理之下、各部门和各公司之上”的“七寸环节”，这需要新的权力调整，需要对集团的职能部门和各业务板块进行适当的整合理顺，这决定了“1+x”模式的建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必须在“加快”上下功夫。只有在新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控制下，做好金融内战条件下大企业风险的发现、教育、防范和清理，大企业才有可能按照金融内战的内在逻辑和演变阶段缩放有度、进退自如。

这是当前大企业的第一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