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铜元的开始及其发展

(二)　铸造铜元的开始及其发展

在叙述铸造铜元的开始以前，要叙述两件事:一是同治年间香港货币的流通，一是光绪二十三年御史陈其璋的奏折。

同治六年(1867)，钟大焜请变法铸钱议:“查广东香港钱法，与外洋无异。每钱一文，只重二三分。积十钱二十钱则用当十及当二十铜小番钱。再上则用银角番、银半番。由银番钱而上，则用金番钱。其银番钱一元亦只换钱一千零数十文，与内地相仿。”^[3]

香港大学教授W.J.Hinton在1918年12月份的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II，Part3，写了一篇A Note on Some Anomalies in the Currency of Hongkong，说　“实际上，直到广东自铸银元时为止，香港政府曾供给邻省广东以辅币，而获得铸币的丰富利益。广东造币厂是1888年设立的，不久即停铸银元，而从事有利可图的辅币铸造。”^[4]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监察御史陈其璋奏，“近来各省钱价之昂，日甚一日。每银一两仅易制钱千二百文。每银一元仅易七八百文。民间则搭用竹筹;官中则发给纸券。真伪杂出;民情)骚。一再思维，计惟仿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子母相济，自易流通。议者或谓不如用当十大钱;不知当十钱重轻不一，大小不齐，势不能信用于各省，且私钱充斥，禁用为难。若以机器改铸铜元，则其利可操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利一。成色定而抵值准，利二。分为三品，市廛适用，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利四。铜色精莹，人知宝贵，利五。往来便于取携，利六。鼓铸愈多，银价自长，利七。行用既广，物价亦平，利八。以言乎弊，则不禁自绝者四:花纹精工，难以伪造，一也。铢两分等，私铸难混，二也。值钱既多，毁镕无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诏从之。”^[5]

“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在该省首府广州设厂铸币，向英国购办机器，价值百万元，于光绪十六年间开工，最初专铸银元，旋兼铸银辅币。光绪二十六年(1900)，复创铸当十铜元，是为中国流用铜元之始。”^[6]

自此以后，各省相继设厂铸造铜元。根据不完全的资料，列举下面各局:

光绪二十六年 (1900)　　　　福州厂　闽浙总督设立^[7]。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七月　江苏厂　苏抚聂缉规设立^[8]。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八月　湖北厂鄂省张之洞设立^[9]。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六月　四川厂^[10]。

光绪三十年 (1904) 四月　　清江厂　漕督设立^[11]。

光绪三十年 (1904) 四月　　福州船厂　福州将军设立^[12]。

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　　河南厂　豫抚设立^[13]。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二月　广西厂　桂抚设立^[14]。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五月　云南厂　户部奏准^[15]。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五月　贵州厂　黔抚设立^[16]。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户部奏称:“铜元开铸，已有十七省，设局多至二十处。”^[17]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财政处、户部会奏，天津银钱总厂开铸，酌拟简明章程折:“本年五月初八日开机，试铸铜币。”

宣统二年，梁启超写了《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叙述各省滥铸铜元的情形甚详。他说:“光绪三十一年实为铜元局全盛时代，计有局者十二省，其为局十有五。……举其所有机器之数，则湖北最多，凡百五十具……都为八百四十有六具。据上海西人商业会议所所计算，则此八百四十六具之机器每年能镕铸铜块十万八千七百吨。每铜块一吨能制铜元十五万零一千枚。若此机器全数开工，则每年应制出铜元一百六十四万万零一千三百七十万枚，分派之于中国四万万人，每人应行用四十枚。……行之十年，数当几何?况乎各省之纷纷续购机器者且未有已。充其量，必将尽购世界之铜以为原料，而我民非悉举其所食之粟，所衣之帛，所居之屋，乃至所产之子女，尽以易铜而投诸洪炉以销镕之焉而不止也。幸也，此八百余具之机器，已开工者不过十之六，其十之二则尚未安置，又十之二则定购而尚未运到，而外国之干涉已起。”“于是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上海各西商睹此形势，惄然忧之，乃由商业会议所上书于领事团，由领事团上书于公使团，由公使团忠告于我政府，时三十二年正二月间也。我政府初犹漠然置之，几经交涉，始以其年五月命各省铜元局悉行闭止。七月，复命广东、福州、南京、武昌、开封五局再行开铸，而以之直隶于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