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头的封建把头的剥削

2.炉头的封建把头的剥削

钱局管理的上层机构虽然是由满汉官吏分掌，但实际厂中大权则落在七十五名炉头手中，而这七十五名炉头又有亲属关系，辗转牵引，结果不过十几家。这十几家炉头形成了封建把头的铸币制度，他们上可以侵蚀国家的财产，下可以剥削匠役的工资。其情形有如下述:

甲.夹带私铸。早在顺治十年(1653)，即有上谕:“钱法难行，皆因铸造不精所致。……闻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犯者以枉法赃论罪。”清初业已如此，以后更可想而知。同治六年(1867)，钟大焜《拟请变法铸钱议》:“铸钱弊窦甚多，虽系官铸，而局私仍难尽禁。局私者铸钱局吏役就局私铸，厚与制钱相等，惟较小耳。”^[110]所谓铸钱局吏，主要是指炉头而言。

乙.包揽需索。雍正九年(1731)，户部奏言:“各省办解宝泉局额铜，向例洋铜作为十成，广条作为九五成，铜块蟹壳作为九成，匀配鼓铸。今各省解到铜斤，每种各有高低。收兑时，若但照铜名核算成色，配铸必至亏折。嗣后请设立铜色对牌，以八成、八五、九成、九五、十成分为五牌。凡铜斤到局，令解官与监督从公较对，除八成以下不收外，八成以上者俱照成色秤收，核算价值。……则办员不致滥收低铜，解员可以免于争执，而匠役人等亦永杜包揽需索之弊。”^[111]此处所称匠役人等也就是指炉头而言。

丙.淘洗余铜。乾隆三年(1738)，“议定京局连年鼓铸积存铜渣，不拘工匠、铜户及民人，尽许赴局买出，淘洗烧炼，听其自行售卖”。五年(1740)，“户工二部奏定，所有铜渣，即令两局炉头随时淘洗，封贮各厂，俟铜足敷一卯，饬令添铸。其淘洗工价，每百斤给银四两”^[112]。

丁.剥削工匠。清制，铸钱匠役共有八种，都在炉头一人指挥之下，从事制钱的铸造。匠役应得工资是钱文，而实发工资则为银两。工资钱额，每季由炉头一次领出，在市面兑换银两，而后发给工人。料价也是由炉头经手领钱，向市面购进材料。这样，炉头左手收钱，右手付银，如果银钱在市面上的兑换率能够依照法定比例，以银一两换成制钱一千文，而没有变动，则炉头经手收付，本无盈绌，但事实上银钱比价不是没有变动的。如果银一两可换钱一千以上，炉头领钱发银自然要吃亏些，这在炉头是决不肯赔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炉头总是要求领银而不领钱。如果银一两换钱不足制钱一千文，则炉头领钱发银必有多余，这在炉头是乐于经手的。总而言之，无论银钱比价怎样变动，匠役所得总是银两，而实际生活所需还是钱文，他们在银贱钱贵的时候，不得不忍受炉头的盘剥，以致生活日感恶劣，即在银贵钱贱的时候，也丝毫得不到好处。因此，乾隆六年发生匠役首告炉头案及道光三十年发生宝源局匠役“聚众滋闹”案，是反映了炉头剥削的实际情况的。

乾隆四年(1739)，工部侍郎韩光基奏言:“宝泉宝源两局，额铸钱各四十一卯。宝泉局每年应给炉头工料钱九万串有奇。宝源局半之。共需十三万余串。是经手鼓铸之劳，钱未出局，已于炉头项下耗去十分之二而有余。炉头领出钱文，非如兵民可以流通，盖兵民势处于散，炉头势处于聚。两局炉头名为七十五人，多系朋充，实不过十数家。以十数家之人而岁拥数十万串之钱，宜其囤积居奇，隐操市价之赢缩也。且局中所需，工料二项。所谓料者，不过煤与罐而已。民间买卖，价至二十两以上，概不用钱，何况两局每年所用煤罐，盈千累万，从未见有以钱交易者。至于工匠一项，凡各匠在局日用，俱系炉头于支领项下代为置备，按卯扣算。所除工价，仍系每钱一千折银一两散给。可见工料二者皆可不用钱文，以徒饱炉头之私囊也。嗣后两局铸钱，请尽数归库，每月加增成数，支放兵饷。其炉头应领工料，每钱一千给银一两，于四季由户部发两局监督按数分给。如此，则兵民俱受流通之利，而钱价亦可渐平。”^[113]清帝听了这一番话，就令宝泉宝源二局炉头工料钱改给银两。乾隆六年(1741)，“因匠役食用不敷，经户工二部奏准，工匠价酌发钱文。六年六月，以匠役首告炉头案内，降旨仍俱给银两。……料价应给银两。……炉头按卯领钱，仍照市价易银，散给各匠。……宝泉局每卯给料价银九百七十四两四钱，工价钱一千一百七十三串八百文。宝源局以半给算。料价仍按季支领。各项工价，从前每季给发一次者，并按月支给”^[114]。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钱价日就平减，又改发银两^[115]。

道光三十年(1850)，清帝谕:“刑部奏审拟宝源局匠役图借官银纠众滋闹一案，并请由工部钱法堂饬令该监督随时约束，已依议分别办理，自足儆戒将来，惟户工部钱局人数众多，如果该监督大使等平时管束有方，何至有恃众抗官之事?……因思该工匠等均系在官人役，近在辇毂之下，胆敢鸣钟聚众，复敢不服弹压，将地面及该管官闭门扣留，虽未贻误鼓铸，实属目无官长，大干法纪。倘不严加整顿，必致酿成事端，所关匪细。”^[116]

根据以上官方文件，我们已经看到，炉头在监督、大使等纵容之下，如何剥削匠役，以致发生反抗，实际情形恐怕要比官方所纪录的更厉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