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经营管理论

三、银行经营管理论

(一)经营理念

1949年10月25日，陈氏在日记里写道:“余之经营银行宗旨，在于与恶劣环境奋斗，并且要想法帮助生产增加，改善生活水准，数十年来，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迭次遭受打击⁽⁸⁸⁾。”可见他经营的宗旨，是与环境条件奋斗后，来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此即为社会服务。因而与上行服务社会的主要宗旨相一致，其经营管理理念必充分体现，而绝不能违背之。在1930年与济南分行经理的谈话，这一理念得到充分表达，他说:“与人竞争，当持正道。人唯自利，我则服务社会。人学官僚架子十足，我则和气平等待人。人犯堕落，我则守正。人犯惰侈，我则勤苦。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敬远官僚，亲交商人，守此数事，努力迈进……苟无战祸，则银行之进展可以预卜。吾辈宜力谋先著之占，得一坚固不拔之地位⁽⁸⁹⁾。”此处陈氏提出宜从七个方面坚守:服务社会，待人和平等，守正，勤苦，图远功，宁繁琐和亲交商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把握住自身，同时要求全行同人共同坚守，构成七个指导性原则，与此相对应的唯利是图，结交官府，摆官架子，堕落，惰侈，争夺近利，嫌弃细微，是陈氏所反对，上行该摒弃的。可以说，陈氏主张上行坚守的经营原则有七条，所反对的也有七条。这是他借鉴历史经验的产物，既是取票号钱庄的教训，也是自身发展的经验所得。所以上行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其存款已由1927年的第五位跃居到第一位，除中交两行外，已是存款最多的一家，至1933年已逾1亿元。上行通讯第65号分析取得这一成绩的原因时，认为吸收存款之第一要素为安全，而利率之高昂尚在其次。资本大的吸收存款的力量未必均大，反之资本小的吸收存款的力量未必均小。“犹须视其经营之巧拙，能否得社会人士之信仰而定⁽⁹⁰⁾”。这里所讲的社会人士的信仰和经营的巧拙，实在与经营理念相关，为其所左右。陈氏所定的七项原则，该说是有利于为客户服务，也有利于取得社会人士的信赖。

陈氏经营银行的理念，该说可以归纳出许多条，然其荦荦大端者，少不了:一是“具有送银行深入社会，不愿使社会走到银行之旨⁽⁹¹⁾”。因上行宗旨为服务社会，就该抱定“对外须服务”的宗旨，不能只是面对大商店、大企业、大客户，“即杂货店、小水果铺亦愿为之服务”，且应该服务上门。所以上行机构的设立，不仅要在全国多设，就是在同一地域也该多设;另一方面，信用小借款定额五百元，利息一分以下，有二人担保即可放给，大半因婚丧医药急需，暂时借用，以免遭高利贷的重利盘剥。

二是“做到我行是民众需要之银行，有民众即有我行⁽⁹²⁾”，他一再叮嘱上行同人，警惕自然法则，不随潮流变动而被消灭，如何将民众需要的志愿变成现实，又在全行策群力以赴之。“无论贫富贱贵，视同一律，必须实现平民化，为多数平民服务，方可视为已达到目的⁽⁹³⁾”。抗战胜利后，他还提出，“若不求利用以增社会之幸福，真可谓时代之罪人。具体言之，战后中国必求工业化，国际接触亦必日增。吾人此后服务社会之路径，应视本身力量之所及，提倡工业以增人民富力。同时，吾人工作范围，亦宜由国内渐发展到国际⁽⁹⁴⁾”。为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实力，使百姓富裕，是辅助社会，不是剥削社会，亦需扩大对外交往，走出国门，发展外向型经济，把握时代的脉络，使上行成为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三是经营技术的进步。“经营技术改进，而后资金之流动性，可永久保持⁽⁹⁵⁾。”他批评军阀“不知银行之钱乃市面上之流动资金，应使之生产，轮流不息。管金融者专司此轮流之责，方属不负责守⁽⁹⁶⁾”。批评银行过去对于经营未尝加以深切注意。做信用放款则失之于吃情，或不加调查;做抵押放款则失之于不知市况及经济大势。“上焉者对于工商实业，虽欲予以辅助，而对于各个之工业商业，尚少彻底之认识;下焉者则盲目于地产、外汇及证券之投机，本身业务，反不甚注意。因是银钱业之吃倒账，讲倒账作成了结，几成为例行公事。可见金融机关虽见增多，而经营之技术，并无若何进步⁽⁹⁷⁾。”

抗战胜利后，陈氏为上行制定的经营方针，有三条:一是应注意上行“并非为少数人士谋致富之道，乃为大众人士谋金融上之便利，藉以推进工商贸易，裨益国民经济。本行为顾客之银行，过去如此，今后尤应如此。此次大战以后，潮流所趋，任何事业，必须注重民众之福利，所谓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金融机关资金之来源与去路，攸关于社会之大众人士及其事业，尤应处处以贡献服务为前提。而况服务亦为个人对于社会应尽之责任，为一切人生观之基础”。二是力求资金之安全。银行的资金来源，小部分为股本，大部分为存款。存款增加，资金充实，服务社会的功能就能扩大。而如何才能增加存款，“采取最稳健之经营方法，使存款人士对于本行之经营有不可动摇之信仰。谚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求本行信誉与年俱增，服务范围自能逐渐扩大。故一切经营之方法，以资金安全为第一要义⁽⁹⁸⁾”。三是培植银行本身的信用。上行为适应社会需要，设有旅行社、保险公司等。但一切事业之基仍在银行本身。“吾人切不可因副业之经营，而招致银行资金之呆滞;更不可因此而对于银行本身之业务，有所疏忽。我国银行制度，未上轨道……任何银行，必须凭本身经营之技术，保持其资金之流动性，不能因放款投资之对象为本行副业，而忽视其资金运用之灵活。况银行经营副业，在各国均有法令上之限制，在我国亦有此种趋势。故今后本行一切努力，以培植银行本身信用为首要任务⁽⁹⁹⁾。”我们现在所关注的管理目标，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同样为陈氏所关注。他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盈利性，恰恰被陈氏用服务所取代，且被他提升到信条、使命的高度，并坚信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决无有丝毫之变易”的高度。等于说，他固守服务社会的主旨，以不变应万变。为避免唯利是图，防止只重物质而轻精神，只重利益而轻信念，以保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枢纽地位不被动摇，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体现，也正是以正当服务换取社会服务的标志，是上行成功的独特风景。

具体业务的经营技术。陈氏从存款放款、国内汇兑押汇、国外业务等方面分别有所考虑，提出“放款之稳健与存款之增展，息息相关⁽¹⁰⁰⁾”。存放款业务如要恢复及扩大服务范围，则必须增加存款。在同一竞争环境下，招揽存款有赖于工作上的努力，“必须处处以谨慎服务，及保障存款人士利益之事实，取信于顾客。此次在通货膨胀之过程中，定期存款各户其年限较长者，将多年积储，无形消失，本行应如何设法救济，使此种信任本行之长期存户，不致受损过巨，正在筹计之中。又为便利款项之收付，及工作成本之减轻计，本行会计方面宜尽量采取新式机器，以求手续之迅速完备，亦在研讨之中。”放款方面，“有时尚未能见微知著，及早准备。吾人鉴往察今，必须益自检讨服务之道，力求认识环境，妥慎应付，务使本行之信誉有非任何谣言所能动摇，而后银行基础，可趋稳定……今后欲求本行信誉之巩固，对于放款技术之改善，亟宜悉心研究。”战后经济建设，工商实业之变迁，与国内外经济潮流息息相关，“凡从事放款人员，必须明瞭国内外经济动态，对于工商行家之信任程度，及其经营方法，有深切之了解。不可摭取道听途说，凭为放款之根据……对于放款人员之地位，及其知识水准，当尽量提高。对于国内外工商金融之研究，当益加注意，不仅助长放款人员之知识，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与本行发生关系之工商事业，助其进展，俾金融与工商事业，获得更密切之联系⁽¹⁰¹⁾。”

国内汇兑及押汇。“汇兑上虽少过厚利得，亦无过大风险。本行亟宜……与中外大商行联系，如经销煤油、烟草、棉货、肥田粉等之公司，发展国内汇兑及押汇业务，以低廉之汇水及完善之服务，取信于顾客。此种业务可用以增加存款，亦可用以推展放款，譬如两地汇款，应交之款，固已存入本行，而应付之款或即付入存户账中，其结果为增加本行存额。又如押汇大宗物产，即为运输期间之放款，其效力为辅助物资之流动。凡此仍应为本行战后重要业务，时刻加以推进⁽¹⁰²⁾。”

国外业务。他认为在抗战期间停滞已久，胜利后百业待兴，币改以后，汇率可望稳定，当注意承做国外出口押汇，开立信用状，及贴现商业票据等业务。因他预测战后国内币制稳定，故提出买卖近远期外汇可置次要之列，利用上行在美国信誉的渐次树立，代理国外银行在华收付事务则可望增加。利用在华外商银行特权的消失，信用实力较前逊色之可能，上行在周转外贸中可负较重责任。

重视经济研究。在布署战后经营方针时，他特别看重经营上行之三十年经验，特意嘱托道:“吾人欲求经营技术之改进，必须时刻检讨国内外经济动静，工商金融之趋势，予以不断研究，就研究所得为推进业务之根据，有如航行大海，必须依指南针所示，然后可免漂泊汪洋之危险也……益信国内外经济动态之不断研究，为提高本行经营水准及减除今后谣言发生之唯一途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谓知彼，即在研究经济，所以知己，即在整饬人事，凡百事业，均此同理，固不仅经营银行为然也。今后我国与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益见密切，任何世界上之经济变动，均足影响本行主业副业。故本行对于经济研究一事，必须特别注重，尤宜提高研究人员之职能，使能直接参加业务之进行，知行合一，以收互相辅翼之效⁽¹⁰³⁾。”他既分析了研究工作与业务工作间的关系，辅翼相助效应，又卓有见地指出研究工作的地位作用，及相关研究人员的生活待遇、发挥作用等问题。

(二)经营作风

根据陈氏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所做的不同表述，经过简单归纳，至少可得出稳健经营、自强不息、合群互助、调查研究和以身作则这样几条。若用一句话来表述，即需要有精神。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精神⁽¹⁰⁴⁾，在陈氏看来至关重要。“凡人办事，须有精神。”他以为这就像进餐时，有人侍奉和无人侍奉都一样，推而广之，虽赤足洒扫也照样能干，“方可谓之真精神，有此精神，方有办法，否则恐不免于劣败⁽¹⁰⁵⁾。”同理，他信守“精神胜于物质⁽¹⁰⁶⁾”。主张“办事者之精神，无不从劳苦中来，‘宴安酖毒，不可怀也’⁽¹⁰⁷⁾”。“宴安酖毒，不可怀也”典出自《左传·闵公元年》，管子讲贪图安逸享乐有如毒酒害人一般，可惜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很明显，他是主张人要有精神，办事创业就要准备吃苦受累，而贪图享乐安逸是会害人误事的。一个国家的国民的精神，是决定这个民族、国家进步与衰退、成功与失败形象的征候。他认为“大约世界文明，物质固属重要，然精神道德，尤宜注重”。面对来势汹汹、气焰嚣张的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民气，近年日趋团结奋发，非复往年可比……民气之热烈，更不待言。只须有此精神，必可打开新路。”他给行人鼓劲，亦复表露自己的心迹，“大丈夫要当自立，不当求助于人，但能以川流不息之精神，日日图谋振作，又何患无立足之地”?1932年“一·二八松沪会战”后，上行许多行员家中的傢俱损失，这些行员终日愁眉不展，对于行务兴趣索然，张口闭口即“其本身事务，或言生计困难，或虑谋财乏术”。可陈氏引他人之言，且信中国终能获胜。复谓一百年后之希望，在亚洲而不在欧洲。又谓“欧美诸邦之文明，偏重物质，其于精神道德，太不注意，因如水之就下，步步往下奔驰③”。他的根据是国际组织权利心十分发达，无道德以为权利之防范禁;欧美各国对耶稣已是数典忘祖，国家主义又太狭隘，所以造成世界今日之局面。一战后又未接受教训，三十年代欧洲经济不景气，即为道德堕落之结果。陈氏注重精神道德的力量和作用，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并给予充分之肯定，他在吸收欧美银行方式的同时，未尝数典忘祖，亦值得重视。1946年，他评论美国人追求物质欲念较前更强，批评那些空谈抱负，似有雄心救国的国人到美国后，因羡慕人家的生活享受，“于吾国之礼义廉耻，不知不觉已置于九霄云外⁽¹⁰⁸⁾”。上行按照陈氏的说法，当是“不畏竞争，不惮事忙，必事务愈繁，精神愈振，方可日见进步，而不致落伍……现须令一二两区及各地分行，均能以总行为最可慕爱与最是模仿之领袖，由此得在金融界中确立坚固稳定之基础⁽¹⁰⁹⁾”。经过抗战的历练，他更加坚定了信念，“余觉最重大之意义，为精神胜于物质之表现”，“精神胜于物质，遂得一重要证明。国家如此，凡百事业，亦莫不皆然，所以吾人在今日抗战局面之下，亦应有抗战之精神”。经过认真研究，他对于何谓抗战精神，作了非常简洁明了的回答，“不外忠于职守四字”。而且“银行之战时职守，与平时并无大异”。一般而言，共有三端:第一个职守为“努力保护存款人士及股东所付托之资金”，“竭尽全力，保障其安全，不使有所损失”。“此项资金为中华民族之汗血，吾人能保持一分资金，即为国家增一分元气，间接即足增厚抗战之力量，故此项资金之重要实属高于一切⁽¹¹⁰⁾。”第二个职守为“在可能范围内，应予存款人士以种种便利，继续吾人服务之主旨，不可随意留难，减少对于银行之信任。目下存款人士在法令限制之下，感受相当痛苦，吾人应与之同情，并应善为招待，使之不发生无谓之恐慌，以求人心之安定”。第三个职守为努力疏通货物，使资金不致陷于呆滞，并保障工商业最低限度活动的需要，为使工商各业不致“永久停顿，故吾人必须研究战时交通途径，及安全运输之方法，使集中战区之货物得向内地流通，一方面可以避免意外损失，一方面亦得推动工商业，巩固后方之经济基础”。他特别号召全行:“此三种职守，本属平时之职守，但在战时，尤为重要⁽¹¹¹⁾。”其实此三种职守，即我们所谓之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和金融服务的具体化。当时的信用创造职能尚未形成，上行既无钞票发行权，央行又未真正发挥其职能作用，故未提及和尚未纳入视野，不足为怪。

陈氏认为“银行向取稳健主义⁽¹¹²⁾”。“今后我行进步，当力秉斯旨，以妥慎稳健之方法，循序徐徐进行⁽¹¹³⁾。”我国20世纪30年代初，市场不稳定，危机四伏，上行“向来于稳健中取干净态度，为社会服务，不为军阀政客服务，故遇当地法律不能保障，发生横征勒索之时，本行随时可以收市，机会一到再重张旗鼓⁽¹¹⁴⁾”。上行不发钞，固然损失了发钞利益，但也避免了发钞风险，同时也就减低了损失;上行力倡对物的信用，不搞对人的信用，同时也减低了因放款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上行还绝少参与投资房地产股票债券，在当时的银行中是卓然独行的;上行特别注重调研，对于放款的市场，企业产品经营者的状况把握得了如指掌，减少了盲目性或避免了上当吃倒账;上行各机构吸收的存款由总行统一调度，各行不得擅自动用;上行“发生提存之事，所赖本行经营稳健，向主厚集准备，历次应付裕如，毫无差池⁽¹¹⁵⁾”。诚如陈氏所讲:“本行经营，第一在于保护股东资本及社会存款，俾准备充足，运用有法;第二各工厂必须从规矩中营业，而有发展之希望者，方予以辅助，俾得因此而改良社会，减少失业恐慌。本行不求厚利，努力进展，以答报社会之信任，否则毋庸在各处添设分行，但以买卖公债为营业，亦能支持⁽¹¹⁶⁾。”

稳健经营的原则。是陈氏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总结我国及上行经验教训后，又具体化为“谨严持重，周到踏实”八个字，得出“须知大事业皆由心血换来。‘谨严持重，周到踏实’，十九世纪英国企业家创出空前之工业与金融局面，靠此八字，日本三井三菱之成功，亦靠此八字。反之明治以来数十年辛苦经营之帝国，日本军阀即以‘轻举妄动’四字，于四年内断送无余”。中国的现况尤其需要谨严持重。抗战胜利后，他讲:“处此大动荡时代，吾人宜懔然戒惧，如履薄冰，步步留神，万不能轻举妄动。八年来通货膨胀之局面，造成一种投机风气，浮夸派头，呼卢喝雉(赌博)，千万一掷，方自谓为时代之前驱者。”上行几十年的业绩，打下难得的基础，也都要求谨严持重，周到踏实。“过去三十年，由于同人之协力，社会之信托，步步经营，创成今日之基础。……余个人固亦深知同人皆能兢兢爱护，余但视同人不断推此兢兢之怀，及于一切举办之事。谨严持重，周到踏实，力戒一般轻浮骄纵之通病，免破舟于‘好大喜功轻举妄动，之礁头⁽¹¹⁷⁾。”严谨持重，周到踏实，只是强调科学周密的精神态度，而不是主张谨小慎微，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倒是要自强不息，除旧布新，开拓进取。

“精思湛虑，以发明新法，古今中外之发明家，无不从精思湛虑中得来，幸同人有以努力⁽¹¹⁸⁾。”又“汇划间同人有无新法，可以改良现况，以简驭繁，忙而不错，俾每日至迟八时，可以完毕⁽¹¹⁹⁾”。陈氏曾向行人推荐发明排除酒中微生物的法国人披(Pasteur)及制造橡皮与代替品之原料的年已84岁的美国电气发明家爱迪孙(Edison)，并讲:“我行同人故当效此二人之自强不息，精进研究，以成日新月异之功。”且以国内汇兑部收取的汇款手续费，有中外币行市变化，收解部以他行票据来赎押汇，有不同的开户，联络之方为例来说明由生意而更生出意思，“即可成为真正服务之机关⁽¹²⁰⁾”。他批评我国当时存在的一种不良习惯，即“不负责任，而处于旁观之地位，如有欲言之事，己不肯言，而令他人言之，甘心因人成事，殊乏独立之精神，不知何故，或者数千年之压迫，相习而成，亦未可知⁽¹²¹⁾”。由是，他提出上行应以“新精神全力振作”。那么，“何谓新精神?所谓新者，无非去除旧染之污，将一切腐败陈旧习惯改革无遗，讵(难道)非至佳之事。但言之匪艰，行之维艰，轻轻一言欲完全实行，谈何容易。古语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即腐败陈旧之习惯，只能放下即可成仙成佛，为圣为贤。然吾辈皆是凡人，并非圣贤仙佛，不能有此造诣，故吾之所谓新精神，即欲诸君立志为改革腐败习惯之人，人人具此志愿，下此决心，切实做去，将来或能改革十之一二，若谓立时可以完全改革，恐徒托空言，实际未能做到⁽¹²²⁾”。陈氏可算是成功的银行家，既是银行家又有着美好的理想，既面对严峻的现实又怀抱着远大志向，他是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深切地认识到实践的艰辛，改革之不易，他之所以成功，只在于坚持，迎合社会发展大势，世人的心理，顺势推动。然而在旧的根基未曾动摇之前，要实现他的布新，也是很有限的。

当然，他一再以服务精神、奋斗精神、新精神、革新精神、办事精神来激励行内同人奋斗、上进、创新、改革和办实事。1931年底他在行务会上讲:“今岁本行感受种种影响，同人无不出其努力奋斗之精神，排除障碍，而明年尤当出其全力，以与环境抵抗，譬如今年同人奋斗之精神为八十分者，明年更当努力加工，以一百二十分之精神出之，庶可格外表示我行精神之团结。复竭力从事于新方法之阐明，以谋本身之进展⁽¹²³⁾。”翌年9月，为全面诠释自强不息精神，陈氏先从上行除旧布新，推行新法的三种步骤(创办、改革、成功)讲起，总结出上行“人之精神，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能有创造之精神，仍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最后，何谓自强不息精神呢?他说:“有创办之精神不足为奇，仍须有勇猛改革的精神，创办而改革，改革而成功，成功再改革，改革又成功，俾创办改革成功三事循环不断，周而复始，一直向上进展，此即所谓自强不息也⁽¹²⁴⁾。”可知，陈光甫所讲的自强不息精神，包括创业、改革、成功三个环节，构成有机的组合，在互为依托、互为基础的条件下，必须融入进取精神，持续不断地向上推进，以确保所从事的事业、所追求的理念，以及上行业绩取得进展，改革自然涵于其中，当然要改革就得好学不倦，潜心研究，力求进取，才能终得成功⁽¹²⁵⁾。

学习，可以是考察(国内外，亦含视察)、培训和读书等多种形式。对于不同的人，他主张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有一条是共通的:读书。人生最重要的事业是学习，要想学习就必须首先读书。如其所言:“吾人一生事业，当以求学为最要，而求学又必以读书为先，读书非但能养性怡情，进德修业，且能融化他人之意见，而启发本身之思想，无论何种学问，皆从读书中得来……故读书愈多愈好……所谓开卷有益者是也⁽¹²⁶⁾。”在上行管理会议上，他又以现身说法方式来谈读书的重要性，“近两月来尤感办事之必须学习，而学习之来源，端在读书。所虑同人未有此种习惯。平时不甚看书，必先养其有读书之习惯，方能逐渐收效⁽¹²⁷⁾”。可见，读书非常重要，且可从四个方面加深对于读书必要性的认识，“凡人欲求扩大其眼光，增加其学识，当以读书为第一要图”。“在世界竞争之际，任事者非提高其学识不可，学识既高，办事能力方能比较优胜⁽¹²⁸⁾”。此为大势所趋，物竞天则，优胜劣汰，迫使人不得不奋斗。而“奋斗之途，唯有读书……倘风雨无阻，持之以恒，学问必有进步。学问进步，即提高地位之阶梯……至于学问经验，固所并重，但经验亦可由学问中得来⁽¹²⁹⁾”。他将对学问的追求与个人物质生活、家庭、地位融为一体，以现实努力与长远利益的紧密结合来诱导青年去读书做学问。“以读书为根本，读书可以直接增加知识，增加学问，而间接可以提高地位⁽¹³⁰⁾”。为增长新知识，非得读书不可，此其二。“现今学术思想，日新月异，不具高见远虑，自难取胜于人，故研究学识实为应世要图，即对于银行业务关系较少之各地农业状况、商业现状等，无不可供吾人之研究。每鉴于今日银行之营业员，往往徒恃私人之交情，图经济之支持，而种种详情不求洞悉，诚所谓坐失良机，不思创业⁽¹³¹⁾”。他痛恨我国社会常苟安姑息，不知推出新道，此与英德人不同。羡慕人家只要抓住机会，就要入校研究学问，所以认为需要鼓励读书。读书“须在修养方面再三注意。吾国修养方面之格言，以不爱财为主，吾人似须在此处着手，以养成修养之功。谚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足见君子亦非绝不爱财，但非义之财，则决然不取。同人在行供职，虽不能发财，而生活问题，温饱无忧，可以解决⁽¹³²⁾”。“为诸君本身之前途着想”，“修养神经”，“非专为应付顾客”，亦非读书不可，此其三也。他以为“中国人旧习太深，即以本行同人而论，在此后五年十年之间，固尚可勉强应付潮流。然后来者多急起直追，进步甚捷，吾辈即竭力进行不懈，犹虞落后，况不求进步之方乎⁽¹³³⁾?”“倘缺乏修养功夫，个人之喜怒哀乐……必形诸外，其面部之表现亦将因而转换。顾客……必将认为有心轻蔑而引起恶感，此非本行服务之道⁽¹³⁴⁾”。且他日或将另易月薪，不乏高人，即便重金录用亦用彼有此学问故也。到得那时，以生计困难为由，为时已晚，本行殊有爱莫能助之势。“故唯有读书求学之一途，方为诸君之出路⁽¹³⁵⁾。”为条理治事，亦非读书不可，此其一。“能读书方能修养，有修养方有条理，人非先有清楚之条理不能治事。……所谓条理，不特对己，亦以对人，对人当先有能听能说，及驭繁于简之能力，如有人谈话，语甚繁琐，吾能以最简单扼要之数语询其是否如此，然后再以简明之语答复之，此即为修养得来之条理⁽¹³⁶⁾”。亦于此中得到工作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在学习态度上，他信守中国传统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不为耻，有机会求知而不去求知方为耻。他提醒年轻人，切忌踌躇满志，旁若无人，以为自己学业优秀，各种科学无不洞悉，各种世故，靡不周知，自以为满足，适足暴露出他腹笥空虚，此为学习上之病态。如能读书为治疗良剂，青年二十余岁，正当奋发有为之时，勿因循自误，虚度光阴⁽¹³⁷⁾。商业银行必须使其一举一动皆与商情合拍，所办之事方能皆为商业之事，方无愧于“商业”二字。他坦言:“银行为舶来之新事业，我国人自盛宣怀氏仿欧美制度自行设立以来，各种银行逐渐设立，迄于今日，亦已有34年之历史，然就银行团体言，则如再贴现市场、票据交换所、银行之银行等尚未建立，就银行内部管理言，则如服务成本计算等，尚未闻有着手为之者⁽¹³⁸⁾。”银行在我国虽已从无到有，然制度尚不健全，内部管理也不完善，仍需认真地学习，真心诚意地改良，甚至指定专人，派往国外，实地练习，真正明了其技术与诀巧⁽¹³⁹⁾。1946年2月，他回顾30年前西洋实业文明刚刚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人士(指“有学术修养有事业抱负的知识分子”)“只有实业救国之理想，而无研究实业之学术，或即有其学术而亦鲜有实创其理想与学术之本领。当此之时，同人于银行方面，首先应用一部分西洋学术，实创而成我行。如此居风气之先，以新组织新办法适应社会一种基本需要，本行遂取得社会人士之公认与护拥⁽¹⁴⁰⁾”。学习仿效欲求成功尚须有精密之研究，不能生吞活剥，简单从事。必须研究社会需要上行与否，又须认识上行环境及社会情形，悉心推求立异标新之经营方法，使上行在社会之地位确为各业之中心，各商及社会之于上行均有彻底之了解与绝对之信任，而后努力之实行方可达到目的⁽¹⁴¹⁾。“非专以外国之办法为根据，不过介绍外国各种之规程办法，而办以精密研究，择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置之⁽¹⁴²⁾”。并将这种研究视为“上行之生命”，此正陈光甫领导上行不同凡响的成功秘诀之一。他未将向外国银行学习与向本国钱庄学习对立起来，而是兼收并蓄，相得益彰。在仿效欧美银行的同时，认真吸收本国钱庄票号的优良传统，利用钱庄营业经验和社会关系，先做调研，继则逐步开展工商往来户的放款;首先减低票贴，后则将票贴全免，减少欠拆利息，以与钱庄竞争。上行外埠分支行又多用当地绅士为经理，钱庄人员担任业务，既可利用当地优势，又可采用钱庄经营方法之优点。诚如唐寿民所讲:“上行经营业务的妙诀只用一个字——‘学’，在通商大埠学外国人，在内地城市学钱庄⁽¹⁴³⁾。”他还说过:“中行视我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当视中行为良师益友也⁽¹⁴⁴⁾。”两条腿走路，不仅不耽误事，反而显得格外灵便快捷，效果卓著。

“凡办公治事须学欧美方式，如稍存故步自封之念，必以劣败，我人即使不能为人先，亦切不落人之后而距离过远，故新潮流不可不顺。”“新潮流之发生，必有相当之潜伏时期，动机一生，为力即巨，顺之多吉，逆之则凶。”在他看来，上行一切尚在草创之中，今后各位总宜用心研究，逐步改进，不可稍存敷衍，苟安之心。潮流所趋不容逆转，竞争之势亦无暇止步。上行任重，须图发展，“求成就，每日必须用我脑经，竭我思虑，如日思一法，则年有三百六十五法，废其半数，尚有一百八十余法，再废其半数，犹有九十余法，即更废其半，亦有四十余法，以视无思无虑，虚度岁月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¹⁴⁵⁾”。他相信上行实力之增强，非他一人之事，然大丈夫要当自立，不当求助于人。但能以川流不息的精神，日日图谋振作，何患无自立之地。只要全行齐心协力，殚精竭虑，精心研究，筹谋推陈出新的新方法。“吾脑尚在”，不愁不能出新产品。“在座诸位”(当时参加行务会议的三十余人)每人运用脑力，筹划一种方法，则有三十余种方法也。在营业清淡，人多事少时期，他反对只是消极地裁员减薪，而是主张采取积极的办法，如认真训练，以备将来之法;又如对外须联络感情，格外谦恭，务求融洽，对内则人人自居为营业员，极力兜揽生意。人人协力帮同本行办事，人人皆有介绍顾客之义务，人人坚结团体，通力合作，并个个振奋精神，广事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对于营业自有裨益⁽¹⁴⁶⁾。在积极鼓吹信托部保管箱业务时，他就提出先由保管部试办，随后各部分亦可仿行。“凡事须有新办法，有新思想，方能发展，否则太觉干枯。各营业员于每星期五聚餐，须筹划新法，以谋营业上之出路……在此营业清淡时期，更须各个格外努力，幸勿以为际兹国难，不做生意，即虚渡光明⁽¹⁴⁷⁾。”在日记里，有一天他用了极大篇幅来讨论自强不息，学习与改善经营方针，改革行务，并努力实行之。且慨然写道:“故研究者，成功之母也。研究社会上需要本行与否，应归纳本行环境及社会情形，悉心推求领导标新之经营方法，必使本行在社会上之地位，日趋重要……须以健全之脑力，运用新知识，改善营业方针，以供社会之需要，庶免其他起而代之也……务以营业进化之新方法，供给社会需要……尤当以光明磊落之心理……随时精密研究，如何应兴应革，如何方可顺应潮流，发展行务，共同努力，自强不息，一则各同人之人生观，可得圆满之结果，二则本行各同人，可以完成服务社会之使命与责任⁽¹⁴⁸⁾。”自强不息是一种精神，陈氏之坚守与宣传它，不外是为了创办、改革、扩展上行行务，为了使上行永葆活力，持续不断顺应潮流，领风气之先，以达其服务社会之目的。

为此，他反复宣传合群互助精神。因为他以为如果没有对内合作的主旨，对外服务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他讲营业发达，对外之服务，固当格外加功，对内之合作，尤属不容少缓。所谓合作者，即如英语中之Cooperation，尚属空谈，我们所讲的合作，即Coordination，是在执行职务之时，不能以本部分事务已经完竣，即可认为蒇事，必与其他部分联成一气，方可谓之真合作。且以存款部收付款项为例，说明当与出纳会计两部联络配合，方能达到快而不错之目的。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他所惧怕的不是肆力竞争，而是同人间的不合作，不能满足顾客的希望，故本行同人不能不合作，亦不能不提起精神来⁽¹⁴⁹⁾。他认为“社会原则，基于互助⁽¹⁵⁰⁾”。人无朋友，不能自立，全行同人属于同舟，自当相识，何可彼此漠然，视同秦越(疏远隔膜)。上行有星期聚餐之举动，为实现同人间感情之联络，亦见团结之精神，否则有如一盘散沙，不相连属，殊非所宜。唯求同人有团结之精神，当先从互求认识入手，而发生友谊，进而亲爱，为陈氏所切望⁽¹⁵¹⁾。为上行而交朋友，因朋友而发生感情，即可获得彼此互助之益。合群互助精神与自强不息精神相辅相成。在陈氏看来，天下凡为人类，当有合群互助精神，然后方可收通力合作之效果。无论其为政府、团体，即小到一家一人，非通力合作不足以维持其现状，推展其进行。且所谓通力合作，非必与本身有利害之关联，即为漠不相识之人或为漠不相关之事，“苟有余力以辅助，亦必殚力以赴之，推此精神及于一国，中国富强之道，其庶几乎。……期振其自强不息之精神，通力合作以求行务之进展。此乃以余之意见贡献同人，更望同人时时以意见贡献于本行，俾收集思广益之用，是则余之所愿也⁽¹⁵²⁾”。这种互助，是其以身作则为代价，期待率先垂范，以发挥通力合作之效用，以振奋全行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也曾勉励同人“诸君勿为堕落环境所诱惑，而一心一志，用功上进。同事中如有人堕落，或不用功上进，应劝告并勉励之。同事亲如手足，谊如家人，倘有过失，固当互相劝勉⁽¹⁵³⁾”。他的良苦用心和真挚情感，表明他的真情实意，身体力行，垂范在先，绝非空言。1937年他特意叮嘱同人“均应就其本身职位，发挥服务精神，以期同舟共济，为社会国家谋利。如是则目下环境，不独无害于商业银行，反而有助于商业银行之进展，要在吾人‘好自为之’而已⁽¹⁵⁴⁾”。抗战胜利后，他预测中国必走工业化之路，国际接触会日增。上行服务社会的路径应视本身力量所及，提倡工业以增人民富力。上行的工作范围也该由国内逐渐发展到国际，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方面应该速播下初步的种子，把握住时代的需要，使上行人成为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一面谨严持重，一面团结合作，世变虽殷，本行立命有在，前途自有无穷矣⁽¹⁵⁵⁾。”环境变了，上行服务范围要跟着发生变化，但其使命未变，精神亦不能变。此正上行特色之所在，也是陈光甫金融思想的特色所在之处。

以身作则，是陈光甫对自己和同人们的要求。在读书方面，他在管理会议上讲:“吾人欲提倡看书，又非身体力行不可，欲令各部分同人乐于读书，则各部分首领先当以身作则，否则己所不为，而令他人为之，安能有效⁽¹⁵⁶⁾。”实在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者的行动最有号召力，所谓润物细无声，意义正在于此。抗战胜利后，他在制定战后经营方针时，再次强调:“尤其上级同仁均已在行多年，必须继续以身作则，守正无私，以忠贞将事之精神，互相劝励，蔚成一种风气，则本行前途之进展，正无可限量也⁽¹⁵⁷⁾。”可见，以身作则关乎行风，若要把握机遇，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为社会服务，以稳健之经营，不断提高本行经营水准及减除谣言，继起有人，维持事业永久，必须从上级同仁开始，以身作则，形成守正无私，忠贞将事精神。上行的各级领导都该作学习的榜样，具备“譬如钱庄跑街的晓得市面状况，或办银行的晓得各种银行家所应知道的学问，如经济学、中外历史地理、法律、中外汇兑、心理学、组织法、管理学、世界政治以及各种实业常识，方可领略一切益处⁽¹⁵⁸⁾”。他提倡旅行社为银行先锋，在旅行社里则“须知总经理与招待，仅负责任上一种记号，其为旅客服务，宗旨则一，且招待与旅客接近之机会多，每天不断，即认为旅行社之先锋队亦无不可⁽¹⁵⁹⁾”。此亦他以身作则的根基所在，与行内同人齐心协力，上下一心的思想基础，故而他提及“吾人今日享受已远过于常人，莫非社会所赐予，社会待吾人既如斯之厚，吾人安可不谋所以报之之道⁽¹⁶⁰⁾”。抱着这种感恩心理，反省上行行务尚有诸多当取法他人，亟待改良，沉思静处，每日汗颜，告诫自己不可稍闻称誉，即有自满之心。自忖当努力学习，研究良法，以改进现在行务⁽¹⁶¹⁾。否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日或将成为落伍之人。如前所述，尚以读书心得的方式，鼓励同人读书，启发学习，劝励上进。以推荐新书新文章的方式，指导读书，交流心得，指点方向;又以写作或讲话等多种方式，感化带动员工，活跃思想，在全行形成学习向上的积极风气，即如《言论集》的出版，也是为“供同人观摩，奉为圭臬，并以知创业之艰，守成不易，如何身体力行，恢宏成规⁽¹⁶²⁾”。1929年1月，他创办《海光》月刊，也是“为同人沟通声气，联络感情，并刊载各种银行常识以及勉励身心、涵养德性之文字，希望阅者，一则可以修养身心，一则可以有裨实用，用意极为深远⁽¹⁶³⁾”。1932年冬，经过改革，在金融界的出版物中崭露头角。于翌年三月致股东通函中，陈氏对他办刊主旨，再作表白:“金融事业，与日俱新，本行范围，逐年扩大，但恐同人经验有余，学习不足，世变日亟，应付至难，故在昔日，已有《海光》月刊之辑，以为同人切磋观摩之资。今更延揽博学之士，从事撰述，充实篇幅。自世界经济大势，国内金融状况，本行营业方针，以至于进德修行之道，茶余酒后之潭，凡可以使同人学识见闻，日益广博，生活内容，日饶兴趣者，兼容并蓄，细大不捐，庶凡大之足以定进取之政策，谋发展之计略，小之足以增服务之精神，成良好之习惯⁽¹⁶⁴⁾。”旨在唤起行员对于上行所负使命自觉性的关注，并给每人提供精神食粮，以充实他们的头脑和饱满他们的精神，在其职位上竭尽心力。

陈氏主张事事公开、朴实节俭。从银行家、青年、古训等不同层面宣讲勤俭，既有很强的针对性，也突出了此一问题的重要性。银行家宜于讲求撙节，养成俭德，万不可提倡奢华，亟宜从根本上从思想上处处小心谨慎，务求事事朴实节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庶可力图振作，但此非他一人所能为力，尚须全体同人起而相助，乃可实行⁽¹⁶⁵⁾。勤俭不仅是作风问题，也是个思想精神状态，关乎奢华求实，以致全行的精神面貌，所以须从思想上，相互配合做起，自然不能掣肘拆台，贻误延宕行务。俭德贯穿于行务活动中，要精心研究，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1932年初，他提出:“今岁欲力图节省，即应切实研究节省之方，欲省开支，先有节省之思想，一切用具，旧者可用则用之，不必求新，并须竭力打倒老太爷、大老爷、少爷三派，老太爷为行将就木之人(年高而有办事精神者，当然除外)，少爷为不识艰难之辈，大老爷则官派十足者⁽¹⁶⁶⁾。”节俭的箴言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乃幼时奉师长之教训，而今青年俭约之良箴。他从办公文具谈起，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积少成多，虽小处亦需注意。1937年7月30日行员聚餐时，他问大家读过《朱子家训》没有后，讲述他的心得体会:“余以为‘朱子家训’中所言，颇切于今日之实用，其扼要乃就勤俭二字发挥，能勤俭即能克己，能克己即能自治，人能自治，则强毅坚决之精神，无不从自治中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寸丝寸缕，应念物力艰难⁽¹⁶⁷⁾。”谈得真是以小见大，防微杜渐，岂止简单一个“勤俭”二字，实在关系着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绝非儿戏，亦非危言耸听。

(三)人事管理

在经营管理中，人事工作至为重要。“人事，凡百事业，以人而兴，而新陈代谢，尤愿继起有人，俾可维持事业于永久⁽¹⁶⁸⁾。”在1938年的行务会议上，他深情地说:“银行之真正力量，在于人事之健全程度。本行当初，虽仅有十万元之资本，但具有健全之人员，而能奋斗前进，蔚然至于今日之地位，积二十余年之经验，益知办理银行，必以人事健全为无上要素。本行将来复兴，端在努力改进人事⁽¹⁶⁹⁾。”可不可以这样说，由于陈光甫对于上行的人事制度，包括选才、造才、储才及其管理，在我国私人商业银行中是最为关注，也是最为考究和成功的。抗战胜利前的1944年，他就及早提出:“盖一俱在于切(切磋)人事，得人则成，全赖预事训练以求得用。否则临事集乌合之众，东拼西凑，杂乱无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有时不我待之势，想高瞻远瞩，熟筹深虑，必已顾念及之，请妥谋详细办法，或作提前赶回之准备⁽¹⁷⁰⁾。”说得更形象，也更贴切些，是在1935年的行务会议上，他讲:“本行目前之准备，极为稳妥。至今后寻求准备之稳妥，三分在金钱方面，七分在人事方面⁽¹⁷¹⁾。”有钱谁都会用，原本不必托付银行，之所以托付给银行运用，就在于能有加收利息回报，随时交还委托之人，这就全靠银行经营者的尽忠职守了，所以最重要的准备是在人事方面。事关现代学知和行务经验，需要专门人才。如果有了各方面的管理人才，一样可以把事情办好，“然而我国人竟不能管理，致启外人之侵略逼迫⁽¹⁷²⁾”。抗战胜利后，上行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仍是缺乏人才。人才是事业发达的关键。“团体气运之盛衰，因素本甚复杂，主要关键，厥在人才。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当时上行尚不大缺乏做日常业务的实习技手，所缺乏的是“认识时代，适应得方之三五辈领导人才，实急急有待于培养。换言之，社会之需要，已随着时代而变新，而同人之思想与作风大都尚留滞于旧日之水准。吾人与潮流脱节，潮流必淘汰吾人。余日夜抚思而忧惶不已者，最在此点⁽¹⁷³⁾”。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上行人若不能认清形势，找准目标，吸纳有识之士参与，一心一志策划方略，培育人才，急起直追，才不致落伍，否则早晚会被潮流所淘汰。陈氏的焦虑正其责任心使然。

人事、人才，真正的力量尚在于健全的人事制度。“端在努力改进人事。”“今后之人事，第一要有守纪律、守秩序的精神，不可颓唐，纠正本身缺点，而尤须绝对不能再发生舞弊⁽¹⁷⁴⁾。”为此，他认为今后必须加紧训练，严格管理，随时令行员学习读书，亦君子爱人以德之意⁽¹⁷⁵⁾。

管理方面。须整饬纪律，考勤工作，除人事处管理签到簿等事项外，尚须各部分充分与其合作，对行员随时督察，对舞弊情事尤须严密注意。至若节省开支之最要方法，在于增加各个人之办事效率，尤须养成其刻苦自励之精神，如行中清洁事宜应由茶房等负责办理，而茶房为同人等买点心，则属无纪律之行为，必须加以整顿。本行今后之环境，不怕损失，不怕无事做，就怕无精神，少知识，少阅历，无修养。所谓多难兴邦，当此多难之秋，希望诸位打起精神，努力奋斗，建筑起一座铜墙铁壁，完成将来复兴之使命⁽¹⁷⁶⁾。略言之，严格纪律，打起精神，整饬行风，遵守秩序，司职其责，不营私越位，保证上行在艰难环境里，人人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战前的1935年，对于人事准备工作就规划了基本准备，他要求在任何时期均应做到为大圈子准备;再针对当时情势，尤须加以严密注意的具体事项，为小圈子准备。大圈子准备有三项，清正尽力，不吃倒账，防止舞弊。小圈子准备也有三项，极端镇静谨慎，节省开支，收呆账欠款。其一是清正尽心。“凡属负责人员，均应持躬清正，处处为本行尽力，不利用在本行之地位，图谋私利。”本行的长足进展，使吾人自信业已完全做到，正可引以自慰。其二是不吃倒账。对放款经手人而言，“应件件能保障其收回……吾人经营银行之最高原则，在放账而绝对不吃倒账。如吃倒账，不论已有准备如何，仍不得不认为人谋不臧(善)，而有待吾人努力⁽¹⁷⁷⁾”。发生坏账与环境不景气有关系，上行历年所积聚的营业准备足以抵偿坏账而有余，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此一端，就等于上行给倒账开口子，自动放弃经营的最高原则。所以应尽最大努力，发挥每个经办人的智慧和才干，杜塞漏洞，严防死守，确保把损失降到最低线。其三是防止舞弊。这还不只是金钱上的损失问题，关键是影响一行信誉，且非短期内所能挽回。痛定思痛，应该倍加注意，绝对防止舞弊事件的发生。其所谓处事应极端镇静，出自银行对顾客务须得其信任，不得发表不明真相不负责任的言论。外人造谣尚不足惧，所惧者乃行员不明真相，于言辞间制造谣言。因为出自行员之口，则人人刮耳而听，在此环境中，行员“不可不极端审慎，以力求避免种种引人疑虑之行为……行员在言辞态度之间，能得人信任为有效。苟行员人人应付得宜，能成为信任之泉源，藉以引起他人信任，尚何谣言之可惧”。其二是设法节省开支。人固然该好日子能过坏日子也能过，做事能进也能退，才能应付事变。要有节省开支的精神，才能到处有表现节省开支的事实。其三为努力催收呆欠款项。因为大家都知道“紧缩放款，足以减少存款”。当他人紧缩放款时我不紧缩，势必导致存款缺乏保障，他人催收放款时我不催收，又势必导致放款易无着落。所以他认为“须及早催收，藉以厚增存款之保障”。在困难当头，环境艰险之际，“尤贵有一种准备及研究精神，事事多加思索，临机应变，方能应付裕如⁽¹⁷⁸⁾”。

“银行家殊不易为，直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而尚须中得人和。”这只怕是陈氏对银行家的基本要求。观天象，则直接能观察农业收成，间接能预测市场枯荣和金融状况。知地理，则因我国各省区域不同，农工产需运输均不能不分别加以研究来制定业务方针，尤当注意市价涨跌，以便临时酌定押款折扣之标准。中和，为“各商肆之贸易情形，各个人之经济状况，以及历来之信用如何，目下之现况如何，固不能不切实调查，而对外之联络感情，应付困难，尤非深得人和不办”。所以“今日之银行家，确非具有知识，不能胜任愉快⁽¹⁷⁹⁾”。若用此三者来要求同一个人可能困难些，若能分工合作，“集诸人之所长，而合为一整个之服务，自不觉其艰难。譬如诸君各在一部分服务，各办各事，各尽各职，无错误，无延搁，则全行之事务无错误，无延搁矣。若再就各人本身事务加以研究，力图改良，策划发展，即能使本行全体营业进步⁽¹⁸⁰⁾”。此话绝非虚言，绝非书生之呆语。整合过的个体形成集体的聪明才智，发挥出群体的最大能量，确为陈氏心得体会之总结，亦其卓识之一。在读1933年中国银行上年度经营报告后，他感叹道:“从前的银行家容易做，现在的银行家不但不容易做，简直是难做。”从前的银行家只须有了常识，或者苟能循规蹈矩，小心谨慎就未必会闹出什么岔子。现在银行家则不同了，除了本身的业务外，还得对相关行务有精密的认识，甚至谈到经济、政治也都能参与讨论，或知其内情。“银行家所需要的知识，真应包罗万有⁽¹⁸¹⁾。”在行员聚餐时，他还谈及“银行家宜于讲求撙节，养成俭德，万不可提倡奢华，亟宜从根本上思想上处处小心谨慎，务求事事朴实节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庶可力图振作，但此非鄙人一人所能为力，须全体同人起而相助，乃可实行⁽¹⁸²⁾”。陈氏决心以服务为宗旨，就不能不与文化接触，他或著述为灌输知识之源，或介绍外国图书机器及各种良好办法，为策进文明之助。“故银行家除以放款辅助社会外，尚须担负介绍文化之义务⁽¹⁸³⁾。”银行家素质的必备条件，正是近现代社会对银行界领军人物的要求，也正反映了银行在社会、经济、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变化，已非简单中介人而是万能的垄断者，国民经济的枢纽。

银行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关系一行之成败。行员服务顾客，必须和颜悦色，方能博其同情，否则稍有不当，或盛气，或慢客，均可使顾客裹足不前而视本行为畏途⁽¹⁸⁴⁾。这里讲的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仅此还不够，信用才是银行的第一要义。所以“必须有健全之人才，方能日趋发展。所谓健全人才者，有五项要素:第一为忠实可靠，第二为有进步，第三为有技能，第四为能辅助本行进展，第五为能专心一志，办理银行事务。凡我同仁，如能具有此五项要素，即为本行之健全人才⁽¹⁸⁵⁾”。忠于职守是必备条件，也是上行办事的必备精神，是上行今后复兴的基础;要顺应潮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就得要求进步，自强不息，孜孜矻矻，不断进取，不甘落伍;技能是专业特长，随着潮流演进，技能也得跟上形势，掌握最先进的技能，才能占风气之先;在前三条基础上，在本职发挥应有作用，辅助上行发展定然无疑;自须专心一志，办理行务。四五条似可颠倒，恐会更加顺理成章。

在育人方面，陈氏强调上行一是要认定生存之道，上下一心，确守踏实苦干精神，几渡难关，才换得今日立足基础。抗战中商界养成的恶习正在侵蚀上行风气，不急早寻求补救，只恐三十年苦心经营的事业，二三年内就可能付诸流水。其中关键是人才，“我行目前最大之危机，即是内部人才之缺乏⁽¹⁸⁶⁾”。却又面临三大趋势(民众福利原则、计划统制政策和工业生产途径)和我国新士人(有学术修养有事业抱负之知识分子)势力形成的新形势，他指示上行，“第一步须有明眼，有胆量，自认为衰，然后始有诚意渴求所以救之振之⁽¹⁸⁷⁾”。基本原则为上行做人做事的态度三条，内设“灵魂发动处”，起撷领振衣的作用。育人计划是上行当时第一要务，应当创办一所经济学院，“仔细培育一批革新自由企业之思想家与实业家，纠正过去资本主义者之谬误，而同时以独立之地位与自动的机能，于中国未来之统制主流中，继续努力发挥其伟大与必需的作用⁽¹⁸⁸⁾”。他坚守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之路，但反对外来的压迫欺诈、掠夺和剥夺，要求独立自主，实行福利经济，支持统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追求革新自由。他在思想上与实践上的矛盾与冲突，正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状况和特点。

陈光甫1930年12月26日在天津与同人聚餐时，公开讲最近决定再增加资本二百五十万元，连原股共五百万元，所增新股，一半由原股东认购，一半分配给行员认购。“此项用意是欲行员与银行关系益为亲密，办事更能勇往直前，即本行标语所谓‘银行是我，我是银行’之意⁽¹⁸⁹⁾。”翌年在武汉与同人茶话会上，又作进一步的宣传，他讲:“使行员皆成股东，实行劳资合作，庶几团结力量益臻巩固⁽¹⁹⁰⁾。”在训练班开学致词时，讲道“抱定‘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决心”，要求大家“跟着银行为社会国家服务。……倘有不思上进，今日到了上海银行，以为是得着一个职业，可以骗饭吃，对于读书做事，抱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观念……自甘暴弃，本行是绝不容纳⁽¹⁹¹⁾”。为了体现“银行即我，我即银行”的观念，上行决定采取对行员派股制，“以达到各行员皆为股东，实行劳资合作之目的，希望双方团结之精神，愈加巩固”。使行员自己“处于股东地位，庶几人人均有银行是我的观念，我在银行服务，即是为我自己服务和社会服务，达到合作之目的，以尽力辅助国内工商，发展国际贸易⁽¹⁹²⁾”。在制定抗战胜利后的经营方针时，陈氏提出:“今后欲求本行业务之进展，必以充实人事训练人员为第一要务。凡我同仁之生活，本行必须予以适宜保障，同仁之福利，即为本行之福利。凡属本行之业务，同仁必须尽其最大努力，本行之前途，亦为同仁之前途。务使大我小我化为一体，庶几为公为私，均有裨益⁽¹⁹³⁾。”试将上行与行员、大家与小家、大我与小我捆在一处，化为一体，以实现上行最优化银行的人事组合，着实难得而可爱。其劳资合作，行员股东，不过是他实现此一理想的具体手段、不同步骤而已。

至若育才、调研等具体思想，在此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