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商品价值量

一、劳动价值论

丘濬在货币学说里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劳动价值观点的朴素阐发。他在讨论纸币流通时，认为纸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一张面额千钱，工本费不过三、五钱的纸币却可与值千钱的商品相交换，很不合理。它事关劳动价值学说，即“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值)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似乎他已经意识到用来交换的商品都须是人类劳动的生产物。由于生长在天地间的物必须投入“人力”，才能成为有用之物。反过来讲也可以理解为“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未资以人力不能成其用”。是说凡未投入人力的自然物就算不得是有用之物。他所谓有用之物，当指商品;所谓人力，即系人类劳动，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商品的价值;所谓有用，即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之似可理解为凡是商品必须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即未付出人类劳动，不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物，不包含人类劳动就不能成其为商品。此说一成立，这一认识就相当高明了。道出了未被前人道破的真谛，标志着人类价值学说的认识到我国明代中期，已经步入劳动价值史观的崭新阶段的滥觞。此其一。

二是商品价格的高低决定于它所包含的人类劳动量的大小，这一劳动量的大小则完全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及其复杂程度。物的实体有大小精粗之别，在它们身上所耗费的功夫有深有浅之别，它们的价钱自有多有少之不同。如果一物值千钱，势必大即精，绝非一日之功所能制成。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商品价格是由消耗在劳动生产物上的功力深浅，劳动时间长短所决定的。进而可以认为货币与商品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就是因为它们都是有用之物，都耗费了人力，其人力大小则完全取决于时间长短和功力的浅深。这与我国自古以来以供求数量和货币数量的变化来解释市场价格变化的观点大相径庭，简直就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战国时代孟轲曾触及类似问题，却没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孟轲在与许行门徒陈相辩论时指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xǐ，五倍)，或相什佰，或相千万⁽³⁴⁾”。是说商品价格的高低不是由商品体自身确定的，这相距五倍、十倍、百倍、千倍乃至万倍的价差，显然是在同质基础上存在的量上的差别，而非质上的差别，只能是不同使用价值间交换价值或价格间的差别，而绝不可能是使用价值间的差别。这里的“情”是“实”的意思，“实”又和“名”(形式)相对称，故孟轲把商品价格看作是一种“名”，由商品内在的“实”来决定，这似乎已经触及商品价值问题。但他不可能解开这“实”与“情”的谜，不可能解开它们所包含的内在实体是什么。丘濬则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时间长短，“功力之浅深”，即劳动量的大小进行比较衡量的人类劳动(“人力”)来解释。在认识科学价值理论的道路上他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与国外比较，这一认识绝不逊色。

当然这一认识仍很幼稚，还不可能分清这个人力是怎样的人力，还不可能区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不同，不可能认识是具体劳动形成可以直观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则形成商品的价值。他还不可能认识决定劳动时间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社会条件和社会平均熟练程度、劳动强度下生产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他还不可能区分劳动的两重性，不可能区分价格、价值和交换价值等相关概念，更不必说进行科学的概括，且运用这一崭新的理论观点去分析认识其他经济学命题。但他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货币学说史里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在世界经济学说史里也遥居领先位置，较威廉·配第早了1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