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贱金玉”及“倍称之息”

二、晁错论“贱金玉”及“倍称之息”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南)人。西汉前期杰出的政治理论家，著名的《尚书》传人。汉文帝时号称智囊，历任太常掌故、太子舍人、太子家令、中大夫等职，景帝时任内史，幸倾九卿，升任御史大夫(相当副丞相)。因推行削藩，遭到诸侯王及权贵功臣如窦婴、陶青、袁盎等人忌恨，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之乱，打出“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帜，身着朝服，被斩于东市。著作三十篇，散失，现集有《晁错著作》。

晁错是汉初著名的货币名目论者。中国货币名目论的产生只较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晚100多年，但论述要深入，观点要明确得多，与古罗马法学家相比较则早出了三四百年。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他的名篇《论贵粟疏》把重农抑商理论发展为“贵五谷而贱金玉”，认为珠玉金银不必都是货币，但货币必定是金银。“贵五谷而贱金玉”是说英明的君王应该重视粮食生产而轻视货币财宝，因为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无用之物，然而受到人们重视，完全是君王使用的缘故。似乎连它自身的使用价值都给否定了，即珠玉金银未必有使用价值，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其实，他的本意是说珠玉金银不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不像粟米布帛那样能够保障人们免受饥寒之苦，相对而言自然是无用的了(“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¹⁹⁾。因而他区分有用无用的标准就被限定在能否充饥御寒的狭小范围内。贾山所说的“无用之物”，与《管子·国蓄》所说“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都是被限定在这个特定的狭隘范畴内。

用今天的话来说，珠玉金银既然是无用之物，人们宝贵它只在于上用之故;既然它的价值是君王创造的，与它自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无关，如果君王不再用它，也就无所谓价值可言。君王之所以宝用它们，似乎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并非缘于珠玉金银本身的价值，“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法律只是事实上的公认⁽²⁰⁾”。

产生这种思想的根由，在于晁错经济思想的核心是“重农贵粟”。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独特地位和重大作用，粮食生产对于统治天下用处最大，是治理国家政务的根本(“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因为“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饥寒至身，不顾廉耻”。“民贫，则奸邪生”。倘若如此，慈母将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王将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家与国均将面临饥寒的威胁，则家将不成其为家，国将不成其为国。而且明君英王不使百姓忍饥挨饿，并非他们亲自种粮织布，只是必须为百姓“开资财之道”，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粟米布帛的供给。否则百姓会像鸟兽一样，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刑酷法的防范也将制止不住他们为非作歹，只有“务民于农桑”，才能丰衣足食，安定人心，巩固政权。不管他的主观意识怎样认为，客观上反映出这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本思想，是中国古代西汉重农学派的代表性言论。

晁错还分析了人们所以宝贵珠玉金银，就在于它们具有体小价高，易于保存，便于携带的特点，有了它们周游海内而无饥寒之忧患，足见晁错对于金银最适合充当币材的物质属性是把握住了。

晁错意识到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握有货币就等于把握了任何其他一切商品，持有珠玉金银“可周海内亡饥寒之患”，可以诱使臣子背弃主人，百姓背离家乡，盗贼受到鼓励，亡命之徒可随身携带的细软财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则是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货币具有同一的使用价值。然而他又将货币的一般使用价值与其特殊使用价值对立起来，从而将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对立起来，作出狭隘、简单、片面的结论。

他过分强调货币的消极作用，而未充分肯定货币的积极作用，对于货币作用的认识至为片面。认为货币会使君臣背离，百姓流离，人们背本趋利，大批农业劳动力流失，盗贼受到鼓励，外逃者获得携带轻便的资财，社会秩序紊乱，百姓不得安宁。总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百姓到君臣，货币只会使人们“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真是太危险了。唯独“贵五谷贱金玉”才有出路，才会“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归农，恋土惜迁，定居下来。这种趋之若鹜的社会现象反映出西汉初年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它不甘寂寞，向自然经济挑战。这是晁错和司马迁都认识到的，所不同的是，史学家司马迁对此作了真实的记述，政治家晁错则从维系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诋毁、想方设法削弱货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的威胁和破坏。这种理论观点作为制定地主阶级政策的依据该说是有意义的，可作为一种理论认识则是保守的。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小生产者、自耕农的经济基础非常脆弱，他们资金短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有限，抵御不住天灾人祸、婚丧嫁娶等意外事故或灾害的干扰和破坏，他们“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和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于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生产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就会堕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们就永远不能翻身。据蒙文通考证，西汉时的货币税赋比实物田租重得多⁽²¹⁾，就是说货币税重，实物田租轻，而广大小农筹措货币税并非易事，若遇到自然灾害，或赋敛不时，农民只有求助于高利贷，落入高利贷之手，终不免“卖田宅，鬻子孙”，流亡他乡。这样的环境条件给高利贷的兴盛培植了优良的土壤，除一批专职的子钱家，还有各种豪富兼营的，其中就有官吏。如汉宣帝刘询时的韩延寿，在东郡“放散官钱千余万”。又“萧望之在冯诩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²²⁾”。武帝时的宁成“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设使数千家⁽²³⁾”。王侯也有放贷的，旁光侯刘殷，元鼎元年(前116)坐贷子钱不占租，放贷取息过律，被免去侯爵⁽²⁴⁾。富商大贾放贷，则如曹邴氏、罗裒等，以雄厚的资本兼营高利贷，他们或“贳贷行贾遍郡国”，或“赊贷郡国，人莫敢负”。这些“子贷金钱千贯……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本钱有千贯与拥有千乘的达官贵人可一比高下，大致不过如此。不啻社会再生产将受到阻滞，就连基本生活水平也难以为继。古代社会的基本劳动者遭受威胁和迫害，新生的刘汉政权将面临巨大威胁;新的生产方式精疲力竭，虚弱不堪，“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它“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²⁵⁾”。作为有远见、有作为、有抱负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晁错从本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对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恣肆迅速发展，只感到寝食不安，“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从农本立场出发，必须予以揭露和斥责。

他剖析了广大农民落入高利贷罗网而无力自救的社会经济原因，以为:“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嬴(积奇赚钱)……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²⁶⁾”。可细分析为:其一是收入有限，家庭负担过重。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耕种100亩地，收获不过百石。据《汉书·食货志》载，一石相当于一个农民20天的口粮，依此推算，百石只够五个半人吃一年，加之送往迎来，吊祭死者，看望病人，供养老人，抚养子女等项支出，不会有什么结余，搞得不好还会出现亏空。其二是赋税苛重。农户每年要砍伐木柴，替官府办事出公差，加之官府横征暴敛，不时征收苛捐杂税，巧生名目，朝令夕改，没个常规，谁也没办法事先筹划安排，掌握控制。其三是水旱灾害，当时大体是靠天吃饭，只有祈盼风调雨顺。所以一俟缴纳赋税，有东西可卖的只能是半价出售，没东西出售的不得不举借“倍息”的债务，于是出卖田宅、子孙还债的事情时有发生。这里一、三两条是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生产从货币资金和技术上讲，尚难以抵御任何意外事件的冲击，第二条则是由于官府剥削的残酷所致。他提出现有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已富贵了;尊重农民，农民却已贫穷。世俗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贱的;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即“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晁错由此得出结论，重农贵粟，首先要从政治上打击地方分裂势力，再在经济上实行重本抑商政策，因之招致吴王刘濞为代表的诸王的仇恨，与之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晁错这种对于社会经济现象采取现实批判的精神和作法是值得肯定的，其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和实施措施，尚可深入研讨。

我国古代高利贷利息率较之国外高出许多，负债后小生产者很难摆脱高利贷的控制。晁错对于高利贷资本的残酷搜刮掠夺，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处境作了真实描述。成书于汉代的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也曾涉及当时高利贷的利息率，是“贷人千钱，月息三千”，即年息三分六厘，为当时通行利率和罗马法定最高利率的三至六倍(通行利率六厘，银根紧时八厘，风险特别大时一分二厘)。这不仅是作者对新生的以农为本的刘氏帝国政权的巩固的无限焦虑，而且是对高利贷剥削的无情鞭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