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奠基者

张公权：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奠基者

贺水金

在外资银行登陆中国50余年后，1897年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姗姗而来。但经过一大批富有现代化眼光、才智卓越的中国金融界精英的惨淡经营、开拓创新，中国新式银行业，这个晚来者，终于在中国传统金融业——钱庄和外资银行分霸天下中挤占一席之地，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外资银行、华商银行、钱庄三足鼎立的格局。而这批金融精英的领袖就是张公权。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所言，一国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关键人物的作用，如沙赫特之于德国独立的中央银行之建立，被誉为“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米尔顿”的本杰明·斯特朗对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贡献；一代金融巨子张公权，在推动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与成就，比之于同时代的沙赫特、斯特朗也毫不逊色。

一、结缘中国银行，英雄获用武之地

张公权，名嘉璈，1889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祖籍宝山。14岁考入广方言馆，18岁得人资助负笈东渡，在庆应大学师从著名银行学家堀江归一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深得梁的赏识，其后来事业之起步及在金融界地位的奠定与梁启超大力扶持、提携密不可分。因留学费用不继，被迫在毕业前一年1909年回国。但是这段留学生涯不仅让他接受了系统的现代银行货币学专业训练，更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他后来主持中国银行并领导中国银行业逐步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公权回国后曾分别在《国民公报》、《交通官报》担任编辑和总编辑，并从事过一段短暂的政治活动。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汤睿对他早有延揽之意，1913年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项馨调任总行副总裁，原副经理宋汉章升任经理，空出副经理职位，经汤推荐由张公权担任。英雄需要用武之地，中国银行这个舞台给张公权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自此至1935年中国银行经第二次改组后被迫离开，他在中国银行工作23年，先后担任过上海分行副经理，总行副总裁、总经理等职。在这23年中，不仅中国银行本身的制度建设，而且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建设都留下了张公权深深的足迹。在此期间，中国的银行业在中国银行的领导下，借鉴国际同行的成功经验，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通过全面改革和制度建设，在内挣脱政府控制，在外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终于赢得了中国银行业经营的较理想的生态环境，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影响中国政治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23年成为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黄金时代的缔造与张公权对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倡导、领导及推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二、拒绝停兑令，提升中国银行纸币信用

中国银行的前身——户部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1905年8月成立于北京，额定资本库平银400万两，分为4万股，每股100两，户部认购2万股，其余2万股由民间认购；可以铸造货币、发行纸币和公债。1908年2月改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同时添招股本600万两，股本总额增加到1000万两，政府认购半数，商股500万两于1910年缴足。至1911年在全国各省会与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35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一家银行。辛亥革命后经孙中山批准，改名为中国银行，于1912年2月5日正式成立，并继续行使中央银行权利。但这一中央银行权利是残缺的：作为政府的银行，与它同时代理部分国库的有交通银行；作为发行银行，在1935年前共有20余家银行享有发钞权，还不包括省银行和外资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则当时根本没有其他银行向其缴存准备金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国最大的银行提携其他商业银行，扶持工商业发展，甚至在社会出现流动性危机时充当最后贷款人等作用，即便在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它调整业务方向成为外汇银行后，依然担当着中国银行业领袖的角色。

1935年11月4日法币改革前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各银行发行的纸币被称为银行券，一般都印有凭票付给现洋的字样，持券人可以随时要求银行十足兑换为现银，因此银本位制下的银行券是兑换券，其发行不能无限制扩张，受制于现银兑换的外在硬约束。如果政府强令停止兑现，则无疑是自毁信用，而政府也必将随之垮台。

中国银行作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自然免不了为财政赤字融资之职。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其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中国银行以及另一家国家银行交通银行垫款解决，截至1915年，中国银行垫款1 204万元，交通银行因总办梁士诒兼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更把交通银行作为政府的外库，垫款数额更巨，达4 750万元。这些财政垫款在两行多转化为发行，于是两行的银行券发行直线上升，中国银行发行由1913年底的502万元激增至1915年底的3 844万元，交通银行银行券发行也从1914年的893万元增至1915年的3 729万元。交行为政府垫款数额竟超过发行额，占当时交行全部放款的94%，相当于存款的72%。无休止的财政垫款严重削弱了两行的实力，影响了其银行券的社会信用。1916年初，社会上对两行的银行券已出现信心动摇，加上谣言四起，人心浮动。4月底又盛传政府将发行不兑现纸币的消息。北京、天津的中国、交通银行出现挤兑。于是，袁世凯政府向中、交两行下达了停兑令。1916年5月11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收到由总处转来的停兑令，主要内容如下：“近因国家多故，民生益蹙，言念及此，实切隐忧。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亟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低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1]张公权在后来的“自述”中说：“我与宋经理汉章接读电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2]他与宋汉章进行了紧急磋商，毅然决定拒绝接受北京政府停兑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照常兑现、付存。

但抗拒停兑，无疑宣布公然与政府作对，不能只逞匹夫之勇，而必须做周密的部署，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实力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能不能应对挤兑。张公权、宋汉章经过核算，认为当时上海分行库存现银准备约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银行券与活期存款数额的60%以上，足敷数日兑现付存之需，应可度过挤兑及提存风潮。即使不敷兑现与提存，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因此张公权十分自信又很坚决地说：“纵令竭其所有而仍属不敷，亦必能邀民众谅解，明了经理人员维持信用，负责到底之苦心。”^[3]但为以防万一，由宋汉章往访汇丰、德华两外资银行经理，拟以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受押的地产道契等作为担保，商借透支。同日下午，各外资银行开会一致赞成协助上海中行，并经电北京公使团征询意见，得到同意，汇丰等10家外商银行共允透支200万元，后因兑现风潮不久平息，此款并未动用。

其次，要有效制止北京政府以违抗命令为由将二人免职，勒令其离行，否则会使拒绝停兑令的计划胎死腹中，或行动中途而废。于是由宋往访上海会审公堂法官，征询如何能够保证现任经、副理有数日时间留行继续工作的办法。法官认为中行利害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等，向公堂控诉经、副理有损害彼等权益的行为，要求法庭阻止，即可成立诉讼，在诉讼未判决期间，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理、副经理。当天下午，张公权分别拜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商得他们的同意，由李、蒋、陈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

同时考虑到袁世凯政府怀恨在心，势必设计摧毁反对停兑的计划，不得不藉商股股东为后盾，以相抵制。张又往访张季直（謇），说明组织股东联合会维持中国银行之用意。股东联合会随即成立，公举张謇为会长、叶揆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在报纸刊登公告：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聘请英籍律师古柏及日籍律师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并具函转托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张两人，要求他们仍旧主持分行业务，照常营业，不得违背股东会的意旨。

在对外方面安排妥当后，晚上宋、张又赶赴行内抓紧布置，以应付翌日上午的挤兑。5月12日，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公布。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因库存空虚，已决定遵照北洋政府命令停兑现银、停付存款。于是挤兑狂潮集中冲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据张公权后来描述：5月12日早晨8时，他从寓所赴行办公，在离开行址有三条马路处，已看见挤满了人，勉强挤到银行门口，挤兑者不下2 000余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而手中所持者不过几张一元、五元钞票，或一张两三百元的存折^[4]。

5月13日，挤兑者仍然人潮汹涌。

5月14日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公权等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这等于向公众传递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现银充足，不怕挤兑，于是人心渐趋安定，兑换者减为400余人。

5月15日星期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宣布特别开门，营业半天，兑换者再减为100余人。一场挤兑风波安然度过，至5月19日始告完全平息。鉴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袁世凯政府为挽回人心，延至6月1日才发表了一个措词含糊、无补实际的通告，停兑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挤兑风潮一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声誉立即大大提高。工商界和存户对它的信任倍增，存款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民众迷信外资银行的心理，大大提升了中国银行兑换券的信用，诚如当时报纸所言：“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均可少安毋躁矣。”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行的钞票在长江流域迅速得到推广使用，并远达四川等地，业务新局面由此打开。以后张公权又主张上海中国银行与领用中国银行券的商业银行、钱庄（简称领券行庄）自动签订检查发行准备的协议，在同行中率先实行准备金公开检查制度并登报公告，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银行兑换券在社会上的信誉。1928年又在此基础，组成上海中国银行发行准备检查委员会，其中上海总商会代表2人、上海银行公会代表2人、上海钱业公会代表2人、领券行庄代表2人、中行董监事会代表3人，并订《规则》9条，规定中行发行兑换券须备足现金6成、保证准备4成，自1928年5月起，每月检查一次，检查结果登报公布。现金准备包括银元、生金银、庄票、外国现货币和存在国外的外国货币单据，保证准备包括有价证券、房地产契据、进出口押汇票据、商业票据和妥实抵押品。发行准备公开是中国货币发行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这一制度，中国银行的钞票更加得到了社会的信赖，在历次金融风潮中，中行的钞票因此信用弥坚。继中国银行之后，交通银行及其他发行银行也纷纷采用这一制度，对于提升华资银行纸币信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随着华资银行兑换券信用的提高和发行的不断扩大，外资银行纸币日趋减少，最后至无足轻重的程度。

经过抗拒停兑令事件，张公权和宋汉章声名鹊起，中外报纸纷纷报道，赞赏有加，称他们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张公权的才情、职业银行家素质及政治家的谋略和胆识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为世人所景仰，随着他在中国银行地位与职位的不断提高，其个人风格和人格魅力必将给中国银行以及中国的银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修改则例，招募商股，追求中国银行的独立性

1917年段祺瑞组织新内阁，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梁十分赏识张公权在上海中行抗拒停兑令中的表现，极力引荐他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起初张公权对于要不要接受任命尚存犹豫，认为自己“性情不宜应付政治”，更主要的是担心“总裁时时更动，副总裁势必随同进退。若不能久于其位，何能有所成就？”因此去电恳辞。但梁启超竭力敦促，并答应他暂时保留沪行副经理职务，可随时往来南北，处理行务。张到职后，经认真考虑，认为要挽回中行信用，奠定中行基础，必须做到三点：一是招募商股，成立强有力的股东会，以此为后盾，使总裁与副总裁能久于其位，因此必须修改则例；二是整理中行所发京钞；三是设法限制对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三者如能一一做到，则行基自固，业务不难发展。梁启超表示同意。上述三点的核心是修改则例，所谓纲举则目张。张公权建议财政部聘请其日本庆应大学业师、银行学权威堀江归一博士来华讲学，为修改则例大造舆论。

中国银行最早的则例是由吴鼎昌主持制订的，经大总统批准后由财政部于1913年4月15日公布，称“民二则例”。该则例明确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银洋6 000万元，官商股各占一半；但同时规定中国银行须受财政部和财政总长的严格监督和管理，正副总裁由政府任命。由于政局动荡，财政总长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正副总裁不得不随财政总长共进退，从1912年1月至1916年底短短的5年中，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的有12人之多，任职时间最短的仅4月，最长的也不过1年。中行高层频繁变动，不仅使很多有才华、有抱负者，难以有所作为，也十分不利于银行持久稳定地发展。因此张公权到任后即着手修改则例。

经修订后，新则例于1917年11月22日以大总统令正式公布，又称“民六则例”。新则例集中体现了张公权的两点精神：第一，把总裁、副总裁的产生由政府任命改为必须由董事会选举，使他们不受政潮波荡，能“久于其位”。民六新则例规定，官商股合计收足1 000万元就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不分官股、商股，均由股东会选出担任；政府只能从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1人，任期4年。这样，尽管表面上总裁、副总裁仍由政府任命，实际上真正的决定权已转移到股东，特别是一部分大股东手中，确认股东总会为银行最高机关，这就保障了总裁、副总裁不致因政局变化而不断地更换。1918年2月17日，中行根据新则例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张公权为董事。2月24日，由政府简派他为副总裁。从此时起到1928年11月止，张公权一直担任副总裁，加上前一年，长达11年之久，终于实现了他“久于其位”的愿望。这11年给了他较充分的时间来推行银行改革和改善经营管理，从而将中国银行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第二，招募商股，扩大商股股权，尽快使股本商股化。张公权在修改则例时，为增加商股在中行的势力和发言权，明确官商股份不作严格划分，政府的股份可以随时售予人民，为商股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尽早成立股东总会，新则例将成立股东会的最低额，从原来官商股金3 000万元减为1 000万元。在这1 000万元中，政府可以参酌财政情况，量力入股。这些规定表面上是照顾财政困难，实则为商股扩张势力准备条件。民六新则例这些有利于商股的规定，如无梁启超和冯国璋的支持是不大可能如此顺利地核准公布的。梁启超任财长不过半年，但他对张公权修订则例、增加商股在股东总会中力量等予以全力支持，并语多赞赏。

由于财政困难，北洋政府先后通过抽资、变卖、抵押，至1923年官股仅剩5万元，而商股通过三次招募，至1922年收足1 971.02万元，占股本总额的99.75%，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北洋政府垮台。由于商股占绝对高的比例，中国银行得以完全贯彻商业化精神，其历届董、监事人选，也本着张公权的主张，网罗国内银行界、海外华侨银行界“著有声誉，且具近代化眼光者”及工商界重要分子充任。

通过修改则例、招募商股，中国银行终于挣脱政府的控制。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把中国银行办成一家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银行一直是张公权奋斗的目标。他曾专门撰文，认为中国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过去过于紧密，几同部属，应该稍稍分离。在他的领导下，经过种种努力，中国银行终于获得可贵的独立性，自此中国银行业务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1928年张公权不无自豪地说：“自拒抗袁世凯停兑命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惟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与海关、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相抗衡。”^[5]

南京政府成立后，曾有以历史悠久、信誉卓著、在北洋政府时期充当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的打算。为此，宋子文找张公权商量，想将中国银行改名为中央银行，政府股份多于商股。张认为，中国银行的名字已深入人心，一旦改名，必然减弱人民对它的信任，中国银行的基础也必将被摧毁殆尽，至于政府股份超过商股，则与中国银行10余年来追求银行独立发展的主旨不相符合，因此婉言拒绝，但表示政府如果需要筹集现金作为创办中央银行的股本，中国银行愿尽全力，并将调整业务方向，避免与中央银行竞争；如政府能将中国银行垫借给历届政府的款项归还，中国银行愿意放弃发行权，使中央银行早日统一发行权。宋子文接受了张公权的意见，另外成立中央银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由于政府一时无力归还旧欠，保留了中国银行的发行权。中国银行放弃成为中央银行，摆脱财政性任务，使张公权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今中央银行已经成立，则中央与地方政府之财政收支，可由该行为之调拨，而中国银行过去十七年所受军阀勒索之苦恼，与政府垫款之纠缠，幸获解除，自可集中心力于社会金融之服务与国民经济之改进”^[6]。

四、重塑公债信用，努力为中国财政树立一大信用工具

1.张公权首次提出整理公债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连年赤字，不得不恃债度日，从民国成立到1920年，共发行公债3.99亿元。由于大部分公债没有落实还本付息基金，经常愆期不还，如民国五年（1916年）六厘公债还本误期长达5年，因此公债信用十分低落，债券市价一般起落于2～4折之间，六厘公债竟跌至1.5折。

张公权升任中行副总裁后，在整理不兑现京钞时，深以筹措不到资金为苦，因而想到了发行公债。但要发新债必须从整理旧债、重塑债信开始。于是他积极建议政府从速整理公债。整理公债最主要的是落实还本付息资金来源，并保证该资金专款专用，不会被政府挪作他用。张公权经过通盘考虑，提出了一个十分翔实又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整理方案：一是要求政府指定财源作为还债基金，由各银行组织债权团，代表持票人管理还债基金；由一位与国内政治关系较少的人，如总税务司负责公债的还本付息事宜。二是将无确定还本付息基金的公债统一筹划，保障所有公债都能还本付息。三是对低价发售及市价一跌再跌的公债确定适当折扣和还本时间，提早抽签还本。四是将发行额为数不多的公债酌定折扣，立即偿还。五是从收入来源可靠，又由洋人征收的关盐税中划出一部分作为还债基金，交总税务司转银行专款存储，如基金偶有不敷时，中国银行将设法协助解决。

上述方案经银行公会同意，上报财政总长周自齐，得到全部采纳，呈报大总统后于1921年3月3日核准施行。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债整理在张公权的积极倡导和筹划下得以成功实施。根据承诺，每当总税务司拨转的公债基金户不敷周转时，中国银行无不垫款接济，保证按期还本付息，由此在北洋政府时期一度被毁的公债信用重新得到恢复，购买者日益增多，价格随之步步上涨，由整理前起落于2～4折之间，至1926年，除九六公债外，其余的债券价格均在八九折以上。经此整理，公债再次成为政府筹措军政费用的主要来源。从1921年到1926年6月止，北洋政府又发行了2.39亿元公债，其间，除1922年、1927年曾展缓还本外，一般都如期偿付。

2.张公权协助南京政府树立公债信用，使之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财政

工具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南北尚处于对峙之中，张公权作为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副总裁不便出面，更多的是在幕后指挥。早在1926年12月，武汉国民政府准备发行公债，张公权就与陈光甫、李铭、王子鸿（中国银行汉行经理）、沈季宣（大陆银行汉行经理）等密商准备予以支持，并议定了办法，后因武汉政府很快失败而未及发行，但其基本精神几乎在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内债即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中得到了全部体现。

1927年5月1日，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正式发行。鉴于以往由于公债基金保管无方，被政府随意挪用，从而影响债信，损及债权人利益的教训，因此特制定江海关二五附税基金保管条例，该条例规定江海关二五附税全部收入，由财委会通知各征收机关，自指定之日起，应逐日全部拨交基金保管委员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由财委会会同中央特派员、银钱两业与商会等推举代表组成，共14人，其中中央特派3人、财委会2人、上海银行公会2人、上海钱业公会2人、上海商业联合会2人、上海三商会各1人，设常务委员5人。基金收入及国库券本息支出情况，每月结算一次，陈报财委会，并登报公布。不难看出，这一基金保管条例，几乎是1921年张公权第一次公债整理案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基金保管人由以前的总税务司改为上海金融界、商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也是1926年12月张公权他们密商支持武汉政府公债政策议定的办法之一，即收回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保管内外债基金大权。而1927年安格联被政府罢免，去职前他擅自将原来用于偿还内债本息的40余万元关税款项，汇至伦敦汇丰银行，作为中国政府欠付德发债券的保证存款，致使内债还本付息延期，公债市价暴跌。此事的发生更强化了上海金融界要求新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必须由国人组织的独立机构来执行的思想。这一保管办法能使政府、人民双方得益。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既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又为南京政府内债债信的树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间接地为政府解决财政困境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得到公众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因此，南京政府以后发行的历次公债、库券，除个别外，还债基金都交由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1932年公债经过第二次整理后，该会改名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第一次债券发行成功是南京政府树立内债债信的开始，在财委会及江海关二五库券保管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债券基金确实，保管稳妥，还本付息按期，逐渐解除了民众对新政府发行的公债债信的疑虑。随着南京政府中央权威的逐渐树立和政权的日益巩固，投资于公债的人数越来越多，公债遂成为南京政府的一大财政工具，是抗战前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从1927年5月1日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开始到1936年，南京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7]，比北洋政府时期的发行数多3.2倍。仅1927年5月1日至1928年就发行了6笔共1.45元^[8]。截至1931年底，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总数已达10.58亿元之巨，几乎是北洋政府16年发行总额的一倍^[9]。如此巨额的债券除了少数是直接募集，大多数都由上海的银行承购或抵押，碰到债市低落，银行还协助中央银行购入公债，维持市面。

金融界还因以下原因而持有债券：其一，发行兑换券保证准备；其二，银行抵押放款。除了被动地持有债券外，20世纪30年代，上海金融界还积极主动地投资政府债券。金融界踊跃投资债券，其原因不外以下几方面：（1）政府债券折扣大、利息高。大利所在，趋之若鹜。（2）内忧外患相继而来，农村破产，内地富人或迁居通商大埠，或不愿投资农村，于是，内地资金大量流向都市，都市资金集中于银行。城市工商业衰敝，银行资金苦无安全有效的运用途径。（3）投资债券，便于变现。

金融界主动或被动投资债券的结果是南京政府所发行的债券实际上绝大部分掌握在金融界手中。据统计，1931年底，未偿还的债券本金有7亿多，其中银行发行准备占2亿多，个人与团体持有4亿多，外国人手中约6 000万～7 000万元。而个人与团体所持有的债券一部分也已抵押于银行、钱庄^[10]。大量政府债券集中于金融界的结果是金融界被牵着必须支持南京政府，而其自身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3.张公权积极建议并推动第二次整理公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公债市价暴跌，6天内，上海5种主要债券的平均市价猛跌至票面的60%以下，较1931年9月1日价格跌去24.2%^[11]。之后一路下跌，至12月23日蒋介石下野达到最低点，仅为9月1日价格的一半。债市暴跌，对金融业的冲击很大，银行发行准备、债券投资和债券抵押品均受到影响，资产严重缩水，据估计，其间上海金融界的损失达几亿元之巨。公债惨跌，供多需少，一向被视为流动性最好的资产顿成呆滞，金融形势日趋紧张，银根紧缩，银拆飞涨。由于发钞银行40%的保证准备中大部分为债券，债市暴跌，导致准备金不足，动摇银行券信用，存户纷纷要求提现和将钞票兑换为白银，影响所及，两家资力薄弱的银行倒闭。

而政府由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税收短绌，更兼30年代内债偿付进入高峰期，债务负担日益增重，因此不但没有出面维持公债市场，反而时有停付债务本息或挪用内债基金作政府开支之议，更陷公债市场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人心恐慌，全市停业。证券交易所停止公债交易，债市遂失流通。为了稳定金融，保护银行和持票人利益，同时恢复公债的流动性能，作为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再次建议政府及早确定一个公债还本付息的整理办法，以安定人心、稳固债信。通过与公债基金委员会主席、中行董事长李铭商议，他提出减息展本的方案，具体内容如下：（1）所拨基金不得少于原拨本息之半数，即每月860万元，至本息还清之日为止。（2）公债库券本金一律先付半数，将还本期限延长，库券利息减为月息五厘，公债统改为年息六厘。（3）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称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债券以旧换新工作。所有应付基金应由总税务司尽先照数直拨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该会全权管理，如有不足，由政府指定一种中央税收，按数补足。（4）这次减息展本之后，无论政府财政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和变更这次所定办法。（5）政府应彻底整理财政，完全公开，吸收各团体参加财政委员会，在收入范围内确定支出概算，并不再为内战及政费向各银行和商业团体举债。这一方案得到持票人会、市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一致同意，由持票人会发表宣言，提出上述各点，表明持票人为国难而甘愿牺牲。

李铭、张公权将整理公债办法向复职后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作了说明，获得谅解。行政院于1932年2月24日议决通过，当日政府即发布命令实行，并表示：“……此系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为定案。以后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不得将前项基金稍有动摇，并不得再有变更，以示大信。”^[12]这一点也是张公权坚决主张的，他说：“良以公债一经整理，债信已大见降低。我于民国十年协助北京政府整理公债一次，今又协助国民政府作第二次之整理，若再有第三次整理，则国信荡然矣。”

这次公债整理是金融界与政府的一次“正和”博弈，获得了双赢的局面。减息展期后，政府每月偿付的公债本息数减少了一半，财政困境得以稍纾；金融界和持票人也避免了所可能遭受的更大损失。5月1日公债恢复交易，债市稳定，各项债券价格均较停市前有所回升，债券买卖重趋活跃。

1935年张公权被迫离开中国银行时曾不无欣慰地说：“所幸为国家已树立两大财政金融工具之信用：一为公债，二为纸币。”但就在他讲这话后不久，1936年政府竟自毁信用，又一次整理公债，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调换以前33种债券，并将还本期限分别延长至12～24年不等。在这之前，张公权与上海的金融界领袖、市商会等纷纷电请政府改变再度改弦易辙的拟议，以维持债信而安人心^[13]。但政府仍一意孤行。经多次整理，公债债信已荡然无存，从此政府已无法再运用公债这一有效的财政工具，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政府十分需要发行公债来募集抗战经费时，应募者寥寥，政府只好饮鸩止渴，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国民党政权也很快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五、倡设银钱业联合准备库，充当最后贷款人

作为迟来者，历史赋予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领袖必须在干中学，边实践边摸索创新，许多重要的现代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运用常常借助于某些特殊的事件而得到催生。银钱联合准备库的设立就是其中的一例。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为稳定金融，张公权除了协助政府对公债进行第二次整理外，还就同业如何团结合作，共度难关，防止金融恐慌而殚精竭虑。沪战爆发后第二天上午，上海市商会议决，即日起一律停市3天，银钱业也宣告停业。各业原定2月1日复业，嗣以战事扩大，交通阻滞，秩序不安，市商会又通告停业无限展期，银钱两业联席会议决定照办。而张公权认为，银行作为受信机关，停业越久，存款人与持券人疑虑越甚，一旦开门，很容易引发挤兑风潮，且2月5日为农历除夕，民众对现洋需要更殷，因此积极倡导尽快筹划复业。但少数银行因顾虑本身实力不足，宁愿延长停业日期。张公权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虽然经常兵行险招，但胆大心细一向是他的做事风格。他认为迅速复业，必须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中行的实力必须足可协助同业；第二，必须有一个同业互助办法。为此，他先对市场进行了试探，在各兑换店酌量存放银元，让它们代为收兑钞票，经2月1日、2日两天，中行所兑钞票仅7万余元，他心中便有了底，知道人民对中行钞票信心未减。于是，张公权先与各大商业银行密商，得到同意后，再与其他中小银行疏通，缩短停业日期，尽量在阴历年关前复业，并大胆向同业表示，如果复业后发生困难，中国银行愿意全力协助。

在准备复业的同时，张公权与银钱两公会负责人磋商组织联合准备机构，以全体力量保障市面安定。为应急和防患于未然计，先各自组织财产保管委员会。银行同业公会财产保管委员会立即成立，各委员银行必须向委员会提供下列5种财产：（1）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的房地产道契；（2）立即可变现的货物；（3）在伦敦或纽约市场有行市的股票、债券及国外存款；（4）现金币或可兑换的金币或现金条；（5）其他财产，不在前4项范围之内，而经执行委员会许可的财产。以上财产缴存委员会为准备财产，由委员会统一保管，作为互相拆款的保证，计交入财产5 000万元^[14]。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也组织了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规定所有大同行均加入该会，每家须先交价值20万两财产于公会，由公会保管，共有70多家钱庄加入，总计交入财产、现款1 583万两，并每日同业除照常拆放外，当天汇划结算时，结余者须报告公会不能收入现银，不足者通知公会，由公会代拆^[15]。银、钱两业有此准备，在2月3日举行的银钱业联合会议上，一致决定4日复业。复业公告规定，所有票据都采用汇划方法，使同业之间尽量节省现银支付。春节结帐期限一再展缓。外国银行也积极配合，虽然不通汇划，但表示不趁机收受存款。2月4日各行庄开门时，竟出乎意外地平静，并没有发生挤兑或提存风潮。2月6日至8日春节休假，9日开市，交易如常。由于筹划得当、准备充分，金融风险被悄然化解。

但金融市场依然暗流涌动，2月4日开市时，厘价骤涨至7钱4分，银拆开出7钱顶盘。后经银钱业联合平抑，厘拆有所回落，但仍然在高位徘徊。各银行为巩固信用，一方面极力收回外埠放款，另一方面纷纷收购现洋，导致银根紧缩。鉴此，为进一步安定金融，应付恐慌，银行同业公会又在财产保管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库，对各行所缴财产进行评估和保管，上海入会银行26家，共认缴准备金达规元7 000万两，于1932年2月27日签订公约。公约规定，各行交存的财产，按市价七折计算，作为担保，发行3种信用证：（1）公单，占40%，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公单持有人如想兑现，可随时向委员会照兑。（2）公库证，占20%，可作为发行银行和领券银行的保证准备。由此在以前认定的证券外又多了一种保证准备，其他证券不免受市价涨落的影响，而公库证以确实财产为担保，较之其他证券稳定性更强，更有助于巩固银行券的信用。（3）抵押证，占40%，既可作为委员银行间借款的抵押品，亦可作为发行银行的保证准备^[16]。

钱业的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也于8月2日改称钱业联合准备库。

继上海银钱业组织联合准备库之后，天津、杭州金融界亦接踵举办类似组织。

联合准备库是在战时环境下为应付金融恐慌而建立的一个同业互助组织，却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之银行”的雏形。近代中国金融市场被分割为三块，即外资银行、华商银行和钱庄，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心。即便在华商银行中，虽然有中央银行，但因成立时间不长，资力薄弱，在相当长时间内尚不能担当起“银行之银行”的重任。平常，当个别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或挤兑风潮时，常常由中国银行提供资金，帮助其化解危机，从而及时地制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但是当发生严重的突发事件如一·二八事变，金融界全体遭遇系统性风险时，则非中国银行一家所能应对，而合同业之力成立的联合准备库就是针对中国金融制度缺陷所创设的，在社会出现整体流动性不足之时，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从这个层面上说，它虽无“银行之银行”之名，却具“银行之银行”之实。在金、银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非任何人为因素所能控制，而由实际的金、银数量内生决定，当社会处于紧急状态，对流动性需求上升时，根本没有扩张货币的弹性，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通货收缩，于是在无实力雄厚的中央银行时代便会经常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以张公权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界精英在1932年通过金融创新，解决了银本位制下如何增加流通筹码、化解金融风险的难题。他们从上海金融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各银行提交的财产作为公共准备，发行新的信用凭证，使原来不可运用的一部分银行资产变为可以流通的票据，实现了部分资产证券化；同时由于60%可等同现金使用及用于发钞保证准备，等于增加了高能货币，通过乘数效应，货币供应量得到成倍的增加，满足了非常时期流动性需求。因此，联合准备库的创设，在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紧扣中国金融业实际所作的一次金融创新，对于调剂金融、防范金融风险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1934年随着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经济萧条，银行呆坏帐比例大幅度上升，钱庄、银行倒闭之声时有所闻，1935年上海金融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联合准备库在此时再次充当最后贷款人，加上中、中、交三大银行联手救市，终于又一次化解了危机。

银行业联合准备库成立后，张公权和其他金融界领袖拟议多年的中国征信所、票据交换所也得以分别在1932年6月和1933年1月先后成立，并开始办理业务。这两个机构的建立，又使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六、余　　论

张公权对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如1917年5月，他创办了在近代中国金融、经济界有广泛影响，存时达30年之久的《银行周报》，他自任编辑，经常亲自撰写文章，对于传播现代银行理论、推广实践经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银行专门成立研究室，网罗专业人才从事调研，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中国银行主持出版的《全国银行年鉴》，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其统计数据精确而全面，被广泛引用。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政府加入官股500万元、商股2 000万元，商股依然保持绝对高的比例。经股东大会选举、常委董事推举，张公权当选为中国银行总经理，直至1935年离开。其间他曾多次出国考察，学习国际同行的先进经验，并努力运用于中国实践中。他还与各国积极磋商，取得各国政府的许可，先后在伦敦、纽约、大阪、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大力发展国际汇兑业务，打破了中国外汇业务由外资银行垄断的局面。从1929年开始，张公权以总经理名义发表的中国银行年度报告书，就是一篇最好的当年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成为当时企业界决策的重要参考。

1935年张公权被迫离开中国银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中国银行业商业化经营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后，张公权先后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1949年4月，他离开上海，曾在澳大利亚、美国等从事研究，著有《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史重要的参考书。1979年张公权病死于美国，一位在中国金融界曾一言九鼎的风云人物，竟客死他乡，想来真令人黯然神伤。

最后，我想以张公权自己的一段话来结束全文：“……在行23年，几于年年在奋斗中过生活……所幸为国家已树立两大财政金融工具之信用：一为公债，二为纸币。为金融界已建立一近代化之金融组织，为中国银行已奠定坚固不拔之基础。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所惋惜者，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辅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准备银行，一面能永保通货健全，一面领导公私金融机关，分业合作，创造一力能发展经济之金融系统，庶几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用，足以追踪经济发达后进之日、德两国。此志未遂，斯为憾事。”以此来概括张公权对于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金融业未来规划的蓝图和个人的抱负是再恰当不过的。

（作者贺水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2]《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3]《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4]《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296页。

[5]《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105页。

[6]《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381页。

[7]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

[8]《银行周报》第12卷第34号，1928年9月4日。

[9]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9页。

[10]《中国银行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11]〔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8页。

[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三），第105页。

[13]《银行周报》第20卷第2期，1936年1月26日。

[14]《银行周报》第16卷第9号，1932年3月15日；第16卷第13号，1932年4月12日；《中国银行行史》，第329页。

[15]《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9页。

[16]《银行周报》第16卷第9号，193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