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工资的变化

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的变化

一

假如我们能够把货币工资变化的影响在前面的章节提前讨论倒是一件好事。古典理论之所以一向认为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的性质,就是因为假想货币工资有伸缩性(Fluidity);而一旦它是刚性的(Rigidity),就把经济体系失调的过错推到这个刚性上了。

然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理论建立以前,还不能充分讨论这个问题。货币工资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相当复杂,在某种情况下,确实像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降低货币工资能刺激产量。我与古典理论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分析方法上存在差别,因此在读者还没有了解我的方法之前,我不可能把这些不同之处做清楚的说明。

据我的理解,一般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没有像我以下所说的那么曲折。简单的解释只是说,当其他情况不变时,通过货币工资降低,最终产品的价格也将降低,因此可以刺激需求和增加产出与就业;但在给定资本设备的条件下,则劳动的边际效率递减,而当劳动的边际效率与劳动力同意接受的货币工资重复相等时,产量和就业就不再增加。

这种解释的最粗陋形式简直就等于说:货币工资降低时,需求不受影响。现在也许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需求的确不受影响,理由是总需求是由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决定的,当货币工资降低时,并没有明显的理由说,为什么货币数量会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会降低。他们甚至会说,如果货币工资降低,利润必然会增加。但是我想,更多的人应该会承认,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一部分劳动者的购买力会降低,因此总需求的确要受到一定影响;但他们会指出,一部分人的货币收入并未减少,这些人的实际需求将因价格下降而增大;即使在劳动者方面,除非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小于1,否则当货币工资降低就业人数增加时,劳动者方面的总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在新的均衡状态下,就业人数会比以前增多——除非是非常特殊的极端情况,但这种情况事实上不会发生。

对于这种分析我根本不同意,其实,将以上称为分析是很欠妥的。虽然这可以代表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但是,他们很少把他们的想法详细地写出来。

很显然,他们的这些想法遵循着以下的路径:任何给定的行业我们都可以给出一个需求表,以此表示不同的价格与销量之间的关系;又有一组供给表,表示产量与生产该产量时生产者所要求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供给表之所以是一组,是因为各企业的生产成本的计算基础不同。如果其他成本不变(由产量变化所引起的除外),那么,由这两种表格可以得到劳动力的需求表,表示就业人数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该曲线在任何一点的形状就决定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至于工资究竟是货币工资还是实际工资与论证没有关系。假如是货币工资,币值的变化固然必须矫正,但这不足以影响论证的要旨,因为物价并不会与货币工资恰好按同一比例变化。

如果以上这些真是论证的根据(如果不是这些,那我就不知道根据是什么了),那确实是错误的。因为要为一个行业建立需求表,必须先假定其他行业的需求表不变,总有效需求(Aggregate Effective Demand)不变,因此,除非把总有效需求不变这个假定也搬过去,否则,我们不能把仅仅适用于一个行业的假定转而用于全部工业。不过如果真做这样的假定,那么,这种论证可以说是答非所问。因为固然大家都承认,货币工资降低而总有效需求仍然与以前相同的话,那么,就业人数一定增加;而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货币工资降低的话,用货币计量的总有效需求会不会与以前相同?或者至少总有效需求的减少并不完全与货币工资的降低成比例(若用工资单位衡量的话,总有效需求会有些增大)?如果我们不允许把仅仅适用于一个行业的结论推广到全体行业,那么古典理论就完全不能回答货币工资降低时就业人数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了。因为该理论没有一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庇古教授的《失业论》已经竭尽古典理论之全力,而结果该书却成了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古典理论对究竟什么决定实际总就业量这一问题已经毫无办法了。^[1]

二

现在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讨论这个问题:①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三者就社会全体而言仍然与以前相同,那么,货币工资的降低有没有直接增加就业人数的倾向?②货币工资的降低是否对以上三个因素发生必然的或可能的影响?或者可以在一个特殊的方向上有必然或可能的趋势影响就业人数?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以上几章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我们知道,就业人数只与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计量)有关系,后者是预期消费与预期投资的总和。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三者不变,则有效需求也不变;如果以上三个因素不变而企业家增加就业人数,就企业家全体而言,其收益一定少于其供给价格。

降低货币工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可以增加就业人数,这是一个非常粗陋的结论。要证明这个结论的谬误,我们最好先假定(这是对这种说法最有利的假定),企业家的初始预期确实是降低货币工资会降低生产成本;然后再观察事态的发展,就单独一个企业家而言,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他很可能只看到自己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忽略了货币工资的降低对其产品的需求也会发生影响,于是认为现在增加产量可以增加利润,于是就增加产量。假如所有的企业家都作这样的预期,都这样去做,他们会增加利润吗?不会。除非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收入的增量等于消费的增量;或者投资增加可以弥补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的差额。但是,要投资增加,则资本边际效率表必须比利率相对增加。因此,除非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或者货币工资的降低会使资本边际效率表比利率相对增加,因此而增加投资量。否则增加产量的收益一定会使企业家们失望,于是就业量又回到原来的数量。如果企业家们确实根据其预期售价提供就业量,那么公众的收入将增加,收入增加以后愿意储蓄的数量就大于当前的投资量,因此企业家们一定会蒙受损失。其损失的数量正好等于愿意储蓄的数额与当前投资量的差额。以上所说不论货币工资在什么水平都是正确的。在一段时期内,企业家们固然可能增加其对运营资本(Working Capital)的投资,二者之差因而得以弥补,但这至多能把失望来临的日期向后延迟一些时间而已。

因此降低货币工资并没有增加就业的直接趋向,除非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或利率因货币工资的降低而受到影响。因此要分析降低货币工资的效果,只能探讨这三个要素可能受到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这些要素可能受到的最重要的影响如下:

(1)货币工资降低时,物价会下降,因此可以引起部分实际收入重新分配。包括:①从工薪阶层(Wage-earners)转移给边际直接成本中其他报酬不减的生产要素;②从企业家阶层(Entrepreneurs)转移给食利者阶层(Rentiers),因为后者的收入是用货币来规定的。

这种重新分配对社会的消费倾向有什么影响呢?实际收入从工薪阶层转移给其他要素大概会降低消费倾向;而从企业家阶层转移给食利者阶层的影响如何就很成问题了。大体而言,食利者阶层在社会上比企业家阶层富裕,其生活标准也极少有伸缩性,这种重新分配的效果应该是不利的。依据这种考虑,其净结果如何,我们只能猜想而已。大概是弊大于利的趋势。

(2)如果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货币工资的降低又比国外的货币工资相对较低(当二者都化为共同单位),那么贸易差额趋于扩大,显然对投资有利。这里当然假定国外的关税和进口限额等没有改变而抵消了这种好处。就英美两国而言,英国之所以在传统上比较相信货币工资降低可以增加就业,是因为英国的经济体系相对开放,而美国的封闭性要严重得多。

(3)在一个非封闭的体系,降低货币工资固然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也会使贸易的物物交换条件趋于恶化。因此除了新就业者以外,原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将降低。这一点大概趋向于提高消费倾向。

(4)如果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人们预期这是同未来的货币工资相比的降低,理由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见到的,则资本边际效率将提高,这种变化对投资是有利的;而同理可证,这种预期对消费也是有利的。反之,如果货币工资降低时,人们预期未来的货币工资还要再降,或者预期这种可能性很大,则效果恰恰相反,资本边际效率会更低,投资和消费都将延期。

(5)工资总支出的降低,再加上物价和货币收入的普遍降低,可以减少收入和商业目的的现金需求,在这种范围内足以减低全社会的流动性偏好表。这种情况将会降低利率并有利于投资。但利率的下降程度也受预期的影响,假如如(4)中最后所述,人们预期工资和物价会再次上涨,则短期利率会受影响较大,长期利率所受影响较小。进一步讲,如果工资的降低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以致削弱了对政治前途的信心,那么流动性偏好会增强,且增强的程度恐怕不是积极流通中的现金节余所能抵消的。

(6)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仅限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则对该企业或行业是有利的。因此,当货币工资普遍降低时,虽然其实际影响不同,但也可能在企业家心目中产生一种乐观的情绪,从而打破因为对资本边际效率作过于悲观的估计而引起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于是一切事物又可以根据比较正常的预期重复进行。在相反方面,如果工人们对于货币工资普遍降低的后果在看法上也犯像企业家一样的错误,那就会引起劳资纠纷,把这种有利影响完全抵消。除此以外,因为没有办法可以使各行业的货币工资同时降低,而且降低的程度也完全一样,所以作为一般规律,工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要抵抗本行业货币工资的降低。事实上,企业家们设法压低货币工资时所遭遇的抵抗,比物价水平上涨实际工资下降时遭遇的抵抗要强烈得多(More Strongly)。反之,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企业家的债务负担加重,这种不利影响可以部分抵消上述乐观情绪。如果工资和物价下降很厉害,则债务负担极重的企业家可能会濒临破产(Reach the Point of Insolvency)。果真到了这步田地,则对于投资非常不利。如果物价水平降低,那么公债,进而税赋的实际负担加重,这对于工商界的信心也是极为不利的。

以上这些并不完全包括复杂的现实世界中货币工资降低所可能引起的一切反应。不过通常而言最重要的反应,我想大概也都尽在其中了。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并假定实际收入的重新分配对社会的消费倾向并没有实际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在其不利方面,那么,当货币工资降低时,我们所能希望其增加就业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如(4)所述,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增加,所以投资增加;二是如(5)所述,利率下降。让我们对这两种可能性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如果一般人相信:货币工资率已降至不能再降,以后一定只会提高,则对资本边际效率有利;最不利的情况是,货币工资还在逐渐下降,而且每降低一次都导致人们对未来能否不再降低更缺乏信心。因此在有效需求逐渐疲软的时候,索性把货币工资大幅度降低,直到每个人都觉得太低了,再不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了。这样倒是对提高有效需求最为有利。但是这只能靠行政调控实现;在工资由自由议价决定的经济体系中,极少有这种实际可能性。此外,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货币工资是刚性固定的,一般人认为不会有大变更;二是经济衰退时,货币工资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因此当失业人数增加1%时,人们即预期工资还要再减。二者相比应该还是前者好得多。如果人们预期明年工资要降低2%,则其影响大约等于把明年所付利息增加2%。以上所说,只要稍加修正,也同样适用于经济繁荣时期。

在当代的实际习惯和制度之下,与其制定一个使货币工资非常有弹性,可以很容易随失业人数的增减而改变的政策,还不如制定一个使货币工资非常有刚性,固定不变的政策。以上是专就资本边际效率这一点立论。若就利率立论,以上结论是否仍站得住脚呢?

那些相信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功能的人,只能将其论证的主要方面放在当工资和物价水平下降时,货币需求方面所起的反应上。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货币数量也是工资和物价水平的函数,那么在这方面也毫无希望。但是,如果货币数量是几乎固定的,那么,只要货币工资降低的程度足够大,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量)就可以无限增加,且在收入中所占比例也可以大大增加;后一种增加的限度要看工资成本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如何,以及当工资单位下降时,边际直接成本中其他因素的反应如何而定。

因此仅就理论而言,我们至少有两种方法影响利率,且其效果完全相同:其一是降低工资而保持货币数量不变;其二是增加货币数量而保持工资水平不变。因此,降低工资与增加货币数量这两种方法,作为达到充分就业的手段都受到同样限制。上面已经举出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不能仅从增加货币数量着手,使得投资增加到最适度的水平;同样的理由,只要在枝节上略加修改,也适用于降低工资这一方法。如果货币数量的增加相当温和,则对于长期利率的影响也许不够;如果增加得很多,则又怕要动摇社会信心而抵消货币数量增加时的其他好处。同样,假如货币工资的降低相当温和,那么也许影响不足;假如降低很多,则即使实际上行得通,恐怕也会动摇信心。

因此,那些相信一个有弹性的工资政策就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的人,正如相信仅用公开市场交易政策而不用其他辅助方法就可以得到同一结果一样毫无根据。我们不能通过这些途径使得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的功能。

实际上,假定每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时,劳动者就一致联合起来自动降低其工资要求,使得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增加,利率下降,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货币管理即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的,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有弹性的工资政策,与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仅就增加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量)这一点而言,在理论上两者的效果完全相同,但在其他方面则有天壤之别。我这里简要提醒读者考虑的方面有如下几点:

(1)除非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Socialised Community)中,一纸法令就可以改变工资政策,否则没有办法可以使各阶层级劳动者(Every Class of Labour)的工资趋于一致地降低。要达到这个效果,只能经过一组逐渐的、零星的、不规则的改变,而且恐怕还要经过几度劳资争执以后才能完成。此种改变方法,无论从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有利(Economic Expedience)方面看都无可辩护;而劳资争执又是浪费的、不幸的,且在争执过程中,议价能力最弱者相比其他工人受害较深。反之,要改变货币数量,则只要用公开市场政策或类似办法便可办到,因此已在大多数政府掌握之中。人性与制度既属如此,则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挑选有弹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有弹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够指出,前者有后者所不能达到的好处。而且,假使其他情况相同,则一个比较容易实施的方法当然比一个难以推行的方法好。

(2)假使货币工资固定不变,则除了独占价格(Prices as Occur)(决定独占价格者的不只是边际成本,还有其他因素)以外,其他物价之所以改变,主要是因为在现有设备上增加产量,将有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发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士的收入是由契约用货币规定的,例如食利者阶层以及公私机关中的固定薪水阶层。假使货币工资不变,则在这批人与劳动者之间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实际可行的公平。假使有一些主要阶层的货币收入无论如何总是固定不变的,则从社会正义或社会有利考虑,最好所有生产要素的货币报酬都固定不变。既然有一大部分收入是用货币规定的,而且比较固定,那么只有不义之徒(Unjust Person,不讲正义的人)才会挑选有弹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有弹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够指出前者有后者所不能达到的好处。

(3)用降低工资单位的方法来增加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量),将使债务负担按比例增加,而如果增加货币且保持工资单位不变,则债务负担所受的影响恰恰相反。有许多种债务的负担,既然已经太重,那么,只有不谙世故的人(Inexperienced Person)才会选择前者。

(4)假使因为要使利率逐渐下降而工资水平必须逐渐下降,则上面已经说过,资本的边际效率将受双重不利影响,因此有两重理由要暂缓投资,经济复苏也因此而迟缓(Postponing Recovery)。

三

假如当就业量逐渐减少时,工人们也逐渐降低其货币工资要求。这种政策由于对产出是不利的,因此一般说来不仅不会降低恐怕还要增加真实工资。采取这种政策的主要结果,只能是使物价极不稳定。也许物价要变动剧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使得在一个像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之内,一切商业考量都毫无用处。因此,在一个大体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之中,有弹性的工资政策是应有的、必要的附属品,这种说法正好与真理相反。只有在高度集权的社会(Highly Authoritarian Society)中,政府一纸法令才可以立即做出大量的普遍改变,有弹性的工资政策才能运用自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在意德俄运用,但不能在英美法实施。

如果像澳大利亚一样用法令规定实际工资,则只有一个就业水平与这个实际工资相对应;至于实际就业人数,在一个封闭体系中要看投资量是否与该水平相一致,而只能在该水平与毫无就业之间剧烈变动。设投资量不多不少,刚与该水平相一致,则物价就处在不稳定均衡状态,只要投资量再少一些,物价就骤降为零;再多一些,物价就无限暴涨。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找出一个有稳定性的东西,则只能从控制货币数量着手,使得货币工资水平与货币数量配合起来建立一个利率,而该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又恰恰使投资量不多不少。若果真如此,则就业水平(与法定实际工资相应的就业水平)不变,但货币工资与物价则常常剧烈变动,以求投资恰好维持在这样不多不少的数量上。就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而言,之所以未曾有此极度不稳定现象发生,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法令总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澳大利亚不是封闭体系。因此,货币工资本身是一个国际投资以及总投资量的决定因素,而贸易条件对实际工资又有重要影响。

根据这些考虑,我现在认为,就一个封闭体系而言,在权衡得失以后,最好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一般货币工资水平(General Level of Money-wages);对于一个开放体系而言,如果能用汇率变动的方法与世界其他各国维持均衡,则以上结论也同样适用。就特殊工业而言,货币工资如果有相当弹性固然很好,因为可以加速工人从相对衰退的工业转移到比较繁荣的工业;但是,一般货币工资水平还是越稳定越好,至少在短时期中是如此。

采取这种政策可获得物价水平相当稳定的效果,至少比在有弹性的工资政策下稳定。除了垄断价格(Monopoly Prices,)以外,物价的变化在短期内只是因为就业人数改变,以致边际直接成本受到影响;在长时期中,只是因为设备增加,或有新技术出现和新设备产生,以致生产成本改变。

固然,假使就业量变动很大,则物价水平的实际变动也将相伴随生。但我已经说过,这种变动程度比在弹性工资政策之下要小得多。

采取刚性工资政策,则在短时期中要物价稳定必须避免就业量出现变动。但在长时期中,我们还可以在两种政策之间选择:其一是令工资稳定,而让物价随技术与设备的进步缓慢下降;其二是令物价稳定,而让工资缓慢上涨。我总体上倾向于选择后者,一部分是因为,要使得实际就业水平接近充分就业,那么,在未来工资会上涨这种预期下比较容易办到,而在未来工资会下降这种预期下则比较难以办到;另一部分是因为,逐渐减轻债务负担对社会有利;在衰退工业与新兴工业之间,比较容易调整;还有,假使货币工资有温和上涨的趋势,则心理上也许会感觉到一种鼓励。不过这里并没有原则上的重要差别,现在不必把两方面的论证详加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