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储蓄和投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第七章　对储蓄和投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一

在第六章中,根据我们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它们在数量上必定是相等的,因为从社会整体来看,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但是,当代的几位学者(包括写《货币论》的我)曾对它们下过特别的定义,并因此认为它们并不必然相等。更有其他学者未给出任何定义,但他们的论述却是建立在储蓄与投资不相等的假设上的。因此,为使以上的讨论同别人对这两个术语的相关论述相联系,将这两个术语的种种流行用法进行分类,也许对读者是有益的。

几乎人人都可以这样认为,储蓄是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如果储蓄的含义不是这样,那一定非常不方便,甚至容易引起误解。关于消费支出的含义,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观点。所以,用法的差别就产生于对投资或收入的不同定义。

二

先来分析投资。投资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个人或公司购买新的或旧的资产。投资一词偶尔也专指在股票交易所购买一笔证券资产。但是,我们大多认为投资是购买一栋房子、一台机械设备,或者是一批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存货。一般说来,所谓新投资(与再投资Reinvestment,相区别)是用收入来购买任何种类的一件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如果我们把出售一项投资看做是负投资(Negative Investment,即收回投资,Disinvestment),那么,我的定义与通常的用法是相一致的。在考虑债权债务(包括信用或者货币数量变化)的情况下,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债权总量的增减总是正好与债务总量的增减相等,因此,在我们处理总投资时,信用和货币的复杂关系也就消失了。这样,如果通常意义上的收入与我定义的净收入相一致,那么通常意义上的总投资与我定义的净投资就是相一致的,净投资是指在已经考虑到旧设备在价值上的变化(计算净收入时这部分已经被扣除了)后,所有类别的资本设备的净增加额。

以这种方式定义的投资包括了资本设备的增加额,不论它是由固定资本,还是由运营资本或流动资本构成。所以,投资在定义上的重大差别(除投资和净投资之间的差异外),是因为上述的一种或几种情况没有被考虑在内。

以郝特雷为例,他非常看重流动资本的改变,比较关注未出售存货的意外增加或减少。它提出了一个投资的定义,把这种变动排斥在投资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实际就是存货的意外增加,亦即流动资本的增加。他不能让我信服:为什么应该注重这个因素。郝特雷先生的观点是把所有着重点都放在如何矫正意外增减上,而忽视了意料(不论预期是否正确)之中的变化。他认为企业家在决定生产规模时,现在的产量之所以与过去不同,是因为参考了存货量的变动。如果存货是消费品,对企业家做决策自然有重大影响。但是影响企业家决策的还有其他因素,而我看不出有什么目的会排斥这些其他因素。我宁愿看重有效需求的全部改变,而不仅仅是看重有效需求的局部改变,即仅仅反映期末存货的增减。而且就固定资本闲置能力(Unused Capacity)的增减会直接影响生产决策而言,其效果与未出售的存货增减相当。我看不出郝特雷先生的方法是怎样处理这些同样重要的因素的。

奥地利学派中资本形成与资本消费的意义与以上所谓的投资与负投资,或净投资与负净投资的意义也许不同。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根据我们的定义,那么资本设备的价值显然并没有减少,但奥地利学派看来,据说可以发生资本消费。无论如何,我至今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把这两个概念说明白。例如,生产时期延长时,就有资本形成的发生。这句话实在没有把我们的知识推进多少。

三

收入的含义不同,则储蓄(收入减去消费)的含义也因此而不同。我们接下来分析的储蓄与投资不相等问题,是由收入的特殊定义引起的。我在《货币论》中用的术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在第六章第一节末段曾解释过,《货币论》中的所谓收入与我现在关于收入的定义不同,因为在计算前者时,我并不以实际利润作为企业家的收入,而用(某种意义的)“正常利润”(Normal Profit)作为他们的收入。因此,《货币论》中的储蓄超过投资,实际是指在当前规模之下,企业家从资本设备所有权上可以取得的利润少于正常利润。所谓储蓄超过投资的数额增大,我的意思是说,实际利润正在降低,因此企业家有压缩产出的动机。

我现在则认为是企业家决定了就业量(产量和实际收入),其目的在于设法使他现在和将来的利润达到最大(所需扣除的使用者成本的数量,取决于在设备的使用寿命期间他怎样通过使用设备取得最大报酬)。同时,使其利润达到最大的就业量又决定于总需求函数,而总需求函数是企业家在各种不同的假设情况下,分别由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总和的预期决定的。在《货币论》中,所谓投资超过储蓄的变化实际上是指利润的改变,但在书中我没有将预期和实际结果明确区分开来。^[21]当时我认为,投资超过储蓄的变化是增加产量的动机强制变化的结果。我现在的新观点(在本书中我所认为的)基本上只是发展了我的旧观点,但更精确,也更容易理解。我的新观点若用《货币论》中的语言表述就是:在以前的就业量和产量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期望投资超过储蓄部分将会增加,则会导致企业家增加就业量和产量。我现在及过去论点的重要性就在于试图说明:是企业家对有效需求的预期决定了就业量。《货币论》中所谓投资超过储蓄差额的扩大,也是有效需求增加的一种表示。现在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新说法以后,再回首过去,就觉得当时那种说法非常混乱,也不完整。

按照罗伯森(D.H.Robertson)的定义,今天的收入就等于昨天的消费加上昨天的投资。因此,他所谓的今天的储蓄就等于昨天的投资再加上昨天消费与今天消费的差。在他的定义里,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在我的定义里就是昨天的收入超过今天的收入。所以,他所谓储蓄超过投资与我所谓收入正在降低的意思完全一样;换句话说,他所谓的储蓄过多正好就是我所谓的收入降低。如果今天的预期决定于昨天实际收入的结果,那么今天的有效需求将等于昨天的收入。罗伯森所用的方法虽然和我不同,但我们两人都想区别收入与有效需求,^[22]在因果分析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

四

现在我们要讨论与“强制储蓄”(Forced Saving)这个词汇有关的许多更为含糊的观念。从这些观念中我们能够发现任何明确的意义吗?我在《货币论》中曾经提及这个词汇的初期用法,并且认为这些用法和我当初所谓投资与储蓄的差别有点接近。但现在我不敢确信二者在事实上有多少密切联系。无论如何,有一点我敢肯定,“强制储蓄”以及最近所用类似词汇(如哈耶克教授或罗宾斯教授所用的类似词汇)和我在《货币论》中所谓的投资与储蓄的差额之间并没有一定的关系。虽然这些学者没有明确地解释“强制储蓄”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即“强制储蓄”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货币数量或银行信用变化的直接产物,它可以用这些数量的变化来衡量。

显然,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确实会使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发生改变;工资单位的改变,既会引起以货币计量的总收入的改变,也会引起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收入的重新分配。以上这些改变都会引起储蓄数量的改变。货币数量的改变可以影响利率,从而改变收入的数量和分配,因此,货币数量的改变会间接地导致储蓄数量的改变。但相对于因客观条件改变而产生的储蓄数量的改变来说,这种储蓄数量的改变不会更有“强制储蓄”的性质。除非我们用某种情况下的储蓄量做标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强制储蓄与非强制储蓄。另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定货币数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总储蓄数量的变化确实非常不确定,它还与许多其他因素相联系。

所以,除非我们制定一些储蓄的标准比例,否则“强制储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充分就业时的储蓄量作为标准(这似乎是合理的),那么“强制储蓄”的定义就是:“强制储蓄是实际的储蓄量超过长期均衡条件下充分就业时应有的储蓄量的部分。”这个定义虽然很有意义,但按照这个定义,被迫的超标准过度储蓄将是一种很少见且很不稳定的现象;而被迫的低于标准的储蓄不足倒是常见的现象。

哈耶克教授在《强制储蓄学说发展简论》^[23]一文中表明:上述定义就是该名词的本意。“强制储蓄”或者“强制节俭”(Forced Frugality)是边沁(Bentham)提出的概念。边沁明确表示,他所想的是在“所有劳动力都被以最有利的方式雇用”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相对于货币可购买的物品来说)所导致的结果。^[24]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收入不可能增加,进而,过渡期所产生的额外投资会引起“以降低国民生活水平和违背国家正义(National Justice)为代价”的强制节俭。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19世纪的学者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都有相同的观点,但是,很难把这个非常清晰的观点运用于非充分就业的情形。当然,若就业量增加而资本设备不增加,则由于报酬递减规律,已就业者的实际收入会减少;但是要想把这种损失与就业增加时可能有的投资增加联系起来,恐怕不会有多少结果。无论如何,我现在还未曾听到对“强制储蓄”感兴趣的当代学者们把这个观点推广到就业正在增加条件下的任何尝试,他们似乎一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要想把边沁的强制节俭的概念扩展到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形,就要做一些说明和限定。

五

我认为储蓄与投资可以不相等的观念能够流行的原因,可以用视觉错误来解释。个人存款者与银行的关系事实上是双边交易,而这种视觉错误却把它看成了单边交易。一般人以为存款人与银行可以互相串通,变换一下手法就可以使储蓄消失在银行体系中而不再用于投资。但是,没有人可以不通过获得一项资产而形成储蓄的,不论是现金资产、债权,还是资本品;并且,没有人能够得到一项他不曾拥有的资产,除非要么是社会生产出了价值和他的储蓄相等的新资产,要么是另外一个人把资产转让给了他。在第一种情况下,会有一笔与储蓄相应的新投资;在第二种情况下,有人储蓄就有另外的人有一笔等量的负储蓄。后者之所以损失了财富,一定是因为他的消费超过了收入,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蒙受了资本账户上的损失。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他的资产原有价值是否受了损失,而是在他根据当前的价值出售资产以后没有购置其他财富而却用于消费。也就是说,他的当前消费超过了当前收入。而且,如果是银行系统转出了一项资产,那么必定是有人把一笔现金脱手。由此可知,社会上所有个人储蓄之和形成的总储蓄必定与现期新投资的数量相等。

认为通过银行系统创造信用(Creation of Credit),产生投资,而“没有真正的储蓄”(No Genuine Saving)与投资相对应,这种观点只是孤立地看到了银行信用增加后所产生结果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全部。如果银行体系并不减少其现有的信用量,而将创造的额外信用授予某家企业。企业没有这个增加的授信额度就没有额外投资,有了它就用来增加本期投资,收入就一定会增加。在正常情况下,收入的增加额一定会超过投资增加额。而且,除非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否则,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会同时增加。公众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把收入的增加额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企业家借钱增加投资的速度,也不能快于公众决定增加储蓄的速度,除非他是替代其他企业家投资。此消彼长,总投资并未增加。如此产生的储蓄与其他储蓄的真实性毫无二致。银行体系增加其信用,货币数量必然增加,但除非一个人自愿持有货币,而不持有其他形式的财富,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迫其持有这些新增货币。但就业量、收入和价格不能不变,互相适应,所以在新情况下,自然有人愿意持有这些新增货币。确实,在某个特定方向上出乎意料的投资增长会使总储蓄和总投资产生无规律的变化,而在投资增长能被充分预料到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银行信用贷款增加时会产生三种趋势:①产量将增加;②用工资单位来计量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将上升(在报酬递减条件下,产量必然随之增加);③以货币来计量的工资单位将上升(这常常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实际收入在不同人群间的分配可能会受这三种趋势的影响。但这些趋势是产量增加这种状态所固有的特征,而不论产量增加的原因是不是银行增加了贷款。只有不采取任何可能提高就业量的行为,才能避免上述趋势的发生。以上所述有许多是以后讨论中得到的结论,此处提前应用了。

储蓄总会引致投资是老式的见解,而新的观点则认为可以有储蓄而无投资,或有投资而无真正的储蓄。相比之下,老式的见解虽然不完整而且会产生误导,但相比新的观点在形式上还是比较健全的,它的错误来源于貌似合理的推断,即个人储蓄会使总投资等量地增加。诚然,个人的储蓄能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但上述这个结论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个人储蓄的行为可能会对别人的储蓄起反作用,进而对别人的财富起反作用。

储蓄与投资是恒等的,而个人储蓄又有明显的“自由意志”,即不论他自己或其他人的投资是多少,他都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储蓄。这两者能协调的原因主要是与消费一样,储蓄也有两面性。因为,尽管个人的储蓄不太可能对其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量会对其他人的收入产生反作用,从而不可能使所有个人同时进行任何既定数量的储蓄。每一个人都试图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的行为会导致收入下降,致使该行为必然失败。当然,就社会整体而言,储蓄小于现期投资量同样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收入必定会提高到使个人愿意储蓄的数量总和正好与投资量相等的水平。

以上所述与下面这个命题很相似。即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货币持有量,但每个人所持货币数量的加总又必须与银行系统所提供的现金数量相等并与之相协调。这两个货币数量的相等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并不独立于他们的收入或各种物品的价格(主要是有价证券的价格)之外,购买物品与持有货币是自然交替的。这样,收入和价格必然会变化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个人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的总和与银行系统提供的货币数量相等。这是货币理论的基本命题。

这两个命题都是来自同一个事实,不能只有买者没有卖者,也不能只有卖者而没有买者。个人交易量与市场交易量相比是很小的,所以可以忽视需求不是单方面交易的事实,但当我们考察总需求时,忽视这点将会使理论变得颇为荒谬。这是宏观经济行为理论与微观经济行为理论之间最关键的差异。而在个体经济行为理论中,我们可以假定,自身需求的改变并不影响他自己的收入。

【注释】

[1]请阅读庇古《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全书,尤其是第一篇第三章。

[2]国民所得虽然包括一切实际所得,但为实际方便起见,只包括可以用货币来购买的商品或劳务。

[3]《福利经济学》第一篇第四章“何谓维持资本完整”,以及他在《经济学月刊》(Economic Jouenal)1935年6月号一文中所做的修正。

[4]哈耶克(Hayek):《批评》,《经济》(Economica),1935年8月号,第247页。

[5]如果X代表以货币计算的数量,那么同一数量如果用工资表示,可以写作X_W。

[6]这是主要理由,为什么当需求增加时,即使现成的资本设备也还仍然有搁置不用的,而产品的供给价格也会增高?我们假设失业者都聚居在一个地方,所有雇主都有同等机会来雇用个人;再假设一个厂商所雇用的劳动力,其所得报酬有至少一部分并不严格依照他们在这个行业的效率,而是按照他们的劳动时间(实际情况也大都如此),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明确的例证:当产量增加时,即使没有内部不经济(Internal Diseconomies),但由于所雇用的劳动效率递减,也可使供给价格提高。

[7]我不知道通常所用的供给曲线如何处理上述困难,因为使用这种曲线的人并没有说明他们所用的假定。大概他们假定:使用在一个行业的劳动力,其所得报酬通常严格依照他们在该行业上的效率。然而这与事实不符,我之所以把劳动力的效率不同看作是属于资本设备的性能,其主要理由也许是因为,当产量增加时盈利也增加,但事实上盈利的增加量大部分归资本家而不归效率较高的工人。虽然工人也许能得些好处,例如不易被辞退、升职机会较早等。也就是说,效率不同的工人做同一种工作时,其所得工资很少与其效率成比例。但如果效率较高的个人的确得到较高的工资,则我的办法已经把这种事实计算在内,因为在计算就业量时,每个劳动者是依照他所得报酬加权的。在我的假定之下,当我们讨论一个行业的供给曲线时,必然有有趣的故事发生,因为一个行业的供给曲线的形状要根据其他方面的劳动者需求情况决定。忽视这种复杂情况,当然与事实不符,不过当讨论总就业量时,如果我们假定:相应于某特定量有效需求,只要有一种分配办法将有效需求量分配到各个行业,我们就可以不必考虑这些复杂情况。当这个假定也许不确定时,有效需求的分配办法也许要看有效需求改变的原因。例如同量有效需求的增加,一种是由于消费倾向的增大,另一种是由于投资引诱的增加,则二者所面临的总供给函数也许不同。不过这些都是我把一般概念做详细分析时所发生的问题,此处不打算再做进一步研究。

[8]这里所谓的“每天”代表最短的时间;过了这一时间,厂商对其以前所作的雇用劳动人数的决策又可以重新修改。换句话说,所谓“一天”是指经济生活中时间最小的有效单位。

[9]长期就业水平不一定是个常数,即长期状况不一定是静态的。例如,预期财富及人口的增加速度不变也是不变预期之一,预期不变的唯一条件是现在预期的状态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见到了。

[10]这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生产时所作的预期这一点,我认为可以答复郝特雷的论点。他认为,在价格没有下跌,或预期与实际不符,还没有反映为实际损失以前,就业量与进货量只受存货增加的影响。如果库存增加或订单减少,则表示前期产量的售价已经不能贸然应用于未来,因此也足以使进货量减少。

[11]在本章附录中,还有关于使用者成本的几点观察。

[12]不是净收入;净收入另有定义,见下。

[13]如果忽视使用者成本的定义,那么供给价格一词的定义也不完整。这些在本章的附录中还有讨论。我在附录中将说明,在讨论总供给价格时,有时固然可以把使用者成本排除在供给价格之外,但在讨论单个厂商每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时则是必不可少的。

[14]例如,设总供给函数为Z_W=ϕ(N),或Z=W·ϕ(N),其中W为工资单位,W·Z_W=Z,则因在总供给曲线的每一点,边际产出的收益都等于边际因素成本,故有:ΔN=ΣΔA_W-ΣΔUW=ΔZ_W=Δϕ(N)此即表示ϕ′(N)=1;以上是假定要素成本与工资成本之间有一不变比例,又假定美国厂商的总供给函数(厂商数也假定不变),不受其他行业所雇用人数的影响。故上述公式中的各项,适用于每一个企业家;相加起来则适用于全体企业家。这就是说,工资不变,其他要素成本与总工资支出成正比,则总供给函数为一条直线,其斜率为货币工资。

[15]《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1935年6月号,第235页。

[16]《资本的保存》(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经济》(Economica),1935年8月号,第241页及以下。

[17]以上说法实际是基于一个假定:不论产量如何改变,边际直接成本曲线始终是连续的。但这个假定往往与事实不符。这条曲线可能会出现一两个不连续的点,当产量达到一定程度,已经相当于设备技术的充分能力时,尤其容易产生不连续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边际分析就要部分崩溃。边际直接成本要用产量减少一些时总直接成本减少的多少来计算。因此短期供给价格可以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同样,当产量低于某一点时,也常常会产生不连续点。当我们讨论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如果出现不连续点,则此点必须包括在边际直接成本曲线内。因此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也许必须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后者就按产量减少一些时的情况计算)。

[18]使用者成本还随人们对未来工资水平的预期而改变,假如人们预料当前工资单位的降低只是暂时的,那么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改变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到使用设备的种类,也许更影响到有效需求的水平,因为使用者成本和要素成本在决定有效需求方面的影响可能不同。

[19]最先使用的资本设备,其使用者成本未必与总产量无关(参阅下文);换言之,在整个使用者成本曲线上,使用者成本也许随总产量的改变而改变。

[20]大于此数,也许企业家预期在未来某个时期,收入可以超过正常数,但这种情况又不能维持长久,收益不值得(或没有时间)生产新的资本设备。把每一个可能的未来预期收入折为现值,其中最大的就等于当前的使用者成本。

[21]我在该书中认为企业家对利润的当前预期决定于当前的实得利润。

[22]罗伯森:《储蓄与贮钱》(Saving and Hoarding),《经济学杂志》,1933年9月号,第399页;以及罗伯森、郝特雷和我三人之间的讨论,《经济学杂志》,1933年12月号,第658页。

[23]《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1932年11月号,第123页。

[24]《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1932年11月号,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