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资纱厂的投资额

对于纱厂投资的具体数字历来是意见纷纭的：密歇根大学教授雷麦以锭子的价值来衡量投资数，他在上海考察后估计，每一锭子约计日金100元。而曾任正金银行董事的小田切万寿之助估计每一锭子投下的资本为150日元；金冶井谷认为一锭约计日币65元，每台织机约计日币450元。^[23]这些学者的估算差别如此之大，说明统计纱厂实际资本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各家纱厂建立年代并不一致，随着时间的转变，建设工厂所需要的土地、机器、工费、资金利息等各项要素的价值都有很大的变动。事实上搜集这么多资料也是很困难。在因陋就简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将各个公司的统计数据结合一般的纺织业投资知识加以分析核实，从中得到各家工厂的实际投资。简言之，就是将统计资料较完备的纱厂的投资额与纺锭数量进行分析，以弥补那些缺乏相关统计资料的厂家之缺失。

分析在沪日资纱厂之资本分配，可首先根据民国17年《中国纱厂一览表》之统计，核算各家纱厂每枚纺锭或每台织机之资本数及各家纱厂总资本额。前者可用以判断一家纱厂之财政状况，后者可用以显示一家纱厂之经营范围，然而此项统计不能在前项统计完成之前计算出来，因为有些纱厂，其纺锭与织机之资本统计未各自分开而均混为一总数，以其所属公司之名义登记，而欲分配此项资本于各个纱厂，则舍核计各该厂每枚纺锭或每台织机之资本，别无他法。在计算每枚纺锭的资本额时，为便于统计一般以一台织机与棉锭15枚作等值。^[24]货币单位换算则以每银两等于1.38银元，每一日元等于1.02银元^[25]。

表3—1为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1928年编制的《中国纱厂一览表》登记数字整理而来。其原文一般是对每个纱厂做出各项统计，然而由于种种困难，并不是每一项目都有统计，也不是每一个纱厂都有详细统计，比如日华纺织的纱厂多是按同一地点将2家纱厂合并统计，内外棉纱厂第12厂就缺乏纱产量的统计，东华纱厂的所有数据都是三厂合并统计；公大一厂的棉纱产量实际是纱线的产量，日华曹家渡工厂的动力统计为31000千瓦，^[26]但经过与其他装备近似数量纱锭之纱厂对比，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多写了一个0，使它的数字夸大了10倍。另外还有些项目缺乏当年数据，因此做进一步分析时要根据相关数据及需要加以调整。

表3—1 上海日资纱厂概况表

在沪日资纱厂的资本统计，凡有多家纱厂的公司均是以公司总资本的形式登记，故需要以各纱厂经过折算后的纺锭比例来确定各厂的资本额。而以两家合并统计一切数据的纱厂只能取其平均数。而有些公司在各地开设的分支公司，皆将公司资本总额登记为分支公司的资本额。如大康在上海及青岛分设两支厂，据报各有资本5200万日元，但实际上该两厂所有资本绝不可能有如此之多。以之与内外棉株式会社比较，该社共有纺锭328856枚，织机1600架，而其资本额及公积金仅为3074万日元；而大康纱厂在青岛与上海分别设有纱厂，在上海之纱厂仅有纺锭65680锭，没有装备织机，故其在上海纱厂之资本额，绝无可能达到5200万日元。大康纱厂兼营纺纱与纺线，故需要以相同结构的其他日资纱厂每枚纺锭资本额为参照来推算大康纱厂的实际资本额。兼营纱线的在沪日资纱厂有8家、纺锭418736枚、资本额3843.43万元，每枚平均资本额为91.79元。由此计算在上海的大康纱厂之实际资本额为6028500元（确实数字为6028535元）。

表3—2显示在沪日资纱厂投资总额达1.2亿元之多，而当时上海中日纱厂资本总数也不过1.6亿元，显示了日资纱厂在上海的极大优势地位与影响力。

表3—2 1928年在沪日资纱厂按每厂投资数额之分类

以中日纱厂资本的确实数字来看，32家日资纱厂投资总额达1.2亿元，平均资本额为375.2万元；日资纱厂分布在200万—250万元组最多，为9家投资总额1912.3万元，其众数平均数^[27]为228.6万元。日资纱厂资本额的中位数^[28]为281.5万元。日资纱厂中资本额最大者为超过1000万元的同兴第一厂和丰田纱厂（中资纱厂投资最多者为三新公司的621万元）；日资纱厂投资最少者为内外棉第七厂（专营织布，投资106.6万元）。

表3—3 1928年在沪日资纱厂按每枚纺锭资本额之分类

日资纱厂以每枚纺锭资本额在81—90元之组别为最多，有纱厂10家、资本3028.9万元、占日资纱厂总资本的25.45%；如按比重计，则是以100元以上组为最多，有纱厂9家、资本额5888.3万元、占日资纱厂总资本的49.48%。这充分说明日资纱厂的资本充实，流动资金充足，企业自身运营能力佳，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较好；而中资纱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资本缺乏，过于重视固定资产投资而严重缺乏流动资金，企业自身运营能力欠佳，在遇到经济危机之时将难以全身而退。

[1] 指日本政府直接介入的投资活动、负有日本政府“国策”使命的日本大企业家在中国的投资而成立的公司，它的投资目标主要是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服务而不仅为了追求利润，典型的如“满铁”，其主要干部都由日本政府任命，其业务与经营方针均由日本政府监督与决定，会社的半数资本由日本政府占有。参见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3页。

[2]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内幕》，刘耀武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3] 关于三井财阀的形成可参见［日］松元宏《三井财阀研究》，东京青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17—34页。

[4] ［日］元木光之：《内外綿株式会社五十年史》，ゆまに書房1937年版，第28—31页。陈真、姚洛、逄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90页。

[5] ［日］元木光之：《内外綿株式会社五十年史》，第37、50—51页。之所以说内外棉是第一家进军中国的日本纺织资本，首先是内外棉是一家纺织企业，其投资来自工业资本；次者为先行在上海经营的三井是从事贸易的商业资本，而且是收购中国纱厂，不是自行创办工厂。

[6] 朱婷：《一战前日本“内外棉”在沪企业经营状况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

[7] 内外棉株式会社：《株主名簿》（1923年6月30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92，案卷号17，顺序号753。

[8] 最大的七个股东是：阿部彦太郞、中野右卫门、川村利兵卫、川村兼三、川村伴三、新田茂兵卫、西川庄六，他们的股份都在万股以上，阿部与中野所有股份都在两万股以上。

[9] 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工业》，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版，第40—43页。

[10] 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及日华纱厂历史》，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5。

[11] 陈真、姚洛、逄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90页及页后之附表。

[12] 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及日华纱厂历史》，上海档案馆藏档案。

[13] 《上海纺织会社的沿革》，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92，案卷号9，顺序号540。

[14] ［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76—77页。

[15] 《上海纱厂记载上海纺绩株式会社股东（中日等国人）名字、印鉴、住址等（日文）》，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92，案卷号9，顺序号541。

[16] 《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资财总报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4。

[17] 陈真等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90、591、597、601、603、606、610页。

[18] 《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资财总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4，案卷号1，顺序号1434。

[19] ［日］清川雪彦：《中国綿工業技術の発展過程における在華紡の意義——日本，中国およびインドの綿工業比較研究》，《経済研究》（一橋大学1974年）第25巻第3号。

[20] 内外棉株式会社：《营业报告书》（1923年6月30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92，案卷号17，顺序号753。

[2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22] ［日］元木光之：《内外綿株式会社五十年史》，ゆまに書房1937年版，附录一“当社期别监查一览”。

[23] ［日］金冶井谷：《日本对华投资》，学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24] ［日］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

[25]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1895—1927》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6] 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纱厂一览表》（192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4，案卷号1，顺序号830。

[27] 众数最适合在总体单位的变量值分布相当集中、变量值中两极端值差距（即全距）很大的情况下采用，是最佳代表值。吴明礼、黄立山主编：《统计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28] 中位数是把按总体中顺序排列的某一标志数值（变量值）等分为两部分，居于数列中间位置的数值。它是在各变量值之间的变化比较均匀（或某些不能用数值表现的）时求平均数的一种好方法。众数是一种平均指标，它是被研究总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变量值。吴明礼、黄立山主编：《统计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