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1900—1985），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区）人，他的曾祖与祖父均为举人，父亲是当地乡绅，致力于乡邦教育和文化建设，“我家世代书香，收藏颇富，尤多乡贤著作”[9]。张其昀幼时在故乡的张氏祠堂读书，1913年初小毕业后就读于鄞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1915年，张其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他不仅三年中每个学期的考试均为第一，还在国文及史地教师的影响下逐渐明确了人生志趣。“在第四中学教历史的是洪允祥先生，教地理的是蔡和铿先生，都是甬上名宿。洪先生后来担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他们热心教导我们，尤讲究教学方法。空间与时间原是不可分离的，历史课须以地理为背景，地理课应以史事来印证。洪先生教我们制表，蔡先生教我能画图。不但使我们深感兴味，且有助于记忆与理解。”[10]张其昀主张史地兼治的研究视野，就是在中学阶段受到启发的。不仅如此，他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初衷也由此打下基础，“在中学时代，我很幸运地做了陈康黼先生的弟子。……他是我祖父的外孙，祖父的门生，又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临终时对我父亲说，教育是最基本的事业，尤以中小学教育最为重要，后来我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源于康黼先生的遗爱。”[11]
1.师承柳诒徵、竺可桢、刘经庶等学术大师，梁启超对其寄予厚望
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文史地部。郭秉文是南高师校长，全面引进科学教育，并在南高师基础上又创建东南大学。1921年8月，东南大学预科与南高师一起招生，张其昀遂转入竺可桢在东南大学首创的地学系。当时，郭秉文广延名师，使得学校师资盛极一时，如文科有刘伯明、陈衡哲、杨杏佛、梅光迪、吴宓等，理科有任鸿隽、竺可桢等，教育科有汪懋祖、陶行知、陈鹤琴等，工科有茅以升、涂羽卿等，商科有李道南、潘序伦等。学校开设的课程和使用的教科书大都以欧美高校为蓝本，还邀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梁启超、胡适、孟禄、杜威、罗素、泰戈尔等讲学。张其昀认为，“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的两大支柱。”[12]在大学期间，张其昀师从柳诒徵学习史料学、方志学与图谱学，师从刘经庶学习哲学史，师从竺可桢学习地理学，并深受三位大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影响。“当时我校新设地理课程，他（柳诒徵）指示我们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踪二顾之学——顾亭林的史学和顾景范的地理学——相勖勉”。[13]刘经庶是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主张哲学与史学应互为表里，人类文化史应以思想史为核心。竺可桢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倡导的是科学的地理学与气象学，1920年到南高师任地理、气象教授。张其昀将柳诒徵的传统史学与竺可桢的科学地学结合起来，成为独特的史地学。当时，南高师学生自主进行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如陈训慈回忆写道，“南高极盛之时在民国九、十年间，延师颇重专才硕学，学科亦倾向专门研究，先后所设专修科之多，海内各高师殆无出其右者。转变之时，学校施教与训育由上管束转为奖掖学生自觉自动，成立各种研究会等。……此种研究会皆为各科学生自动组织，征他科同学有同志者之加入，请教授与外间学者为指导员，研究讲演之外，竞出刊物。”[14]张其昀是南高师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之一，在会中担任《史地学报》总编辑和副总干事等要职，发表《最近欧洲地理学进步之概况》《美国之地理学》《上海之地理》《地理与国际问题》《历史地理学》等文章，“共撰稿32篇，篇数位居第一。”[15]因其才华出众，受到梁启超等名人的高度评价，如1922年梁启超曾在南高师讲学一学期，在张其昀的论文上评语为：“荆公所官，谢山所产，前修未远，勖哉！”[16]以王安石（曾任鄞县知县）、全祖望（鄞县人）来期望张其昀的未来。
2.所在班级被吴宓誉为“空前而绝后”的一班，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后一届毕业生
郭秉文提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使得南高师—东大在学科设置上突破一般高师重心偏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模式，创建了一批奠基在现代科学之上的科系，形成了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格局。学生进校第一年多是开设基本必修课，如国文、数学、英文、伦理、体育等，之后有大量的选修为主的课程，如东南大学文理科必修课中，除国文、英文外，要求每组选取修4—8学程的5组科目，A、B两组是人文社会科学科目，D、E两组是自然科学科目，而C组则兼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科目。[17]据“1919年进校学生所修史地学科目举例”，张其昀从1920年上学期至1922年下学期主修的课程如下：
1920年上 《西洋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东亚史》《世界地理》《地质学》
1920年下 《西洋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东亚史》《经济思想史》
1921年上 《西洋近世文化史》《中国中古文化史》《史学问题》《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地学通论》《西洋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化史》
1921年下 《西洋近世文化史》《中国地理》《美洲地理》《地学通论》《气象学》《西洋中古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化史》《东亚史》
1922年上 《欧战及战役史》《世界各国气候》《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地理概论》《沿革地理》
1922年下 《历史地质》《中国地理》《沿革地理》[18]
大学期间宽广的国际视野、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深深地影响了包括张其昀在内的学生们，他所在的班级包括缪凤林、景昌极、陈训慈等十多人，后来在学术上均有卓越成就，被吴宓称为南高师—东大“空前而绝后”的一班。[19]1923年7月，随着南高师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牌被撤去，正式并入东南大学。张其昀心念前校，不愿意领取东南大学的毕业证书，遂以南京高师最后一届学生的身份毕业。[20]
张其昀严谨治学，勤于笔耕，认为一生不外五事：“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的渊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的政略与战略中的地位；四曰国力，即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的关系；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培养国家后续新生力量。”[21]他的学术生涯从在《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1期发表《柏拉图理想国与周官》算起，至1935年，张其昀共发表各种论著181种，其中有关地理学的刚好100种。[22]据《华冈学园创办人张其昀著作目录》统计，张其昀共有各种论著2045种，[23]现代学人罕有其匹。刘盛佳指出张其昀“有关地理学的论著约350种，是我国近现代地理学者中发表论著最多的学者之一”[24]。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先后发表了《最近欧洲地理学进步之概况》、《美国之地理学》等学术论文，著译有《战后新世界》（[美]Isaiah Bowman原著，1926年）、《中国地理大纲》（1927年）、《中国民族志》（1928年）、《人生地理学》（白菱汉著，1930年）、《中国经济地理》（1929年）、《人生地理学》（1930年）、《中国军事史略》（1946年）、《论共产主义》（与谢幼伟、翁文灏、章巽合著，1948年）、《罗素之西方文化论》（1948年）等。张其昀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并受邀去美国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校讲学和考察两年，被誉为“纯粹中国学人出国讲学的第一人”。[25]这位南高师毕业的优秀学生，学贯中西，蜚声全球，1957年获得美国西东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还获得美国圣若望大学、韩国庆熙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日本政府赠授的一等圣宝勋章，而世界大学校长联盟也赠之以最高功勋大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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