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危机预示中国经济遇天花板

温州及温州人，先一步享受到开放、人口、城市化等各种政策和改革红利。或许也理所当然地，率先遭遇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天花板。因此，在我看来，解决当前温州经济发展、企业成长所遇到的瓶颈和痼疾，也只有依赖国家层面深层次的改革，甚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又有两位浙江温州的朋友向我诉苦，他们各自有数以百万计的借款“有去无回”。

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一直有增无减。像这两位朋友的遭遇，在眼下的温州，算是较为常见。

相对应的，这场危机也冲击了当地银行业。据温州银监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0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4畅31%，不良贷款额为311畅3亿元。

温州当地一位银行业人士透露，因借贷纠纷实在太多，法院那边现在忙都忙不过来。“民间借贷相关数据没法统计。至于温州银行业的坏账情况，据我了解，比公开的数据还要糟糕。有一些坏账只是暂时被掩盖。”该人士说。

温州人发迹史见证中国经济发展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温州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签。

在改革开放初期，借助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松绑，温州人靠着吃苦耐劳，赚到第一桶金。当时大部分的温州作坊都是从早晨五六点，干到深夜。温州人还远赴全国，甚至全世界打工、摆摊、开店、谈业务。

其后，在中国加入世贸及内需逐渐释放的大背景下，温州企业凭着产业聚集和专业化分工网络，在打火机、皮鞋、包装印刷、低压电器、服装等产业中引领全国，甚至全球，涌现出美特斯邦威、正泰、报喜鸟、森马、盛宇被服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当时，“温州模式”被广为称颂，温州商人也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再往后，凭借资本优势和对市场的敏锐感，温州民间资本对矿产、棉花、房产等资产展开追逐和热炒。尤其是，“温州炒房团”被媒体报道后，名闻天下。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是温州人炒高了当地房价。其实，温州人只是先一步嗅到了地方政府推高房价的利益冲动，分析和预见到其中的投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人们不得不佩服温州人当年的眼光和魄力。

可以说，温州人的发迹和掘金轨迹，见证了三十多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不同发展阶段，包括靠政策松绑，释放活力；靠聚群经济和出口拉动；靠人口红利和内需拉动；靠城市化、房产经济及投资拉动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伴随温州人掘金轨迹的变化，外界对于温州人的感观，也在不断变化：温州小贩→勤劳的温州老板→可恨的温州炒房团→令人羡慕、嫉妒的温州有钱人。

批量式发生的失信行为

不过，“炒房赚快钱”的财富效应，让很多温州人变得浮躁，对炒房有了“路径依赖”，甚至疯狂。对于本来遭遇成长瓶颈的实业，更是失去了耐心和兴致。

到了后面几年，很多温州企业及温州人在外地创办的企业，都变身成了老板们及其家人开展房产投机的融资平台。在当时银根宽松的环境下，受房产投机暴利的诱惑，他们最大限度地融资，甚至靠互保联保制度过度融资。大的温州企业老板，借钱控股、参股楼盘开发；小的企业主，则借钱炒房。

对此，温州当地一家中等规模企业的负责人回忆说：“四五年前，向银行贷款很容易。有的银行还主动上门询问是否需要贷款。”

当时恰逢国家启动“4万亿元投资计划”，货币比较宽松，温州企业向银行贷款不但容易，且利率不高。据我与多位温州企业负责人的交流，当时即使不投机房产，很多温州老板也会忍不住贷款买地、新建厂房，大张旗鼓搞扩张，或者开展其他多元化投资。

从2010年开始，国家开始连续收紧银根，并加大房产调控。房产等各类投资一时无法变现，所以，面对银行的抽贷，一些温州企业只好转向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部分企业很快撑不下去，资金链开始断裂。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消息或传闻不绝于耳。

借贷关系和企业间互保联保一环扣一环，银行当年的抽贷，可以说是，推倒了第一块木板。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温州民间借贷及企业担保链危机一触即发，并愈演愈烈。

现金流出了问题，迫使很多企业主卖房变现。数据显示，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温州房价连续下跌28个月。

因民间借贷危机，不少温州家庭收不回借款；由于房价下跌，很多温州家庭资产缩水。同时，这样的背景下，民间、银行纷纷惜贷，不少温州民企因此举步维艰，连当地一些大的企业也被爆拖欠员工工资。

更严重的是，失信行为批量式发生及信用危机的蔓延，一定程度破坏了一直以来维系当地经济的民间信用体系，这给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要知道，讲信用、互帮互助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借贷，本是温州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为此，尽管没做过缜密的调查，但可以判断，受此次借贷及信用危机牵连的温州家庭或企业比例并不低。如果现在说“可怜的温州人”，或有夸张成分，但现在很多温州人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与此同时，温州这座城市的经济和发展已遇到瓶颈，前景令人忧虑。

“温州瓶颈”的警示

事实上，分析温州人近些年疯狂炒房的原因，除了有非理性的因素，也有其现实的必然性。

其中一个因素是，当地很多产业和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进一步发展遇阻，成长乏力（可以称之为“温州瓶颈”）。其深层次的原因包括：金融配套服务跟不上经济的发展；腐败严重，当地政府的服务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人才和资金严重外流，企业外迁；员工成本及厂房土地价格上涨过快等。

“腐败到处都有。但感觉温州的官员‘吃拿卡要’最严重，服务意识也最差。”一位多年在外经商的温州老板这样说。

谈到温州现在的困境，不知道当初痛恨温州炒房团的人们，会否有些幸灾乐祸。事实上，温州经济当前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人才外流、腐败、金融配套问题，还是人口红利消失等，放眼当前的中国，也一定程度存在。

温州及温州人，先一步享受到开放、人口、城市化等各种政策和改革红利，或许也理所当然地率先遭遇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天花板。

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温州当前的危机，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因素，但目前温州的困境，也预示着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遇到天花板。换句话说，“温州瓶颈”已现，若延续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的瓶颈”也就在眼前。

目前，尚无法判断，温州民间借贷及企业担保链危机是否会继续向外扩散。但“温州瓶颈”给了管理层一个重要的警示，即深层次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分析温州当年的崛起，温州人先富起来的重要前提和大背景是，改革及相关产业政策释放的活力和红利。因此，在我看来，解决当前温州经济发展、企业成长所遇到的瓶颈和痼疾，也只有依赖国家层面深层次的改革，甚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若仅靠浙江或温州自己制定的小政策或措施，肯定收效甚微，无法解决当前其遇到的困境。所以，我一直认为，温州当前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注定将失败。

在当年，很多经济学家和学者研究温州经济、温州模式，全国各地还掀起过一股学习热潮。而如今，温州这场危机及“温州瓶颈”也同样值得讨论、分析、思考和研究。

目前，中国经济错综复杂，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十字路口。“温州瓶颈”对于国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经济决策和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