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洛惨案

1914年5月的一天，当艾维·李正忙于为铁路公司争取更高的货运价格时，他收到了来自美国最大资本家的公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电话。小洛克菲勒询问这位宣传家能否与他见上一面，而李再一次意识到这个会见的邀请将对他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于是当即放下在铁路公司的工作，奔赴纽约。

“我觉得我父亲和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家的媒体和人民误解着，”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小洛克菲勒就直言，“我想请问，你有什么建议能够帮助我们澄清立场”^[1]。

小洛克菲勒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的。事实上，当时洛克菲勒家族的声誉在美国的每个角落都备受指责。小洛克菲勒之前曾努力做到让自己和那些针对他父亲的攻击脱离干系，不过现在还是陷入了谩骂的中心。美国大众激起了对洛克菲勒父子的新一波反感，主因是科罗拉多大罢工，尤其是拉德洛惨案。

此事要追溯到1913年9月23日，科罗拉多南部的煤矿爆发了多达9000人参与的矿工大游行。卷入游行事件的大企业是科罗拉多煤钢公司（Colorado Fuel and Iron Company），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正是老洛克菲勒。然而，老洛克菲勒为了保护整体利益而将责任全部甩给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很多人认为，小洛克菲勒要对事件的发展负责。

彼时劳资冲突不断，工会力量不断崛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初具规模。美国国会于1912年成立了产业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以调查研究工业界在20世纪头10年遇到的问题。根据乔治·P·韦斯特（George P. West）向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科罗拉多罢工事件总结报告，此次罢工是“自委员会成立以来，所有劳资冲突中最严重、最令人不安的一起事件”。他认为，科罗拉多罢工事件为研究工业界动荡局面下的一些主要问题提供了一个无可代替的样本。^[2]

科罗拉多罢工事件涉及了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资本家是否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资本，而不受雇员的任何干涉。另一个问题是，工人能否完全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尤其是在资本家占有一切、控制着工人全部生活的情况下。就拿科罗拉多煤钢公司来说，工人生活在公司驻扎的小镇上，住在公司的房子里，从公司的商店里购买食物，当他们参加选举时，也只好投票给公司推出的候选人。

到了1913年9月，工人对现状的不满终于在罢工中被推向了高潮。工人们收拾好自己的家当，离开公司的住宿区，搬进了附近由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搭建的帐篷。冲突的双方—由当局治安部门支持的公司安保与罢工工人—皆全副武装。10月17日，双方发生了交火，警察开着装甲车穿过了工人们的营区，机关枪将帐篷打成了筛子，好几名工人被枪杀。交火事件让罢工升级到战争状态，科罗拉多州国民自卫队被派来维持当地和平。

不久之后，产业关系委员会开始调查罢工事件。与此同时，小洛克菲勒作为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不断从公司的管理层尤其是董事会主席L.M.鲍尔斯（L.M. Bowers）和总裁J.F.威尔伯恩（J.M. Welborn）那里得到报喜不报忧或歪曲的消息。他们让小洛克菲勒相信，“工人对在矿井的工作状态十分满意，是别有用心的工会试图挑起工人的不满，唆使不成，就胁迫工人罢工”^[3]。

1914年3月，当小洛克菲勒被产业关系委员会叫去出席听证会时，他不过是简单重复了自己从公司高管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表示在公司事务上他会完全站在公司管理层这边。起初，大多数人只是指责他姑息养奸，而几星期后发生的一个事件，让小洛克菲勒彻底陷入了大众批判的狂潮之中。

4月20日，一起意外引发了交火，并导致了数名罢工者死亡。更重要的是，两名妇女和11名儿童在事件中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拉德洛惨案，它让事态彻底恶化：工人们行动起来，矿场遭到攻击并被焚毁，房屋被洗劫一空。全州都笼罩在对极度混乱的恐惧当中。最后，州长不得不向威尔逊总统求救，联邦军队进驻，才平息了这场官方宣称的暴乱。

小洛克菲勒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威廉·格林，国际矿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ted Mine Workers Union）的一位官员，在电报中要求洛克菲勒“停止杀害男人、女人和儿童”^[4]的行为。各大报纸群起攻之。克利夫兰的《传媒》写道：“数十名妇女和儿童烧焦的尸体，向我们展示着洛克菲勒是如何为了获得胜利而不择手段的。”随后，辛克莱（Sinclair）在洛克菲勒位于塔里敦（Tarrytown）的住宅外发起示威。纽约街头愤怒的民众倾听着街头演说家的鼓吹，要求“像打死一条狗一样干掉洛克菲勒”^[5]。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小洛克菲勒的一名传记作者写道，“小洛克菲勒强烈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与美国大众之间有着鸿沟深堑”^[6]（Fosdick, 153）。毫无疑问，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洛克菲勒向自己在报界的朋友亚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寻求帮助。亚瑟是著名社会主义者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的儿子，他知道艾维·李曾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报团下担任过编辑，就向小洛克菲勒推荐了李。

很多人都为小洛克菲勒提供建议，很多人都向他兜售主张。比如有人建议小洛克菲勒在报纸上购买大量的广告版面，以此来抵消批评的浪潮，甚至有人撺掇小洛克菲勒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新闻报纸。更加狡猾的是阿尔伯特·哈伯特（Albert Hubbard）之流，这位杂志出版商和半吊子哲学家提出，可以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为小洛克菲勒辩护的文章，但前提是小洛克菲勒和科罗拉多煤钢公司保证购买几千份杂志。一位名叫C.F.卡特（C.F. Carter）的记者则提出由他来写一本澄清小洛克菲勒名声的书，当然前提是小洛克菲勒要确保这本书必须能卖到一定数量。^[7]

而当小洛克菲勒向李征询意见时，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所有公共关系计划的第一个且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必须确保绝对的坦诚。换言之，不应采取任何不正当的手段。”李坦率地说，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是“最不明智的做法”，并告诉洛克菲勒“不应该花哪怕一分钱，企图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媒体的立场”。相反，李坚持认为，如果煤矿管理者有什么事情需要公开的话，“他们应该亲自表达，坦诚表达，完整表达”^[8]。

所有公共关系计划的第一个且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必须确保绝对的坦诚。换言之，不应采取任何不正当的手段。不应该花哪怕一分钱，企图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媒体的立场。

小洛克菲勒对李的建议表示赞同：“这是我听到的唯一不包含任何不正当手段的建议。”^[9]

但此时李刚好处在自加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以来最忙碌的状态。当小洛克菲勒询问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塞缪尔·雷（Samuel Rea）能否借用李为自己工作一段时间时，雷拒绝了他。但是，这位铁路公司负责人也同意，如果李能保证不影响在铁路公司的正常工作，他也不介意李为小洛克菲勒提供服务。

接下来的七个月真是多事之秋，甚至对于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来说亦复如是。李一直在指挥着宣传战来帮助铁路公司提高票价，直到1914年12月这场战斗才以铁路公司的胜利而告终。在他的“业余时间”里，李又打了一场新的大仗，这就是处理科罗拉多矿工罢工事件。

6月初，也就是在他和洛克菲勒见面仅仅几天之后，李就已经形成了这场公关活动的基本规划。他要求和威尔伯恩（Welborn）取得联系，希望获得这起事件中煤矿管理者方面的情况。但是威尔伯恩给李反馈、提供的主要是反映管理者自身观点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如此偏向煤矿管理者，以至于让李犯下了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过错。

6月的时候，科罗拉多的暴乱已经部分平息下来。联邦军队“看护”着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几乎不再有报纸报道罢工事件。李后来向产业关系委员会坦承，“这是显而易见的，冲突平息后再也没有一份报纸会对罢工感兴趣，也不会刊登任何一则相关消息”^[10]。于是，李发起了他曾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时运用的公关攻势—持续不断、高度密集地将材料投送给全国的意见领袖们。

在1914年6月5日写给小洛克菲勒的一封长信中，李勾勒了自己计划的轮廓，希望获得这位新老板的同意。李建议策划一系列的新闻简报，题目就叫《科罗拉多为工业自由而斗争》。他随信附上了第一辑新闻简报的长篇校样，并对第二辑的主题提出了建议。李之后推出的新闻简报都冠之以同样的主张：“输出‘为工业自由而斗争’的观念可以让工人对自己的行动产生崇高感，消除原来的积怨，所有的简报都尽可能地拿记录文件或其他可被接受的证据来支撑。”“只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散发这些新闻简报，”李说：“我相信在公众中一定会形成热烈讨论。”^[11]

新闻简报主要由一些关于科罗拉多情势的消息报道或评论文章构成，态度明显倾向于维护煤矿管理者。新闻简报的素材由矿场高层组成的委员会提供，其成员包括威尔伯恩、科罗拉多煤钢公司总裁约翰·C·奥斯古德（John C. Osgood）、落基山燃料公司（Rocky Mountains Fuel Company）总裁D.W.布朗（D.W. Brown）。李的主要工作类似于一名编辑：他挑选材料，有时撰写引言或者过渡性章节，负责为新闻简报定调，并监督印刷过程。

这些新闻简报都是在费城印刷的，他后来告诉产业关系委员会：“这是为了使排版变得尽可能高效。”但是新闻简报和标有地址的信封被打包邮寄到了丹佛，再从那里陆续寄出。“如果获得煤矿管理者许可，”李说，“就可以让他们承担新闻简报的全部责任”^[12]。

李告诉产业关系委员会，他因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事务而无法亲自到科罗拉多收集材料。因此，他只是采用由威尔伯恩和煤矿管理者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而正是这些材料让李陷入了麻烦。“公共舆论的下毒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13]如此描述由李发布的第一批新闻简报。^[14]随后，辛克莱受到克里尔文章的启发，直称李为“毒药艾维”，这个绰号后来伴随了李几十年。^[15]

由于这些新闻简报过于偏袒一方，而且经常出现事实性偏差，因而招致许多人的批评。举例来说，“新闻简报第八辑”中引用了的海伦·格伦费尔夫人—法律与秩序联盟（Law and Order League）副主席—的一句话，来论证拉德洛惨案是由罢工者自己导致的。格伦费尔夫人认为大火是由于“一只打翻的火炉或是一次爆炸”而意外引发的，那两名妇女和11名儿童实际上只是在大火中窒息而亡。^[16]尽管事后调查显示，新闻简报描述的情况看起来更加真实，但是克里尔认为，李并没有在新闻简报中包含如下重要事实：格伦费尔夫人的丈夫是一名铁路公司经理，而且她所在的“法律与秩序联盟”成立于罢工事件之后，专门反对支持劳工的妇女和平委员会（Women’s Peace Association）。^[17]

“新闻简报第11辑”的题目为《科罗拉多的报纸编辑们如何看待大罢工》，其中引用了一篇维护煤矿管理者利益的报告。克里尔指出，这份报告的内容基于一次报纸编辑们举办的会议，可全州331位编辑中仅有14位出席了该会议，其中11人在报告上签名，这11名编辑还全都来自煤矿公司所拥有的报纸。^[18]

新闻简报的多数内容从表面上看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事件背后的整体面貌却是虚假的。而这恰恰是李自己经常用来批判“扒粪”记者的地方。

最明目张胆的违背事实的内容是关于工人工资的报道。煤矿管理者委员会给李寄送了一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发布的年度报告，李从这份报告中摘取了比较有名的几位罢工者的工资数据。然而，这份报告中本来是年薪的数据被改成了9周的薪水。这导致了几位罢工工人领袖的工资收入为：弗兰克·J·海耶斯（Frank J. Hayes），9周工资与开销共5720.12美元，折合90美元/天；约翰·麦克伦南（John McLennan），66美元/天；约翰·R·劳森（John R. Lawson），9周工资共1772.40美元；琼斯妈妈（Mother Jones），2688.62美元，折合42美元/天。引用这些数据想要造成的结果，无非是想显示罢工领袖和矿工联合会不过是在为了他们自己谋取利益罢了。^[19]

李在亲身前往科罗拉多对情况作实地考察之前，就编写了这些新闻简报。而与此同时，小洛克菲勒对那些由煤矿管理者传达给自己的信息却变得日益警觉，并焦急地期盼，一旦李能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事务中抽身，就赶紧到矿场作一次实地考察。此前李的计划是在8月份和家人一起去欧洲旅行，但现在只能让家人去欧洲，他自己只身奔赴科罗拉多。李发回的调查报告并不支持之前鲍尔斯和威尔伯恩表达的观点，而且报告显示，新闻简报中掺入了他们过多的个人意见。^[20]

当时小洛克菲勒还聘请了一名产业关系方面的专家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让他主持一个研究项目，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找出科罗拉多困局的核心问题。金也亲自前往科罗拉多，发回了关于局势的一手讯息。自此，李、金和小洛克菲勒三人一道开展了一项游说活动，努力促成“科罗拉多煤钢公司主管们的观念转变，使他们对产业关系持更开明的态度”^[21]。

同时，罢工逐渐步入尾声。双方都已经对事件感到倦怠。1914年12月，也就是罢工延续了8个月之后，罢工者投票决定复工。今天，我们很难衡量李的宣传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结果，但毫无疑问，李的新闻简报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公众对事件的两面都展开了讨论，意见在讨论中得到了一定的中和。

然而事件并未如预想那样结束，美国产业关系委员会再次现身，让这一事件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产业关系委员会虽然由九名分别代表雇主和雇员的成员组成，但其主席—参议员弗兰克·P·沃尔什（Frank P. Walsh）—是一名公开的劳工支持者，许多人指责他主持的不是对情况的调查，而是对实业家的审判。产业关系委员会将科罗拉多罢工定性为扰乱工业秩序的典型案例。

小洛克菲勒再次成为最直接的危机见证者。在1915年1月25日的早上，小洛克菲勒邀请艾维·李和其他职员召开了一次会议。李的弟弟小怀德曼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当职员们讨论到小洛克菲勒出席听证会应该从纽约市政厅的哪个门进去时，其中一名职员杰罗姆·格林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哦，那当然是后门了！”^[22]

这时候，根据小怀德曼的回忆，李忽然站起来并请求发言：“先生们，走后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洛克菲勒先生将和其他人走同样的门进去，必须的。”^[23]

洛克菲勒不仅走的是大门，而且穿过法庭拥挤的中心通道，和那些有名的罢工领袖握手—如琼斯妈妈；他还亲切地与那些曾公开指责他的人打招呼。还有贝拉·齐尔伯曼（Bella Zilberman）夫人，一年前她曾因为组织示威者围住美孚石油大厦而被逮捕，此时也走过来和小洛克菲勒握手。格特鲁德·怀尔德·克莱因（Gertrude Wilde Klein）夫人是一名工会会员，也走过来和小洛克菲勒交谈。在休息时，这位资本家甚至和记者们开起了玩笑，“又得再一次听这个人讲话，真是无趣”。当被问到自己与公关人员的关系时，小洛克菲勒对法庭说道：“如果公关负责人没有讲真话，我绝不会让他们留在我身边。”^[24]

在李的弟弟看来，那气势汹汹、充满敌意的法庭，被小洛克菲勒的表现彻底征服了。^[25]相反，调查的目标却集中在了艾维·李—这位隐藏在资本家背后的公关人身上。

李忽然站起来并请求发言：“先生们，走后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洛克菲勒先生将和其他人走同样的门进去，必须的。”

结果，李先后四天出现在了法庭的证人席上：1915年1月27日和28日，纽约；1915年5月22日和25日，华盛顿。他的弟弟小怀德曼也在法庭上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公关项目作证。在整个作证过程中，参议员沃尔什一直努力证明，李在幕后发挥着重要而神秘的作用，通过不法手段，操纵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煤矿管理者。沃尔什告诉李，委员会正努力寻找造成科罗拉多和其他地方产业境况的责任人，因为洛克菲勒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影响力，所以他自然就成了所有相关雇主里面最值得怀疑的对象。现在，沃尔什想确定是谁促成了洛克菲勒的这一切行为，“洛克菲勒采取的言行是真正出于他的内心，还是别的人的建议，“比如是你教他说的,”沃尔什当庭对李说道。^[26]

李坚持自己一贯的工作理念，他只是一名顾问，他所有的建议就是说真话。他并没有遵循“新闻代理人的老一套理论”，那些人只是把自己从雇主那里收到的讯息交给报社，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些内容发表出来。李说道：“这与我的理念截然不同。我认为雇主本身就应该成为自己的新闻代理人。如果你一定要说像我这样的居间人起了什么作用的话，我觉得仅仅是建议和指导那些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雇主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27]

当被问到这些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被洛克菲勒采纳时，李回答道：“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比洛克菲勒更小心、更尽责、更勤勉地对待每一行以他的名义发出去的文字，不管这些文字是他亲自写的，还是由别人代劳的。”^[28]

李写给洛克菲勒的信件也能帮助他证明自己真正想当一名顾问，而不只是一个发言人。在美国铁路协会（American Railway Guild）发表一场重要演讲后，李将演讲稿发给洛克菲勒，“希望他能够理解我自己在工作上所遵循的那些理念”^[29]。几天之后，洛克菲勒在给李的回信中写道，有人建议他，每当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时，他应该以私人信函的方式来驳斥不实报道。李回复洛克菲勒说他也许会尝试一下这种做法，不过“我们觉得富有建设性、积极正面的公共关系更重要”^[30]。

李坚持自己一贯的工作理念，他只是一名顾问，他所有的建议就是说真话。“如果你一定要说像我这样的居间人起了什么作用的话，我觉得仅仅是建议和指导那些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雇主，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

李坚决反对让小洛克菲勒购买阿尔伯特·哈伯特的杂志以换取支持性报道的建议。“你将意识到，”他在给小洛克菲勒的信中写道，“直到今天，所有的新闻理论仍然规约报道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且来源应当是科罗拉多当地人或其他渠道”^[31]。李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策，即不通过金钱从任何人那里获得帮助。他告诉洛克菲勒，哈伯特也可以去科罗拉多，并在了解情况后发表相关报道，但要明确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计划，且应由他自付费用。

当庭作证的结果显示，李的确自始至终在坚持让小洛克菲勒说真话这一策略，即使策略发生了一定的调整，那也是为了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真相。但是，李在介绍罢工领袖工资收入时犯下的错误却让他陷入了彻底被动的境地。这是产业关系委员会彻查之后，发现的唯一一个可以算在艾维·李头上的伪造篡改事件。参议员沃尔什一直揪着工资收入这件事不放，李承认自己应该为这项错误承担部分责任。^[32]

李自己对此的叙述版本是，前15辑新闻简报被装订成册，题为《有关科罗拉多州争取工业自由斗争的真相》，和其他材料一样，这一合集也是在费城印刷的。而就在它被运往丹佛的途中，李称自己收到了威尔伯恩的电报，说其中一份简报存在错误，询问是否应该在合集中修改过来。李称自己在10月1日回电说，既然这些册子已经在路上了，就建议在丹佛再印刷一张勘误表，并和册子一起密封寄出。“我并不知道错误是什么，”他作证道，“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错误能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33]。尽管电报在10月1日就已经发出，但错误直到次年的1月1日才得以更正，而此时大错已成，无以挽回。

鉴于上述情形，要产业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们断定讲真话是李坚持的一项原则，就似乎有些困难了。委员奥斯汀·B·加勒森（Austin B. Garretson）在李对自己做完上述辩护后询问他：“你的使命是和普通宣传人员相同，还是如你所说，你真心为你的雇主提供事实真相？”这个问题引起了听证会现场的一阵哄笑。

“这取决于您的判断，加勒森先生，”李回答道，“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34]。

沃尔什委员会（这是公众对产业关系委员会更流行的叫法），凭借这个轰动性的调查而登上了全国报纸的头条。但是，这些曝光却几乎没有给李带来任何伤害。大约20年以后，这次关于李的调查产生的影响才得到评估：“由于李才刚刚加入这个新游戏^[35]，他的成功还不太为人所知。他犯下了重大的过错，把煤矿管理者提供的事实和数据当作真相并传播……但是，他的证词成为头版新闻，还有比这更好的个人广告吗？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缺少客户了。”^[36]

1914年12月，无疑是艾维·李事业的巅峰时刻。铁路提价方案在州际商业委员会上被通过。科罗拉多罢工事件也成功得到解决。就在同一个月，国会委员会向外界宣布，正是由于李的努力，才使得上述这两个重大事件的顺利解决成为可能。最后，委员会透露，李现在已经成为老洛克菲勒的左膀右臂。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李站在幕后，操纵着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实业家们，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对于这一说法，李几乎没有作任何修正。

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李站在幕后，操纵着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实业家们，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注释】

[1]Wisehart, op.cit., p.126.

[2]See　George P. West: Report on the Colorado Strike, Washington, D.C.: U.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1915, p.5.

[3]Quoted in Raymond B. Fosdick, John D. Rockfeller, Jr.: A Portrai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6, p.146.

[4]Quoted in Raymond B. Fosdick, John D. Rockfeller, Jr.: A Portrai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6, p.151.

[5]Quoted from Raymond B. Fosdick, John D. Rockfeller, Jr.: A Portrai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6, p.152.

[6]Ibid., p.153.

[7]See Rockefeller-Lee correspondence, in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 cit., Vol.Ⅸ, pp. 8871-8881.

[8]See Rockefeller-Lee correspondence, in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 cit.,Vol.Ⅷ. p.7899

[9]Wisehart, Ioc. Cit.

[10]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 cit., Vol.Ⅷ, p.7899.

[11]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 cit., Vol. Ⅸ, p.8867.

[12]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cit.,Vol.Ⅷ, p.7900.

[13]乔治·克里尔是当时美国一位经验丰富的自由派记者，后来担任一战时期美国军方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战争宣传和新闻审查，因此公共信息委员会又被称为克里尔委员会。—译者注

[14]George Creel: “Poisoners of Public Opinion,” Harper’s Weekly,LⅨ, November 7, 1914, p.436.

[15]Upton Sinclair: The Brass Check,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1936, p.311.

[16]Anon.: Facts Concerning The Struggle in Colorado or Industrial Freedom（Denver: Committee for Coal Mine Managers, 1914）, p.79.

[17]Cree, loc. Cit.

[18]Ibid.

[19]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 cit., Vol.Ⅷ, p.7908.

[20]Fosdick, loc. Cit.

[21]Fosdick, loc. Cit. p.155.

[22]Berlin,op.cit.p.80.

[23]Ibid., p.81.

[24]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15, p.4.

[25]Berlin, loc. Cit.

[26]See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op. cit.,Vol.Ⅸ,p.8718.

[27]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 cit., Vol.Ⅸ, p.8718.

[28]Ibid., Vol.Ⅸ, p.8718.

[29]Ibid., p.8871.

[30]Ibid., p.8871.

[31]U.S. Congress, Senat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 cit., Vol.Ⅸ, p.8881.

[32]Ibid.,Vol.Ⅷ, pp.7899-7901.

[33]Ibid., p.7910.

[34]Ibid., p.7910.

[35]即公共关系。—译者注

[36]“Lee and Company,” Time, ⅩⅫ（August 7, 1933）, p.21.